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民就這麼實際，不像我們這些讀書人，說話總得顧到與書本子和報紙保持高度一致。農民曾經誠心誠意支持革命並作出了巨大犧牲，盼的就是能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土改了，土地到手了，農民歡天喜地，感恩戴德。但不幾年，從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農民剛剛到手的土地卻又不明不白地不歸自己了，包括農具牲畜，也全都無償歸公。農民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原先至少還有的遷徙的自由也喪失了，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連出去賣苦力都算是“搞資本主義”，被稱為“盲流”，強迫遣回。養幾隻雞也是“自發的資本主義”。原先是農民先把產品收回家再各自完成國家任務的，現在變成為由大隊安排直接就從打穀場拉走了，農民完全失去了對自己產品的支配權，給各級幹部在“上有所好”的推動下，為邀功而虛報浮誇提供了動力和機會。浮誇了，對各級幹部來說隻有好處沒有壞處，而根據虛報上來的產量確定的統購糧，卻全都要從預定分給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糧中來支付，造成對農民的超量剝奪。加上同樣由於農民失去了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權，大大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雖然氣候實際上並不像宣傳中說的那麼壞，但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還是發生了糧食連年大減產，全國普遍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而餓死的基本上都是直接生產這些糧食的農民……
從蘇聯到中國，所謂農業集體化，全都走的是這條剝奪農民的路子。這些，才是當時農村問題的症結。“七千人大會”隻是在表麵上觸及了浮誇的現象，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症結之所在，更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在這次“四清”中還要進一步“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當然普遍沒有興趣了。
地主階級當然代表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應該實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其實孫中山早就提出過“平均地權”，台灣也實行了土改，但台灣采用的是和平方式：政府出錢把土地從地主手裏贖買過來，分給農民；地主用這筆錢投資工商業，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最後兩全其美。但我們土改卻不同，大批地主被鎮壓，消滅了擁有知識和文化、在農村自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士紳階層，導致道德失衡，文化滑坡，農民也不敢大膽致富，害怕也被當作地主或“新富農”打倒，最後，連土地也失掉了。
但農民也享有知識分子望塵莫及的另一特大優惠，就是言論的相對自由，像郭大娘那樣的放言無忌，要是在知識分子這裏，可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言論”了。
“四清”隊員遭到社員抵製的明顯證據便是，我們普遍吃不飽。我們交糧票交錢吃派飯，社員端上來的大約是一種介乎“湯麵”與“麵湯”之間的東西，而且數量有限，各人還沒盛滿一碗就見了鍋底。我們一走，社員再關起門來加餐。剛開始還不覺得，日子稍長，就受不了了，各大隊都是這樣。其實，號稱“河西糧倉”的敦煌，無論按頭年的收成，還是民風的淳樸，都還不至於如此。明顯地，這是農民對進一步要割他們“資本主義尾巴”表示的無聲抗議。“四清”工作團注意到了大家吃不飽的情況，通知各小隊“四清”隊員每周集中到公社“開會”一次，後來又改成為兩次。所謂“開會”，其實就是吃一頓飽飯，給隊員們加一點油水。吩咐回隊以後還是得說“開會”，免得傷了農民的感情。
但我在農村待的時間並不長，大概這年四月中，就調回縣城，參加縣“四清”工作團“階級教育展覽館”的籌辦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