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宏觀經濟理論的產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宏觀經濟控製手段的複雜化、完整化，既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必然要求。應運而生的東西，並且能夠經受幾十年時間的考驗，盡管七曲八折，困難重重，也總有它一定的道理，一定的實用性和科學性。社會主義經濟要求更大規模和更高程度的社會化，並在此基礎上迅速使之現代化，那麼，社會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的控製，就不能不以經濟計劃為它們的核心內容。控製是計劃的手段，但不能取代或等於計劃；計劃是把控製從現在擴大到將來，從宏觀推廣到微觀，從物質生產能力的增 長和自然對象延伸到整個國民經濟和人類社會本的發展。隨著經濟與科學技術走向更高水平，西方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擠控製會部分地采用計劃手段， 這是必然會出現、事實匕也已經出現了的現象（如 西方七大國都願意控製世界貨幣市場，因此他們在
考慮采取某種計劃。又如裏根的“戰略防禦倡議”，
為美國幾十年的科技、經濟發展製訂了一些計劃）；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會在多樣性和全麵性方麵，同時得到發展，這也是必然會出現、事實上 已經出現了的現象。但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國家不
會拋棄計劃經濟的根本特征，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
拋棄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因此前者的市場絕不會
等同於西方的市場，後者的計劃也不會等同於東方
的計劃。經濟計劃是手段，是途徑，而不是目的，不 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的手段和途徑。即使是同一個目的， 現代經濟理論中，也不會有人認為隻存在一種完全單一的、純粹的手段、方法和途徑。這指的就是計劃的多樣化。至-r全麵性，指經濟計劃可直接支配的活動，計劃影響所及和影響的滲透力所能涉及及的範圍。
實行經濟計劃的最主要的將征就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而綜合平衡又是經濟發展理論的項最基本的要求。它既是達到經濟優化發展的戰略目標，又是完成這種發展的政策工具。它的另一種表述方法，就是經濟發展的協調過程和有機化過程。各經濟單位（包括地區、行業、部門等）有著自己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環境，因此也就有不同的活動方法和目標，從社會的角度看，就會呈現不同的發展狀況。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的綜合平衡，就必然地成了經濟計劃的集中表現。
50年代以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頻頻發生問題，忽視綜合平衡理論是主因之一。如積累率居高不下，基本建設麵一經鋪開便不可收拾；生產資料生產優而複優；而農業、輕工業由脫節漸次到了發生滯後作用的階段；生活設施方麵的欠賬幾乎已經難以還本付息；地區間有時出現既不平衡也無差異的奇特狀況一沒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同時也沒有全局觀念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許多必不可少的基本而又關鍵的投資，如交通、能源、文化、教育，不平衡情況更為突出。缺乏綜合平衡的結果是資源和時間的浪費，經濟效率提不高。地區、行業、部門間不能有機配合和銜接，基本建設資金的過多積滯，使全國範圍內的投入一產出比例越來越大，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越來越明顯。對於這些現象，部分地要按照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市場機製合理配置生產資源的方法來解決，但主要地還隻能以改革計劃工作來解決。盡管投資體製的改革在走向市場化和微觀化，但宏觀的平衡無論如何也離不開經濟計劃。
