畸笏絕不是曹頫，不論她怎樣自稱“叟”、“老人”、“朽物一枚”並有“命芹溪刪去”字樣，雪芹竟也聽命，但她絕不是芹之長輩，因而也不是曹頫。“即曹頫”說和其他“舅舅”、“叔叔”說都是完全錯誤的。理由很簡單，批者多次把作者稱為他的“玉兄”、“石兄”，既然作者即曹雪芹曹霑是他的“兄”，所以他斷不可能是雪芹的長輩：舅舅、叔叔、“即曹頫”芹之叔或父，隻能是雪芹之弟、妹或小愛人。世上絕沒有舅、叔或父稱甥、侄或兒為兄的事與理，雖然中國人“禮貌待人”，常不論年齡大小稱人為“兄”，自謙為“弟”，但那是對外人客氣，而對內對自己人則涇渭分明：兄即是兄，弟即是弟，更無父叔稱子侄為“兄”之理！因此畸笏之不是曹頫是顯然的。叔叔、舅舅說是完全錯誤的，十分荒謬的！除非我們能證明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他的叔、伯，例如“曹碩”者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不說未署名的批語，僅公然署名畸笏的批語在庚辰本上即有兩條，其一見第十六回元妃省親前，其文曰：
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賈母等進朝如此熱鬧，用秦業死岔開，隻寫幾個如何如何，將潑天喜事交代完了，緊接黛玉回，璉鳳閑話，以老嫗勾出省親事來，其千頭萬緒合筍貫連，無一毫痕跡，如此等是書多多不勝枚舉。想玉兄在青埂峰上經鍛煉後，參透重關至恒河沙數，如否，餘曰萬不能有此機括，有此筆力，恨不得麵問果否？歎歎。丁亥春，畸笏叟。
另一見於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時，其批曰：
開生麵，立新場，是書不止紅樓夢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讀去非阿顰無是佳音，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畸笏。
這裏“參透重關”，“有此機括有此筆力”的“玉兄”，如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的“石兄”，都是指的作者曹雪芹而非書中之寶玉是顯然的，其中談的都是說此書寫得如何好是讚作者甚明。這是署名的畸批，她稱作者為其兄，所以她不是作者雪芹的長輩，不是曹頫，——芹之叔或父，隻能是作者之同輩：弟、妹或小愛人，不論她如何自稱“叟”、“老人”都是如此。其他如第一回標題詩處的批語：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餘嚐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
及第二十六回之批語：
玉兄若見此批必雲：“老貨，他處處不放鬆我，可恨可恨。”回思將餘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餘何幸也。一笑。
其亦稱作者為“石兄”、“玉兄”，批書人是作書人曹雪芹的弟、妹或小愛人是顯然的。說她是曹雪芹的“舅舅”、“叔叔”、“即曹頫”雲雲是完全錯誤的！
在當時那種“女兒筆墨不得外傳”的封建社會裏，作為“風塵女子”，她自稱“先生”、“叟”及“弟”、“小子”之類以瞞人眼目，是極自然的事。否則能怎麼稱呼呢？至於批語中有“命芹溪”字樣，雪芹竟也聽命，刪去天香樓一段，是絲毫也表明不了她是雪芹長輩，因而可能是曹頫的，亦如第五十回聯句，“林妹妹”也有“推寶玉命他聯”的事實，誰能說林妹妹是寶哥哥的長輩呢？同樣，第四十四回也有鳳姐“不命”賈璉“進來”的敘述，能說鳳姐是賈璉的長輩，是叔叔、舅舅嗎？可見愛人或妻子也是可以“命”或“不命”的，而戀人或丈夫也常受“命”行事。一見“命”字即認定為長輩，一見“叟”字即認定為老頭，如此判斷也未免太那個太簡單武斷，太表麵化，太有失專家水平了！如是又稱“兄”，又“命”令，正表明批書人是作者愛人，如周先生早就指明的那樣，而不是相反。
“畸笏即曹頫”和其他“舅舅”、“叔叔”說一樣都是不能成立的極明白的錯誤，是一種曆史的倒退，希望學術界再不要搞這類名堂了。
1994年9月21日改定
四、寄托理論與《紅樓夢》的文化淵源
對若幹曆史詩歌的解說
唐人韋應物的《滁州西澗》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是一首文思並茂的好詩，千百年來為人稱誦。解放後出了許多《評注》，都不甚妥。今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紅樓夢學刊》常委林冠夫先生在大作《索隱派紅學的文化淵源》中，對韋詩再次作了解釋。他說：“很顯然這是一首寫山村渡口的風景詩，流水岸邊，細草叢生，黃鸝在樹林的枝葉深處鳴叫，向晚的潮潤的空氣，急雨欲來，渡口的小船，因沒有人而橫著漂浮。詩寫得極美極有情致，但詩論家們卻把它解釋作感歎朝政的政治詩。”
