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粱國與楚國相鄰，兩國在邊境上各設界亭，亭卒們也都在各自的地裏種了西瓜。
粱國的亭卒勤勞，鋤草澆水，瓜秧長勢極好；而楚國的亭卒懶惰，西瓜秧自然長不好，與對麵西瓜田的長勢沒法比。楚國的亭卒覺得失了麵子，有一天夜裏偷跑過去，把粱國亭卒的瓜身全給扯斷了。粱國的亭卒第二天發現後氣憤難平，報告給邊縣的縣令宋就，並說：“我們也過去把他們的瓜秧扯斷好了！”
宋就說：“這樣做當然是很卑鄙的，我們明明不願他們扯斷我們的瓜秧，那麼我們為什麼再反過來扯斷人家的瓜秧呢？別人不對，我們再跟著學，那就太狹隘了。你們聽我的話，從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給他們的瓜秧澆水，讓他們瓜秧長得好起來，而且，你們這樣做，他們一定會知道的。”
梁國的亭卒聽了宋就的話後覺得有道理，於是就照辦了。楚國的亭卒發現自己田裏瓜秧的長勢一天好似一天，仔細觀察，發現每天早上瓜地都會被人澆過，而且是梁國的亭卒在黑夜裏悄悄為他們澆的。楚國的邊縣縣令聽到亭卒們的報告，感到十分慚愧，不由得非常敬佩梁國的亭卒，於是把這件事報告了楚王。楚王聽說後，也感於梁國人修睦邊鄰的誠心，特備重禮送梁王，既表示自責，亦表達酬謝，結果這一對敵國成了友好的鄰邦。
為別人文過飾非，實在是個搞好關係的好機會。當別人在眾人或是你麵前犯了錯，你一定要抱著吃虧的心理，幹脆給他個麵子，幫他一把，千萬別“暴而揚之”。
心理學家提醒我們，不要害怕吃虧。鄭板橋的“吃虧是福”的拓片為很多人所珍愛，然而真正領悟其中真諦的，恐怕為數不多。實際上，許多人在交往中都是唯恐自己吃虧，甚至總期待占到一點便宜。然而，“吃虧是福”確實有它的心理學依據。“吃虧”是一種明智的、積極的交往方式，在這種交往方式中，由“吃虧”所帶來的“福”，其價值遠遠超過了所吃的虧。這有兩方麵的原因：
一方麵，與別人交往中的吃虧會使自己覺得自己很大度、豪爽、有自我犧牲的精神、重感情、樂於助人等等，從而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同時，這種強化也有利於增加自信和自我接受。這些心理上的收獲。不付出是得不到的。
另一方麵，天下沒有白吃的虧。在朋友交往中都遵循著相類似的原則。我們所給予對方的，會形成一種社會存儲，而不會消失，一切終將以某種我們常常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報給我們。而且，這種吃虧還會贏得朋友的尊重，反過來將增加我們的自尊與自信。
姚崇是唐玄宗時期有名的宰相。在姚崇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叫張宗全的秀才便是深諳做人、為友之道的高手，並因此受益。
姚崇年輕的時候和張宗全一起求學。一次，老師要姚崇與張宗全就某個題目做一篇文章，兩天之後交卷。他們下去都精心做了準備，將自認為寫得最好的一篇交了上來。事有湊巧，姚崇與張宗全所寫的內容幾乎完全一樣，且觀點也相當一致。這如何不使老師為之惱火？沒想到自己門下最得意的兩門生敢剽竊他人作品，這如何了得？
看到這種情況，姚崇據理力爭，聲明文章絕非剽竊。張宗全的作品也非剽竊他人，但為了平息老師的怒火，張宗全就對老師說：“前兩天與姚崇兄論及此題，姚兄高談闊論，學生深感佩服遂引以為論。”
老師聽到這番話，也知錯怪了兩位學生，就平息了心中怒火。事後姚崇心裏為此深感佩服，為張宗全的廣闊胸襟所感動。姚崇當宰相後，遂向唐玄宗推薦此人，唐玄宗在親自考核張宗全的才華之後，便封了他一個正三品官銜。
因此，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場合，自己吃些小虧，做些讓步，看似糊塗，其實聰明。張宗全送個人情給對方，使姚崇一輩子都記住這個人情，最後張宗全反而獲得了榮華富貴。
不過，在不怕吃虧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不要過多地付出。過多地付出。對於對方來說是一筆無法償還的債，會給對方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人覺得很累，導致心理天平的失衡。這同樣會損害已經形成的人際關係。這種例子屢見不鮮，我們常常會聽人抱怨：“我對他那麼好，付出了那麼多，為什麼他反倒開始不喜歡我了？”殊不知，正是自己付出的太多，才損害了兩個人的關係。
所以，對朋友不要怕吃虧。平時多吃點“虧”做友情的長線投資，那麼將來的路會越走越寬。朋友間，不怕吃虧的人怎麼會真正吃虧？
政商合作，互惠互利
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形勢下，特別是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在全國各地的強拆事件中，地方政府與地產商的關係一直比較複雜，向來為人詬病。