所謂由國家控製整個社會的供求關係，指的是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供給主要來之於積累，需求主要來之於消費資金的分配（不包括投資需求）。控製了這樣的供求關係，就是控製了生產和生活（在目前和將來兩種意義上的生產和生活）這兩個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構成。但控製並不等於管製。於是經濟發展理論要求經濟計劃立足於社會發展目標之上，以滿足人民的物質與文化需要為出發點，在一定的時期內，把消費資料的生產放在優先地位，糾正長期以來形成了的不適當的比例關係，緩和由此而引起的有關矛盾和緊張。以長遠觀點來看，消費比例當然不能永遠處於優先地位，它與積累比例的位序，應是可變換的。就是說，不同的曆史條件會對這兩個比例的每一方麵提出不同的要求，曆史條件不會凝固不變，這一對關係也不能凝固不變。另外，在實際計劃工作中，應該看到，不論是外延型的擴大再生產，還是內涵型的擴大再生產，都是由於產品的各種要素有不同的組合或不同的機能規定，從而使社會生產結構和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發生不同的變化。抽象分析的意義在這裏是有限的因此就要求計劃工作必須有先行的分析、計量，必須運用最先進和可靠的統計理論和方法，經過反複的綜合平衡，才能確定計劃中的積累和消費比例。經驗主義是肯定要出問題的。
東歐國家的積累率，除民主德國較為穩定外，其他國家，一般在70年代中期是我們現在的水平，以後都迅速趨於下降，匈牙利從19 70年的24.9010上升到19 78年的32.3%，然後降到19 81年豹22.2%
總的情況是：變動頻度大；1975年後穩步下降的國家情況都較正常：波蘭19 70年動亂以後，政策改進不夠，積累率仍從25p上升到1976年的34.8%為東歐創紀錄高度，終於使生產比例失常，積累率直下到1981年的9.8%，擴大再生產已成十分困難之勢，並導致19 80年再次引發大規模的國內矛盾。
積累率的高和低，當然與發展速度直接相關，也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關。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即使積累程度較高，可能會導致消費水平和生產增長速度的同時降低，中國就有過這樣的教訓；有時也會有高積累、高消費和高增長，日本就屬於這’類典型；還有的就是低積累，高消費和穩定增長，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說明了這種情況。看起來，以降低消費水平的手段來發展物質生產，是不足取的。這個觀點也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思想。問題的另一方麵，是在積累——消費比例確定以後，如何正確地分配和使用積累資金和消費資金，如何有效地利用現實的生產條件和社會條件，提高物質生產率和人的精神創造力，如何充分發揮各類資金的使用效率。
這就又要回到老問題上去了：利用市場機製；改革經濟計劃方式。改革經濟計劃的重點，在這裏又表現為如何確定正確的投資方向和如何提高投資利用效率。日本的積累率和投資率均居世界之首，同時又形成了經濟機製運轉的高效率的特點，70年代以後的工資率、消費率和社會福利開支均持續高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9 84年躍進西方世界第三位。日本之所以能在發展速度方麵和改善生活方麵同時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為它的投資方向適應了以耐用消費品生產為核心的市場消費需求。日本的產業結構就整體看是以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為中心，但這些工業一般都服務於市場消費需求的目的，是一種圍繞著市場消費品而建立起來的生產體係和經濟體係。因此，日本的高積累並沒有導致往常所應有的那種低消費結果。這種經驗向全世界表明了一種獨特模式，即如果投資的使用方向能夠盡可能地滿足市場上生活消費的需求，高積累、高消費和高增長是可以同時實現的。當然，一個比投資使用方向有更深的內在作用的因素，是投資的高效率。高效率有兩種含義，一是投資於市場消費品生產比投資於其他產品的生產具有較高效率，一是整個經濟機製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具有較高的投資利用效率。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不論是高積累還是低積累，生產領域都具有後一種意義上的高效率。
