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無伯樂，乃千裏馬之大不幸。而遇一不能善用人才的領導，卻是人才之大不幸。因為，你也隻能在泥沙遮不住珍珠光彩的信念中埋沒一生，在“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嘲中抗爭一生。而對領導者來說，善於用人，則家業興盛；埋沒人才，則既壓抑了人才的發揮，也不利於自己事業的發展。
在其位，善謀且隻謀其政
中國自古就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說法，其有四個方麵的含義，即“在其位，謀其政”、“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中“在其位，謀其政”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最重要的原則，作為一個領導者必須深諳此道。
一次，齊宣王問孟子：“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即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孟子答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說，要人做背著泰山以超越北海的事情，如果他回答不能做到，那是真的不能，但是讓他為長者折一段樹枝，他如果說不能，那就是有這個能力而不去做了。
南懷瑾先生對孟子這一比喻進行了闡釋，即一個普通人當然做不到“挾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集中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當別論了。這裏孟子是暗示齊宣王，你有施行仁政的權力和能力，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隻是你肯不肯做而已。正是在其位，就要謀其政也。
三國時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諸葛亮身居丞相之位，兢兢業業，鞠躬盡瘁，他一直堅持事必親躬，處理政務通宵達旦，極度辛勞，以致身體日漸消瘦。雖然諸葛亮乃曠世之才，可他的事必親躬，已經超出主管政事的權限。長此以往，健康不僅受損，辦事效率也會降低。這時，蜀國主簿楊顒“以家論國”，誠心勸諫諸葛亮，“處理政務有一定製度，上下不能超越權限而相互侵犯”。
楊顒是如此勸諫諸葛亮的，他說：“一家中主人負責持家，男仆負責種地，女仆負責做飯，雞負責報曉，狗專門吠叫防盜，牛的任務是馱運貨物，馬專門在出遠門時使用。隻要職責明確，主人的需求也就可以滿足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主人要自己包攬所有家務，不再分派任務給其他人。於是，主人耗時耗力，弄得身疲力乏。究其原因，是他丟掉了當家做主的規矩。”諸葛亮聽後，覺得非常有理，放權於別人，並不失為政之道理。因此他欣然采納了楊顒的建議。
這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道理，隻有各司其職，才能出效率，出成績！不在其位，可以不謀其政。相反，如果一旦身在其位，就必須善用其權，該做的、必須做到，不僅要做，還要做好。否則，於人於己，於家於國，有害而無利也。
清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裏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官員死了之後去見閻王，自稱清廉，所到之處隻飲一杯水，不收一分錢，自認無愧於心。不料，閻王卻大聲訓斥道：“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員辯解：“某雖無功，亦無罪。”閻羅王又言：“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
這個故事對古代庸官刻畫得入木三分。這種庸官的形象放在今天，就是“不求有功，隻求無過”的態度和形象：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政令不暢，雖然兩袖清風，但卻無所作為。而庸官之害恰恰在於其“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不能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誤國誤民。想要成就一番事業的領導必須剔除這種庸官的邏輯。
所以古人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為官者需要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明君也好、清官也好，為民辦實事的縣長、局長也好，或者是各個企業的領導也好，既然有了一個足以施展抱負的位子，那麼就應該在位子上盡心盡力，出謀劃策，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到最好。如果一個人在其位而善用其權，在複雜的競爭中，能適時放權，收斂自己的鋒芒，本分行事與適時突破相結合，那麼他就能在自己的生存圈子裏遊刃有餘，且不會成為庸人，虛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