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節剛過，我和所裏好多人一起，參加敦煌縣農村“四清”工作，到酒泉集訓。其實在內地，“四清運動”早在一九六三年就開始了。原來有人在一九五八年忽發奇想，要一步跨入共產主義，大興烏托邦之風，搞起了“大躍進”。各級幹部投其所好，虛報浮誇，對農民實行超量剝奪，趁機多吃多占，欺壓群眾，無惡不作，致使農業生產大幅下降。群眾對這些幹部恨之入骨。次年廬山會議，領袖當然不會有錯，反把反對這種狂熱的彭德懷元帥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國又掀起“反右傾”運動，惡象更加升級。三年之中，全國竟出現了大麵積非正常死亡的慘劇。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縣一級的基層幹部也參加了，要各地幹部“白天出氣，晚上看戲”，氣氛似很輕鬆。但在剛剛開始能夠吃飽肚子之時，又祭起了屢試不爽的“階級鬥爭”大旗，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搞起了“四清運動”。“四清”即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的目的則是“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矛頭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甘肅的“四清”是逐片進行的，敦煌曾派人參加過別縣的“四清”。敦煌要“四清”了，其他各地也來支援，還有不少軍官。學習之餘，不免步上街頭。
酒泉的布局也屬明清典型的北方城市，十字街中心點上有鍾鼓樓，方形，坐落在磚砌高台上。台內有十字券，四麵通門，門額分別是“北通大漠”“南望祁連”“東迎華嶽”“西達伊吾”。酒泉得名於一則曆史故事，說漢武時驃騎將軍霍去病西征匈奴有功，帝賜禦酒，霍去病傾酒於泉，與將士共飲，故稱“酒泉”。市東酒泉公園內現仍有泉，據說就是霍傾酒入內之泉，泉旁立有清“西漢酒泉勝跡”“漢酒泉古郡”碑及左宗棠手書“大地醍醐”匾。酒泉是漢武所建河西四郡的最早一郡，敦煌郡還是割酒泉西部才建立的。
我被分配到敦煌新墩（“文革”中改名“紅星”）公社八戶梁小隊。
“八戶梁”，一聽這地名，就知道人戶不多，的確是這樣。這是位於敦煌綠洲東緣的一座小村，又分上、下二村，相距約一裏，有農戶二三十戶。
幾名“四清”隊員，都住在一座原屬地主的磚砌小四合院裏。甘肅的地主實在也窮，所住磚房比起我後來看到的如徽州地區貧下中農民居院的樓上樓下、雕梁鏤窗相差甚遠。我的任務是訪貧問苦，收集苦大仇深的材料，開展“憶苦思甜活動”。“訪”了一下，農民推出兩家，說他們最窮最苦。其中一家隻有一個單身漢，四十多了，窮得隻剩下了一張鐵鍁，下地用它翻土，回家用它做飯。因為鍋在“大躍進”的大煉鋼鐵中砸掉了，就用鐵鍁當鍋，天天隻吃烙餅。說是“烙餅”，其實隻是一點麵粉或玉米麵，和上水，倒在鐵鍁上烤成之物。如果水多包穀麵少，勉強可算得是西北人常吃的“糊糊”即包穀麵粥。但他卻是一位玩世不恭者，對什麼都不在乎，並不以此為苦，反倒以此為樂，好吃懶做，時不時還有一些不端行為，威信太低，不宜成為“典型”。
郭大娘家其實相對來說並不太苦，家裏井井有條，有兒有女，隻是出身世代貧農，自己是童養媳，早年隻身從河南逃荒而來，沒有家底，住房比較破爛。郭大娘來自中原，見過世麵，能說也肯說，傾談之下，卻也倒出了一大缸“苦水”，說：“那會兒可苦咧！從下八戶到上八戶吃飯，看吧，走著走著就倒了一個，再也拉不起咧！吃罷回來，也走不動，這一來一回，大冬天的，光吃飯就把人耗垮了。”我不明就裏，問為什麼吃飯還非得跑到上八戶去？“不去那可不成，那會兒吃食堂，不去就啥也吃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