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
曆來人們都認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人海茫茫，世事無常。要想真正了解一個人很難，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曆史上，孟子曾經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著名的“相人”故事。
魏國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見孟子，兩人見麵談話的情形和內容，沒有作客觀的直接記述，隻說孟子見過襄王以後，出來對別人說：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個皇帝。孟子又補充一句說：等到接近他時，再仔細地看看，他一點謙虛之德都沒有，一點恐懼戒慎的心裏也沒有。
“望之不似人君”這句話，後來便成了千古名言。看來孟老夫子不僅是一位不懈地推行仁政的思想家，還是一位識人高手。他給梁惠王的兒子梁襄王的評語：不像人君。可謂一語切中要害。
得人之道，在於識人。而識人之前，重在觀人。觀人重在言與行，識人重在德與能，不細觀則不能明識，不明識則不能善用。隻有知人才能善任，因為對一個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來就越得當，相處起來才能減少摩擦。
自古識人之難，在於知人知麵不知心。南懷瑾先生也承認這一點，因此他講到鑒識人品的時候，認為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看他內在的品德修養，是一件很難的事。雖然難，還是要去體味，畢竟識人是與人交往的基礎。隻有在對一個人的性格品質有所了解的情況下，才能決定與其相處的模式及關係的遠近。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謀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則引為知己。而這些都需要從識人開始。
清朝名臣曾國藩指派李鴻章訓練淮軍時，李鴻章舉薦了三個人，希望曾國藩能授以官職。當李鴻章帶著三人來見曾國藩的時候，他剛好飯後出外散步，李鴻章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則進入室內。
曾國藩散步回來，李鴻章請曾國藩傳見三人。曾國藩擺擺頭，說不用再召見了，並對李說：“站在右邊的是個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後勤補給工作；站在中間的是個陽奉陰違之人，隻能給他無足輕重的工作；站在左邊的人是個上上之才，應予重用。”
李鴻章驚問道：“您是如何看出來的？”曾國藩笑答：“剛才我散步回來，走過三人身旁時，右邊那人垂首不敢仰視，可見他恭謹厚重，故可委派補給工作；中間那人表麵上畢恭畢敬，但我一走過，他立刻左顧右盼，可見他不夠本分，故不可用；左邊那人始終挺直站立，雙目正視，不亢不卑，乃大將之才。”而曾國藩說的這位“大將之才”就是後來擔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
曾國藩這種經由觀察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以鑒識其品德與才能的方法就是識人，而非相人。“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是孔子告訴我們的簡易有效的識人方法。
南懷瑾先生說，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的氣度，有優良的品質。而看人的氣度是大是小，也如同鑒定東西的品質是好是壞一樣，從外形上即可看出，從言談舉止間，即可看出，隻是這份識人的才能也是需要一雙慧眼和一點心思的。
在識人上，孔子也有自己的一套鑒人之術。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孔子觀察人，“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麼；“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能不能安於現實。一個人做學問，如果平常無所安，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南先生認為，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為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做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麼事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
“視其所以”，是指要了解一個人，就要看他做事的目的和動機。動機決定手段。周恩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蘇秦為揚名於天下而“錐刺股”，易牙為篡權而殺子做湯取悅於齊桓公。我們要看他做什麼，更要看為什麼這樣做，要透過荷葉看到藕。如果我們僅被表麵的現象所迷惑，我們對人的認識又有多少呢？齊桓公被易牙所謂的忠誠所感動，結果落了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觀其所由”，就是看他一貫的做法。君子也愛財，但君子和小人不同，小人可以偷，可以搶，可以奪，甚至殺人越貨；君子卻做不來，即使錢財如同身旁的鮮花隨意采擷，他也要考慮是不是符合道。有時候不在乎做什麼、做多大、做多少，而要看他怎麼做，官做得大，卻是行賄得來的，錢賺得多，卻是靠坑蒙拐騙得來，都為人所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