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看這則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用鮮血換來了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齊國“太史簡”體現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無愧天地也。
為此，南懷瑾先生告誡我們說，世間之事，當不問成敗，隻問是非，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當得起“問心無愧”四個字。一個人的是非功過，絕非取決於片麵，唯有盡心盡力，俯仰無愧，謙衝自牧，有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能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則，短視近利，縱然叱吒一時，仍會淹沒於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漣漪。人生一世，不卑不亢，沒有傲氣卻有傲骨，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做人如此，夫複何求？足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第三樂之中雖隱隱透出孟子欲攬天下入懷的理想和一點大丈夫的自負，但是南懷瑾先生說，我們不妨這樣解讀：這是一份將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會責任和社會關懷，這樣的快樂是眾樂之樂。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思想家，總是想讓自己的思想發揚光大，惠及天下蒼生。而其唯一的途徑就是“傳道授業”，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傳播、發展並最終使天下百姓獲益，這是真君子所為，豈不是人生一大樂事！
南懷瑾曾講過這樣的故事：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學者，“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祖父，史書上稱他為“名儒”。他自幼喜好讀書，學習十分刻苦。據說他曾有6年時間不脫衣睡覺，困倦難耐時就躺一會兒，起來再學。後終學有所成，因懷才不遇，便返回家鄉河東教授學生。當時慕名來他門下求教的弟子多至千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臣房玄齡、魏征等人，都是王通的門生。他的學說在當時流傳很廣，名氣很大，為此，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一些古書上還說，正是因為王通給魏征、房玄齡等唐朝初年的著名臣相們講學論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後將近300年的大業。
王通這個儒家學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國的最強音。可見他真正體會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第三樂，並因之開辟一代盛世景象，名垂千古。英才皆由自己教化而出，桃李滿天下，人生若此，豈有不樂之理？
盡享天倫，無愧於心，且與天下蒼生同歡樂，孟子的“君子三樂”，從個人而天下，真是道盡人生最大樂事。人生不滿百，求的就是一快樂。快樂有很多種，而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絕不會局限於自身之樂，正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天下人快樂，我就會更快樂。
淡對榮辱，人生古刹升起平和的祥雲
孟子一生不得意，他的思想不為當世君主所接受，還受到各種中傷。但他為人豁達，說“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意思是我的思想如果可行，那麼自然會被推行。如果行不通，我自己也會見勢而止。而行得通、行不通則不是人力可以決定的，需要靠天意了。
南懷瑾先生認為，這句話正體現了孟子的人格魅力，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得機會，救天下，救國家，救社會；不得機會，則自己修身養性，寵辱不驚，一切處之泰然。
南懷瑾先生說，人須能用物而不為物用，不為物累，但能利物，才能成為無為之大用。人生在世，或得意，或失意，寵辱境界的根本症結所在，皆是因為有身而來；寵，是得意的總表相。辱，是失意的總代號。當一個人在成名、成功的時候，若非平素具有淡泊名利的真修養，一旦得意，便會欣喜若狂，喜極而泣，自然會有震驚心態，甚至得意忘形。
古今中外，無論是官場、商場，抑或情場，都仿佛人生的劇場，將得意與失意、榮寵與羞辱看得一清二楚。南懷瑾先生用三國諸葛亮的一句名言鞭策我們要不因榮辱而保持道義：“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棄，貫四時而不衰，曆坦險而益固。”所謂得意失意皆不忘形，寵辱而不驚，便是此意。
“寵辱不驚”這個詞來源於一個真實的曆史故事。唐代有一個人名喚盧承慶，字子餘，為考功員外郎，專司官吏考績，因其秉事公正，行事盡責，廣受讚譽。一次，有個官員發生了糧船翻沉的事故，應受到懲罰，於是他給這個官員評定了個“中下”的評語，並通知了本人。那位受到懲處的官員聽說後，沒有提出意見，也沒有任何疑懼的表情。盧員外郎繼而一想：“糧船翻沉，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個人能力可以挽救的，評為‘中下’可能不合適。”於是就改為“中中”等級，並且通知了本人。那位官員依然沒有發表意見，既不說一句虛偽的感激的話，也沒有什麼激動的神色。盧員外郎見他這般，非常稱讚，脫口稱道：“好，寵辱不驚，難得難得！”於是又把他的考績改為“中上”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