所以，經濟計劃的改革除了要注意積累率與投資使用方向的問題以外，還要用計劃的壓力促使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以往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規定了流動資金和工資總額，規定了固定資產規模，事實上也等於決定了勞動生產率。但這是一種十分機械的做法。河水上漲的動因在於河流本身，增加壓力是一個有效辦法，但規定水位刻度是無濟於事的。
地區綜合平衡對於那些國土廣大、地理差異明顯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經濟計劃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地區綜合平衡的概念比之城市和鄉村的綜合發展概念，其含義要更廣泛一些。它有點類似於發展經濟學中常用的階梯式、跳躍式或發展極等幾種理論的研究對象，但它必須更強調發揮地區優勢，在此基礎上，還強調地區間的互益與合作。因為它屬於經濟計劃中的一個內容，所以它比之一般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區戰略理論，具有更高的統籌、計劃、 決策方麵的要求。
地區優勢是從綜合觀點出發而言的，它是有利 的自然條件、技術條件、物質生產力水平、人口素 質和其他社會經濟條件的綜合發展的結果。發揮地 區優勢就是實現合理的社會分工，在全國範圍內，隻 有實現這種分工的無限合理化趨向，才能不斷提高 資源的有效利用率。資本主義國家的地區分工是在 曆史上按價值規律自發地形成的，是按價值規律決 定資源的流向的。時處現代，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也 想以價值規律來自發調節地區的分工和合作，不僅 不明智，也肯定沒有出路。所以，除了部分地利用 市場機製以外，地區綜合平衡仍將主要依靠經濟計 劃手段。
然而，經濟計劃在這裏的應用也和其他方麵一樣，存在著多種可能：地區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或者損益相當，長處可以彌補短處，再者就是大家窩在一起受窮。中國30多年的地區綜合平衡計劃，在開發落後地區和中等發展地區方麵，是比較成功的，尤其是在降低內地農村的貧困度方麵，更是有所作為。但在原來較發達地區的經濟起飛方麵，是失敗的。根據中國的經驗，地區優勢不僅是一個發揮的問題，還有一個培養的問題。培養不足，一是優勢終會發揮完畢，二是隻好留著慢慢發揮。而且發揮並不是一種目的。發揮優勢的目的，一是對全國有越來越大的貢獻，二是對自己求得越來越快的發展。求得自己越來越快的發展，也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是越來越深地挖掘自己的潛力，提高自己的社會與勞動生產率及經濟發展水平，二是從全國其他地區求得越來越多的幫助和合作。
計劃經濟在這個問題上遇到的考驗，與關於積累與投資的使用一樣，也是非常嚴峻的。需要指出的是，經濟計劃有時與市場機製並不矛盾，許多經濟計劃的實現，可以利用商品經濟手段。改革的趨勢，也必然會使大部分經濟計劃軟化，或者以L劃來指導市場經濟活動，或者利用市場經濟的途徑來完成計劃。在其他許多領域會幹脆取消計劃。就是說，除了計劃有效性的改進以外，計劃的廣度和密度會有所縮小。但計劃經濟的主幹，即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投資方向和功效問題，地區平衡問題，以及相關的其他需要有行政幹預的經濟領域和經濟手段，都將保持嚴肅的計劃性，即保持經濟計劃的硬度。因為它們是社會主義製度的立腳點所在，屬於政治性質的問題，所以它們的基本方麵都要用行政措施予以維持和實現。如企業不能將企業利潤全部轉化為個人收入（在改革初期確有這種衝動，即企業行為短期化），國家除了規定企業的再生產基金，福利基金、工資基金以外，還要將部分企業利潤以稅收形式集中起來使用。它們的比例都由經濟計劃確定，這就是計劃的行政意義，它不容許有任何市場調節摻雜其中。在許多情況下，重點地區的發展資金，重點部門和企業的建立和發展速度，往往並不直接反映市場需求，而是根據增強經濟發展導向能力和其他方麵的需要。但是它們都可以作為政治問題，依靠經濟計劃來得到實現。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也需要保持計劃的硬度，如為了盡可能利用新技術革命提供的各種機會，須迅速增加文化教育資金的比例以及加強科學研究。這也須有計劃支持，如實行所謂市場調節，將會在幾十年時間裏都是一句空話。
