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規矩，行走方圓
古語道：“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眾之人當寬嚴互存。”處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應嚴正剛直，處天下紛爭的亂世，待人接物應隨機應變、圓滑老練，處在國家行將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圓並濟、交相使用；對待善良的人，態度應當寬厚；對待邪惡的人，態度應當嚴厲；對待一般平民百姓，態度應當寬厚和嚴厲並用。這裏所說的道理就是為人處世應該遵循的方圓之道。
關於方圓，古人早提出了精辟的觀點和闡述。老子的理想道德是自然，是天地，是天圓地方；孔子的理想道德是中庸，是適度，是不偏不倚。他們的理想歸根到底就是一種外圓內方的處世藝術，力求讓人在正義和生活的天平上保持著微妙的平衡。
南懷瑾先生借用了《資治通鑒》中的一個故事，向我們闡述了這個道理：一次，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問文武百官：“你們說我是明君呢，還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趨炎附勢之徒，紛紛說道：“大王是一代明君。”正當魏王飄飄然時，問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卻說：“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潑了一盆冷水，問：“何以見得？”任座說：“大王取得了城池，沒有按順序分給您的弟弟，而是分給了您的兒子，可見您是昏君。”魏王惱羞成怒，命令手下把任座趕了出去，聽候發落。接著問下一個臣子，這位大臣說：“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問：“何以見得？”這位大臣說：“臣曾聽說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現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這樣的直臣，可見大王是明君！”魏王聽罷，覺得有理，急忙命人把任座重新請了進來。上文中第一種人一心曲意逢迎，為人圓滑卻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過於剛正，險些因之獲罪；最後一位大臣，柔中帶剛，既使魏王喜悅，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處世之道，即內方外圓之道。
“方”乃做人之根本，“圓”乃立世之道。縱觀人的一生，無非是做人與做事兩個方麵。為什麼銅錢是內方外圓？這就是中國辯證哲學的集中體現，做事要方，做人要圓。凡事都在圓中預，方中立，這是古人謀事的原則，也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世間事物都在方圓之中，而方圓又恰好是曆史和哲學的辯證。
清朝光緒年間，孫中山剛剛從日本留學歸國。有一次，在路過武昌總督府時，他想見一見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於是便讓守門人傳一張便條進去。張之洞打開這張便條，隻見上麵寫著：“學者孫中山求見張之洞兄。”張之洞沒聽過這個人，好奇其有如此大的口氣，於是問道：“他是什麼人？”守門人說：“一個書生。”張之洞非常不高興，提筆在條子上寫道：“持三字帖，見一品官，白衣尚敢稱兄弟？”守門人出來，將條子遞給孫中山，孫中山看過之後，從容地在條子上寫道：“行千裏路，讀萬卷書，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門人又將條子傳了進去，張之洞看過之後，連忙說：“請！”
孫中山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可見其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氣和不懼怕權貴的精神。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孫中山運氣好，恰遇君子，否則遇一昏官，早給他閉門羹了。當時身在高位的兩廣總督能折服於孫中山的氣勢，也可看出張之洞的器量以及識才愛才之心。張之洞初以規矩來要求他人，不肯見布衣書生；但後為其魄力和骨氣所動，欣然接見，也算破了自己的“規矩”，堪稱圓潤變通的典範了。
為人處世，的確需要一顆方正的心。但是有方無圓，則性情太剛，太剛則易折。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憤世嫉俗，牢騷滿腹，自命不凡卻又處處碰壁，遇挫折缺少變通，很容易歇斯底裏，自暴自棄，把自己推向極端。有圓無方，則謂之太柔，太柔之人缺筋骨，乏魄力，少大誌，在生活中難以有大作為。所以方圓相生才是為人處世之本。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圓是處世之道，是妥妥當當處世的錦囊妙計。隻有內方，具有正直的品格，為人處世才能無愧於天地，但是月滿則虧，水滿易盈，過於剛直則易折，因此凡事要學會變通，要講究圓融，即外圓。外圓是以萬變來處理內方這一不變。懂得這一道理，行走於人世間就會隨心所欲了。
比難得糊塗更難的是“裝糊塗”
我們知道，“愚不可及”是一個貶義詞，是說一個人蠢到家了。如果誰不小心被套上了這個詞，那麼這個人必定是愚蠢至極。但事實上，愚不可及有時卻是一種非常高明的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