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其所安”，就是說看他安於什麼，也就是平常的涵養。比如心浮氣躁，比如急功近利，比如眼紅心跳，比如一有成績就自視甚高、目中無人，比如一遇挫折就垂頭喪氣、怨天尤人，等等，都是沒有涵養的表現。這樣的人，做事有可能半途而廢，交友有可能背信棄義。隻有踏實安靜而不被身外之物所包裹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想想吧，越王勾踐如果沒有靜心，怎麼能臥薪嚐膽？司馬遷如果沉不下心，宮刑的痛苦還不纏繞終生，哪還有什麼心思寫《史記》？韓信如果沒有靜心，早成為流氓的陪葬品，還能幫助劉邦成就霸業？靜心是在寂寞中的堅韌，在困苦中的達觀，在迷離中的堅定，在庸常中的高貴，在失敗中的自信，在成功中的沉穩。有如此品質的人，誰又能懷疑他呢？
用這三點去識人，又怎麼不能夠把人看明白呢？孔子連說了兩遍，孔子似乎在肯定，又似乎在提醒人們做到這點又是多麼不容易！
由此可見，識人是一門高深的藝術。這就要求我們在識人的時候要識其本質，同時還要注意其優點和缺點。每個人都具有交往的天性，希望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規避陷阱，遊刃有餘，而且都想在人生中交到益友，邂逅知己，這一切當從識人開始。
同行者，未必同路
《世說新語》中記載了一段著名的曆史故事——管寧割席。
管寧與華歆本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恰同學少年結伴讀書。一次，兩人一同在園中鋤菜，地上有塊金子，管寧視而不見，繼續揮鋤，視非己之財與瓦礫無異，華歆卻將金子拾起察看，仔細想過之後又將金子丟棄了。此舉被管寧視之為見利而動心，非君子之舉。還有一次，兩人同席讀書，外麵路上有官員華麗的轎輿車馬經過，前呼後擁十分熱鬧，管寧依舊同往常一樣安心讀書，而華歆卻忍不住將書本丟到一邊，跑出去看了一下熱鬧。此舉被管寧視之為心慕官紳，亦非君子之舉。於是，管寧毅然將二人同坐的席子割開，與華歆分坐，斷了交情，說：“你不是我的朋友。”
故事被載入《世說新語》的德行篇。事情很小，而且是人們容易忽略的細枝末節，但正因其小，足見當時的士大夫、讀書人品評他人與約束自己的尺度與交友之嚴，見微而知著，因小而見大。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說，有些人可以一起學習做人做事，一起經曆人生，一起長大；年少時一直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卻沒有辦法和他同走一條道路，不一定能共同成就一番事業。兩人思想目的不同，便沒有辦法共同相謀。雖然並不一定反目成仇，但卻沒有辦法討論計劃一件事，隻好各走各的路，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南先生進一步解釋：有些朋友可以與之共赴事業，卻無法共同創業，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事，在有些人身上無法實現。而另一些朋友可以共同創業，卻無法共同守業，所謂“打江山易，守江山難”，當他的手中握有權力，反而會讓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我們且不評論管寧的做法是否正確，但其中的道理卻發人深省。當朋友間所追求的東西差別懸殊時，朋友很有可能在以後的路上會分道揚鑣。因此，朋友未必能夠一路同行，有的朋友可以一起學習、一起創業，然而隨著人生經曆的變化，有時也會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出現分歧，使友情破裂，追求各自不同的人生。
著名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福樓拜。在當時，他的家坐落在摩裏略鎮，而他的客廳是同時代法國作家龔古爾、都德、莫泊桑、梅裏美等利用星期日經常聚會、討論的地方，是一個文藝家和思想家的集中地。後來，福樓拜家的客廳裏又多了一個新麵孔，這就是被後世稱為“小說家中的小說家”的屠格涅夫，他的小說語言純淨優美，結構簡潔嚴密。作品充滿詩意的氛圍和淡淡的哀愁，給人無盡回味。《最後一課》的作者都德見到了僑居法國的屠格涅夫後，向他傾訴了自己對他的才華、人品的無限仰慕及對《獵人筆記》的高度讚賞。自此，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屠格涅夫也成了福樓拜家裏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