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教育”是永遠不放的課題，“七千人大會”剛過不久，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就提出了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教育的“主課”。敦煌也搞起了“階級教育展覽館”。
展覽工作組就在縣委對麵的縣工會一座平房小院裏，我們住在那裏，工作也在那裏，隻是吃飯，是與對門駐縣委的“四清”工作團一起。
組長賴子隆，四川人，解放軍某部的一位團長，五十多歲，矮而胖，大頭，團團臉，戴一副眼鏡，麵慈而心善，待人接物處處都顯出一種長者風度。河西一帶的部隊可能不少，多屬保密單位，隻以數字為番號，不稱某軍某師，我們也不多問，所以至今也不知他駐地何方，實際任務為何。他自己更是閉口不提。
展覽工作組十幾個人，來自各公社的“四清”隊員，大多是畫家，也有做文字工作的，還有字寫得好的。我負責設計，包括展覽總體設計、版麵設計，還有展覽館的建築設計，任務較多，責任也大。工作組裏除我外還有研究所的三四位，如何鄂、劉玉權、樊興剛，都是畫家，李複是裱畫家。
四月到六月，我們都在緊張工作，氣氛很好。文字組收集“階級教育材料”，無非是地主如何“惡毒”、走資派如何“壞”之類。由我作總體設計，安排各主題包括事例的版麵數，交各畫家按版麵數自定畫數和畫麵大小，創作連環畫，再交我進行版麵設計，定出文字和各畫位置。文字組再根據版麵所給定的文字版麵大小確定字數。文字組有時嫌我給定的版麵太小，我則嫌他們的文字套話太多，而且不生動，要他們盡量精煉、形象化。
當然，在進行總體設計以前必須預先知道版麵的規格和各規格版麵的數量，這就與建築有關了，而當時還沒有展覽館。“四清”工作團決定在文化館大院內興建。我很快進行了展覽館的方案設計，方能確定版麵規格和各規格的版麵數量，進行展覽總體設計。然後，趁各畫家正在創作的時候，再回頭完成展覽館的正式施工圖。連同展覽館的施工，我們一直在緊張有序地進行中，直到冬天才完全結束。但後期我的工作已經不多了。
十分遺憾，為了建造展覽館，工作團和縣委決定把敦煌縣殘存的三處古跡月牙泉道院、大佛寺和北台廟全部拆除，以使用其木材。
月牙泉在敦煌市區南約七裏的鳴沙山間，前已提過，此處冬夏常殷殷有聲若雷，晴朗時聲聞城內，所以得名。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敦煌之得名沙州，也因鳴沙山故。月牙泉為滾滾沙山環抱，於沙底湧出清泉，積而為小湖，形若月牙，終數千年而不涸，景觀奇異。清代在湖旁建有小廟和官廳，後改為道院，臨湖有牌坊。但牌坊旁的“古渥窪池”石碑，則是清人之誤。
大佛寺在城內西南部，與敦煌城同建於乾隆間，雖不大，但因建在高台上，也很可觀。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知縣蘇履吉修纂的《敦煌縣誌》說敦煌城隻開東、西、南三門，但又有“北門樓建廟”一語，據《縣誌》附圖之注知為武廟，是在原北門被封以後以北門城樓改建而成。為何封閉北門，可能與門外都是墳場有關。武廟以後改稱“北台廟”，我親見時是在高台前有長台階直通而上，台上有屋。
敦煌城內及近郊的古跡本來就不多，市黨政機關所在的地方原為清之參將署，早已改觀，鼓樓更早不存，現在連這三座建築都因為建造“階級教育展覽館”而被拆，我似乎頗有共謀犯的感覺。
城中許多牌坊現在也都沒有了，隻有一座節孝坊，原在東十字之西兩排白楊之間，三間四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準備拆掉時，賴常書鴻先生努力，以三千元買下，遷至莫高窟大泉西岸，東對三危山，坊上內外有郭沫若手書“石室寶藏”、“三危攬勝”匾，成為窟區一景，現已成為窟區入口。
突然，醞釀已久的大風暴終於爆發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發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麵啟動。隔了半個月，六月一日，敦煌又傳來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由聶元梓等人撰寫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聲稱要“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同天，又讀到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一個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