綠地公司董事長張玉良並不避諱“政商合作”這個話題，他在描述一種透明的、互惠互利的政商關係時，總是暢所欲言，津津樂道。綠地的成功經驗，為我國的房產開發商找到了一條“政商合作”的康莊大道。這樣的成功經驗不僅在房地產領域具有參考價值，在其他任何商業領域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
1992年，36歲的張玉良辭去上海市農委住宅辦副主任職務“下海”經商，領銜組建了由上海“農委”、“建委”下屬4個企業共同出資2000萬元發起的上海綠地（集團）有限公司，開始進軍房地產行業。
作為政府官員出身的商人，張玉良在把握政府關係上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往往能夠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問題，在換位思考中把握企業的發展方向。在上海，綠地從參與舊城改造起家，到近年來高調進入保障性住房領域，始終與政府、政策保持著一致的步調。與政府密切合作當然不是張玉良唯一精通的生意經，但綠地以此為根本，廣泛複製，一以貫之，的確獲得了他人所難以企及的成功。
2001年底，在上海本土發展了近10年的綠地開始向外擴張，實施“全國化戰略”。張玉良認為，“上海的市場就那麼一點，土地又那麼緊張”，而綠地“錢很少，底子很薄，但有智商，有品牌效應，有專業團隊，在外省競爭應該會有明顯的優勢”。很快，綠地以每畝4萬元的價格獲得了南昌城郊的1200畝土地。這裏屬於丘陵地帶，房子可以建得錯落有致，方便布局，而更讓張玉良看重的是，南昌市即將進行大規模城市化建設，這裏距市區僅兩三公裏，自然首當其衝，有著巨大的贏利空間。綠地此舉不僅滿足了當地政府的需要，獲得了政府的認可，還準確把握機遇，第一時間選擇了絕佳的投資地段，可謂一舉兩得。
時隔不久，南昌市決定開發紅穀灘新區，很多地產商並不看好，一時無人問津。但張玉良又是第一個進行了開發。他認為，這是與政府打交道：“我不能不賺錢，但我不是靠犧牲政府的利益。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想過。反過來，當地政府覺得需要我增加一點成本時，我還會增加。他們可能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潛力，但我認識到了他們的潛力。我們不是做成一筆買賣就結束，我相信這個項目做完他們會一直希望我們留在這裏，因為他們對我們信任了，放心了。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我一直盡可能通過我的智慧而不是其他東西多賺錢。”
在這一合作理念的指導下，張玉良獲得了更多的機會。2006年到2009年，在開發商紛至遝來的南昌市紅穀灘，綠地先後開建了梵頓公館、楓丹白露、中央廣場等商用或住宅項目。其中，中央廣場位於紅穀灘中心區，總麵積43萬平方米，包括兩座180米的超高層寫字樓、大型國際商業中心、超五星級酒店、高檔公寓、現代文化娛樂中心等重點建築。2009年6月，江西省委書記親自到場宣布項目開工，數位省委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也分別致辭。在綠地表示還將為江西“光明。微笑”工程捐款100萬元時，南昌市委書記表示：今後他們將牢固樹立“企業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責任，企業的滿意就是我們的標準，企業的成功就是我們的價值”的理念，始終為包括綠地在內的重點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2009年，江西省政府要在南昌市建“迎賓館”，曾兩次前往上海與綠地洽談，張玉良兩次均以“長線投資太大”為由婉言謝絕了。後來，江西省政府招商半年無果，不得不再次趕赴上海約請綠地。“當地政府這麼信任我們，我們不能不做。”但張玉良希望當地政府捆綁500畝住宅用地給綠地，一方麵為“迎賓館”的建設提供現金流，另一方麵可以借此向銀行貸款。最後，張玉良如願以償。“我崇尚一條：你要想讓人家支持你，你就必須滿足他的要求，並且這是雙向的。當他覺得這件事不會贏，即使勉強同意，後麵也做不好。所以一定要坦誠談，他要的你要滿足他，你要的你也提出來，要找到他能承受的跟你能承受的結合點，這才是關鍵。”
憑借這樣的合作原則，綠地不僅在江西地區取得了異常輝煌的業績，在其他地區同樣捷報頻傳。張玉良強調，這些項目都是與政府協商後掛牌取得的，是“規範的市場化運作”，其他地產商一般很少參與，畢竟像綠地這樣在時下比較荒僻的地區投資幾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的大型項目，對很多開發商來說都是件值得思量的事。張玉良舉例說，在徐州新城，香港新鴻基拿到了一塊地，但3年沒有開工。最後，徐州市政府向綠地求援。幾個月後，綠地的項目就正式在這裏動工了。
像綠地這樣精於“政治”生意經的開發商，很好地滿足了中國二、三線城市政府“做新做大”的強烈欲望。所以，政府很希望他們能夠進入，有時甚至不惜巨大的代價。這或許正是張玉良堅持住宅與商業並舉，將超高層建築作為商業地產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