林先生的觀點自有其“高明之處”，文也寫得“極美極有情致”，但卻令人不敢苟同：第一，從空間看，幽草、深樹、黃鸝是“澗邊”兩山間的小水溝邊的景物，而渡船是原野中大河邊因河水較寬較深，已不能搭木橋通過，而需要用船來擺渡的河邊——的景物，那裏是山，這裏是野，那是澗，這是河，本非一處，吾實不知林先生如何將其弄在一起，組成一幅風景畫或一首風景詩？第二，從時間上說，前兩句是白天潮雨來前澗邊的景色，末一句是晚上潮雨來後河邊的景物，吾亦不知林先生等是怎樣跨越時間界限，把兩者拉到一起，湊成“山村渡口風景詩”的？更令人不解的是：韋詩中明寫的春潮帶雨晚上來得很急，很迅猛，怎麼在林先生那裏又變成了“急雨欲來”而實際尚未來呢？
事實上這是一首寫“春潮”為害、哀生民多艱的詩。首句寫春潮來前，陽光明媚，澗邊的幽草青蔥可愛，比百花還雅致美麗，故曰“獨憐”。次句黃鸝鳴於深樹，是承上句進一步寫澗水兩旁山坡上的景物，黃鸝在綠陰深處歡樂地鳴叫，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第三句是一轉，形勢驟變：春潮帶著驟雨於晚間突然降臨，來得很急、很迅、很猛，急雨驟降，結果自然是山洪暴發、河水泛濫，不但岸邊的小草、黃鸝都被衝走了，不見了，連河邊的村落也被淹沒了，村民包括擺渡的船夫都被巨浪吞沒了，不知去向了，故結句一片荒蕪：隻有空蕩蕩的渡船，獨自孤單地橫臥於水畔灘頭。夜晚是格外的淒涼。詩雖然未明寫山洪暴發、村民被淹的具體情況，僅僅通過潮雨降臨前後的對比，中間悲慘的情況就盡在不言中了！如果我們但“以辭而已”，孤立地，片麵地，隻看一字一句：幽草、黃鸝、深樹、渡船，自然也可以湊成一幅“山村渡口的風景”畫，或一首風景詩，“極美極有情致”，但卻和韋應物全詩表達的“誌”
韋詩的主旨完全背道而馳了！
因此，說這是一首風景詩，如何美種種，是不對的，愈稱讚愈不對，而說它是一首感歎民生疾苦的詩，倒是“很顯然”的。這也正是韋應物之所以是偉大詩人，韋詩之所以千古傳誦（值得傳誦）的原因。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文學家對此類“很顯然”的問題，總是弄不明白，不斷曲解而又隨意褒貶他人。
更進一步看，韋詩是否有更深層的象征性的寓意或寄托，“興發乎此而義歸於彼”，以自然災害來隱喻社會災害，以山洪暴發寓社會動蕩藩鎮之亂，難以斷言，但兩者確有類似之處，易於觸發聯想。那場戰亂確如山洪暴發一樣，席卷全國，凶猛殘暴，狂濤過處，但見白骨遍地，千裏荒蕪，可憐的小百姓們即“小草”、“黃鸝”的安靜的生活，遭遇了一場空前未有的政治災難，浩劫過後一片荒涼。從此形勢急轉直下，盛唐時繁榮昌盛的景觀，終於一去不返這樣解釋，把它看成是一首反映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詩，又有什麼牽強附會之處呢？這樣“言此意彼”，“興發乎此而義歸於彼”的詩論家們的觀點又錯在哪裏呢？一切（包括每一句、每一字）不是都很合理、很確切嗎？
當然，像林文說的那樣，“澗邊幽草指小人在位，（‘獨憐’何意？）鳥鳴深樹指才智之士不得施展才能，急雨欲來（也是欲來！）指時局岌岌可危，野渡無人指朝中無才士當政，舟自橫，指朝政混亂”這確是牽強附會。韋自然有小人在位，君子難展其才之意，但如此解釋隻是某些人對中國古代正直的人民詩論家的深刻思想有意無意的曲解罷了。
關於李商隱的《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詞，卻是襄王夢覺遲。
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林先生的解釋也與本人截然相反。在我看來這明顯的是一首政治諷喻詩，是刺曆代，尤其是李自己生活時代的君主的政治詩，不過是采用了借古諷今的手法而已。開首他即明確點出宋詩是有微詞的。而宋玉之所以有微詞，不能怪他，非關他自身，原因卻是襄王整日昏聵不醒，荒淫無度，不但不聽勸諫，甚至妄加殺戮，所以宋玉才不得已寫了《高唐賦》，用隱語微詞加以譏諷。詩的重點當然是後兩句，商隱關心的是《高唐賦》後的新襄王——新君主們，他們是否醒覺呢？不，他們依舊整日昏睡不覺，佳麗三千，餓殍百裏。偶有“聖君”也隻是清醒一時，略有作為，終又醉生夢死，以致奸邪當道，虎狼橫行，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因此才有一代又一代新的宋玉們——正直的詩人，寫了一首又一首新高唐賦予以譏諷。“楚天雲雨盡堪疑”，商隱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盡堪疑”沒有不可疑的。李的《有感》感的也就是這兩點：一是曆代君王均不夢覺；二是曆代詩人也總是微詞不斷。他生活的時代也不例外，他自己也隻能借此予以譏諷。作為臣子他自然希望天王聖明萬民樂業，但他沒趕上這樣的時代，所謂生不逢時，無可奈何了！
