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從北京不斷傳來紅衛兵抓捕、毆打、監禁以至殺害“黑幫分子”的消息，被殺者包括他們的老師。還有抄家，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敦煌的行動總要比內地晚幾個節拍，“四清”工作團還在，所以在“文革”初期，敦煌的“文革”和“四清”是同時進行的，人們無所適從，浮躁不安，空氣中洋溢著一種不祥的氣氛。但敦煌地處偏遠，我們還沒有真正體會到運動的氣勢，甚至還常以此為開玩笑的題材。
組內一位來自酒泉某中學的圖書館管理員，是個老頭，寫得一筆好字。一天，他穿了一條呢子馬褲出現，大家笑他，嚇他說現在正“破四舊”，你還不把這個東西趕緊燒了，就不怕紅衛兵？我看，是真把他嚇得夠嗆，趕緊脫下了。不過，敦煌還真發生過因害怕“破四舊”而出的慘劇：一位老太太吃飯，猛然看到小勺子上有USA三個字母，一問，說是“美國”，嚇壞了，想到家裏還有好多，鄰居都看見過，越想越怕，竟上吊自殺了。我的女朋友在蘭州工作，她說他們一個部門主任的老伴，做飯中一抬頭，看見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糊在頂棚上，也是越想越怕，一時沒了主意，竟舉起菜刀一抹脖子死了。死前還寫了幾個字，叫老伴把頂棚趕緊拆了。這位主任我見過，因為孩子多，又再婚了。以後我結婚了，家就與他同一個院。
一天，展覽組所在的小院忽然出現了一張大字報，是來自武威某校青年美術教師範某寫的，矛頭直指文字組來自某保密廠子的記得好像姓顧的一位大個子，說他“辱罵毛主席”！
這可是一個了不得的罪名，賴子隆不敢怠慢，情況彙報到“四清”工作團，先是開會，讓大個子說明情況，再上升到“交代問題”。範某不知道從哪裏領來了一幫子紅衛兵，其中有好多是外地包括北京來的，賴團長控製不了局麵，很快又升級為“鬥爭會”。
大個子是浙江人，剛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這個廠子後，還沒來得及工作，便參加了“四清”。來組以後，給人的印象是頗為自負，瞧不起任何人，包括美術組，自己對著石膏毛主席像畫起了素描，嘴裏哼著頌歌，聲音怪怪地，發顫。範見了，說他畫得不好，也太黑了，他不服氣，把畫有毛主席像的紙一摔，隨口說了一句：“黑不溜秋的，靠邊站！”於是，第二天，大字報就出來了。
“鬥爭會”上，大個子可吃夠了苦，脖子套上了粗鐵絲，掛著一塊鐵板做的大牌子，上書“現行反革命”五個大字，低頭彎腰，大汗淋漓。紅衛兵開始打人，大個子隻好交代，說他昨晚在縣委看了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不小心把電影裏的台詞說出來了，承認罪該萬死。賴團長本想讓“會議”早些結束，作了批判性的總結發言。範可不幹，提出要大個子“深挖階級根源”。沒料到保密廠子挑選的人對家庭出身的要求相當嚴格，大個子是幾代貧農之後，比範的地主出身強多了。範鼓動紅衛兵，還是不依不饒。隻聽大個子彎著腰，為了說明他家世代受苦，絕對沒有反對毛主席之心，說：“我家在日本人占領的時候，媽媽領著我們逃難，沒想到正碰到日本人，牽了二十四條狗……”不知道哪位紅衛兵忽然大吼一聲，上去就是一拳，下麵再加上一腳，說他還在“攻擊革命群眾”，證據便是除了大個子，當時參加“鬥爭會”的人不多不少，恰恰二十四個。大個子更說不清了，賴團長也沒了法子，大家誰也顧不上數人數，亂成一團。
我當然也得照例舉手喊口號，但在心裏想，我那些伊犁的學生現在怎麼樣了，是不是也要用這種方式對待老校長呢？甚至，如果我還在四中，是不是也要這樣鬥爭我呢？
不久，大個子的廠子來人了，把他領了回去。
又不久，廠子又來了三個人，賴團長積極配合，除範外，分頭找人與來人談話，落實了幾件事。大致是：一、說“黑不溜秋”這句話的頭天晚上，縣委的確放了《霓虹燈下的哨兵》，大家都看了。二、《霓虹燈下的哨兵》中也的確有“黑不溜秋，靠邊站”這句台詞，大家都聽到了。三、大個子來組時，帶了好幾座毛主席石膏像，工作積極，也沒有別的不當言論。四、證明大個子說“二十四條狗”的時候的確是彎腰低頭的，不可能細數到會人數，“鬥爭會”的人也時多時少，當時也沒人核實到底是多少人。材料收集完，來人回去了，估計大個子後來過了關，要知道，廠子要來一個大學生，也是不容易的。又不久，賴團長讓工作團把範某人調走了，展覽組才又恢複了平靜。我想，範與大個子以前並不相識，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又何苦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