但是林冠夫先生卻認為是李商隱批評人們“對宋玉作品的誤解，說明宋玉作品有寄托之作，但後人卻把所有作品都認為有寄托”，甚至是專為駁斥“有人搞那套深文周納的名堂”才寫了此詩的。義山自己正是搞“深文周納”，“言此意彼”，借言曆史上宋玉刺襄王以刺今日之襄王的。作為一個正直的關心人民疾苦的詩人、文學家，麵對封建社會的荒淫君主，腐敗的政治，能沉默不語、超然物外或高唱讚歌嗎？而要譏諷，除了搞隱語微詞、言此意彼、旁敲側擊、隱晦曲折的筆法，即所謂“春秋筆法”或“雜文筆法”外，又能采用什麼方法呢？
事實很顯然，由於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封建專製社會，和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更加不斷有文字獄發生，因此，除敘事詩、抒情詩多采用“賦”、“興”的方法，即描寫、抒情的方法外，諷喻詩，就不能不多采用“比”法。用比喻的方法去諷刺世事，直至最高君主。涉及的人事愈重大，文字也就愈加曲折和隱晦，往往“發於蒼蠅芥豆之微，而歸結及於政局”。因此，曆代詩論家才總是用這種觀點去評價古代文學作品，尤其作為“正聲”的詩作。而我們的某些評論家則總是拋開中國古代社會的現實，用西歐資本主義時代或今日社會主義時代的洋理論、新觀點去套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和古典文學，未免圓鑿方枘，背謬不倫，錯誤百出又以真理自命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說到朱慶餘的《近試上張水部》及朱熹的《觀書有感》，因詩作者已明白地標出了題目，林先生未有公開否定是“有寄托”，“言此意彼”的作品，是借新婚女子的情態寫自己近試時的心理，借池塘水色寫讀書的體會。結語卻說“這一類的詩，如果不是題目標出，誰會想到它是別有所指呢？”其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是“很顯然”的。
這一類的詩和前敘的政治諷喻詩不同，它的“言此意彼”使用“比”法，或喻體，不是不得已，為了掩護而故作曲筆，而是為了表達得更確切、鮮明、生動、形象，和“學如逆水行舟”類同。試想我們自己處在朱慶餘的情況，心理究竟怎樣呢？使用什麼詞句問張才最確切？其方式雖有多種，但“像小媳婦拜見公婆前一樣”，卻是最為確切的，而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也是最佳表達方式，比得貼切、恰當，淋漓盡致。
同樣，如果我們真正讀書有得，體會過那種一旦貫通、豁然開朗、清思妙想不斷湧來的感受，自然也會懂得，朱熹的詩實在是寫得非常漂亮的，非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難以曲盡。所謂“指事類情”、“觸類旁通”、“含蓄蘊藉”、“餘香滿紙”。對此毫不欣賞，無動於衷，甚至認為是牽強附會，胡說八道，隻能表明我們自己和前賢的差距是極為遙遠的，要達到人家的水平千古不磨的水平，還需要狠下一番工夫去學習探索，才有可能達到那種境界，或終生不達。
附帶說一下，他對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的“試”字的解釋也是不對的。這裏的“試”，不是禮部的會試，禮部考場的筆試，那一關，文章好壞已經過了（如小媳婦入過洞房了），現在是殿試，是皇帝麵試，當麵召對，即所謂的“金殿對策”，因為即將麵見皇帝，所以他才像停紅燭後即將拜見公婆的小媳婦一樣的不安。小媳婦擔心的是“畫眉深淺”，朱氏擔心的則是對答的深淺：是深入分析痛陳利弊，還是委婉敘述點到為止？解作“進士考試前”問張籍：“我這樣的文章有無錄取的希望”，和朱詩表達的內容即朱慶餘的本意相距甚遠。
由是看來，林先生對這幾首詩的解釋都是不當的。那麼他的總結論寄托理論是謬誤的索隱派的淵源有多大的可靠性就難說了。
為進一步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再舉一些例子來說明以白居易為代表的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古老《詩經》中的《碩鼠》即是典型的例子。文曰：
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如果反對“言此意彼”的寄托理論，那就是認定這真是一篇寫大老鼠的詩作，而那樣一來，就不好解釋，詩何以要說養你多年，你不報答我，不照看我，不表揚我等文句，更何以解釋主人竟要遠逝流亡他鄉，以避其害。但如果用寄托理論去分析，詩是以“大老鼠”比擬壓榨民脂民膏的大官僚地主，封建統治者，說他們白吃人民的飯而不知回報，因而想流亡他國以避其剝削，這不是很自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