盡管建立經濟計劃有它獨特的要求，它也總是基於某種發展目標，出於某些發展理論和規律。保持主幹計劃的硬度，並不是說計劃的形成可以隨心所欲。計劃是發展政策的一種，因此它由發展目標和發展環境決定，同時還要由發展效果的評價予以糾正偏差。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此一樣適用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其他的低層次國家一般也都把計劃看作是指引和加速經濟發展的一種必要的和帶有關鍵性的手段。人們認為在這些國家所處的客觀環境之中，聽任市場經濟的活動，可能會永遠改變不了經濟的停滯和大幅度的波動。因此，經濟發展的計劃要有三方麵的內容：某種程度的集中化決策，某個領域的政府直接經濟行為，實現決策的社會協調工作。這些國家的發展目標是多種多樣的，如高水平就業，經濟穩定，多樣化經濟，增長速度，合理分配等。因此，它們的經濟計劃的方法和內容也是多種多樣的。但這些國家大多數在原則上屬於所謂“混合經濟”類型，隻是國營經濟、國家參預經濟活動的色彩更濃一些罷了。投資規模，投資方向，集資渠道，是這些國家執行經濟計劃的主要方麵。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相比，第二項的相似之處較多，但它們還要依靠大量私營經濟予以補充；第一項在意義上差不多，就是決定發展的速度問題，但方法不同，沒有計劃硬度，視收入的多少而決定規模的大小。集資渠道，不外就是社會與政府的儲蓄和財政收入，政府的國內外借款，國外援助，也包括相當的赤字財政。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計劃的存在，比之西方國家，隻是稍稍增加了一些計劃的主動性，然而卻無法保持經濟的穩定，除非將經濟發展壓在很低的水平上。直到目前為止，低層次國家由所謂計劃化而引起的兩種現象依然存在，這就是要麼低速（甚至沒有速度可言）而較穩定的發展，要麼有較高速度但波動起伏很大的增長。由於這個緣故，如果這些國家仍然要以經濟計劃手段來達到它們預定的發展目標的話，那麼隻有一種改革計劃工作的途徑，這就是提高計劃的密度、廣度和硬度，不能有部門計劃而無總體計劃，有總體計劃而無單項實施計劃，使自己的計劃體例逐漸向計劃經濟模式作可能的靠攏。
五 開放與發展
開放，現在也成了改革的一個中心議題，從不開放轉向開放，似乎也是改革所要追求的一個目標。其實，改革與開放，並不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而是一對平行關係。任何社會（過去和現在）都會發生改革，隻是程度和範圍有所不同；任何社會，也都是開放的社會，隻是也有程度和範圍的不同。不存在哪一種社會形態，它有的隻是適應開放的環境，或隻有適應關閉的環境，任何社會形態和社會製度，都會同時或不同時地運用開放或關閉兩種功能。至於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範圍內分別使這兩種功能得到發揮，那又屬於發展政策問題。因此，開放與否，對社會形態和社會製度並不構成根本的影響，社會形態和製度也不由此決定。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改革和開放同時放大步子時，與開放有關的一係列國內問題，倒成了改革的目標所指。比如低層次國家允許和鼓勵國外私人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投資，困難並不在於是否要作出請它們進來的決策，而在於如何請它們進來，請進來以後，國內環境又如何及是否能夠與之相適應，這才是改革的重點。不論國內發展處在什麼階段，要把外資請來的話，就得把家裏拾掇好了，把大門敞開，而不能半開半掩，既要開放又要保護，即問題不在門本身，而在門內的事。否則人家絕不肯放開手腳大膽進來。同時開放如果開得不倫不類，改革也就改得不是地方。當然，這裏說的是一般性原則。國內投資要講究規模、方向和效率，對於國外投資當然更要以優先、扶持、小利小便、限製等幾種政策來加以區別對待。總的要求是互利，在我們的角度看特別有利的，給予優先權；能夠帶來新技術、新方法的，給予扶持；一般性項目，給予小便小利和一般性對待；與我們的總體計劃掛不上鉤的，甚至背道而馳但又無惡意的，雖然也不便絕對不允，但總得限製它的利益。
所謂跨國公司，就是設母公司總部於某一國家，設若幹家子公司於另一些國家的組織機構。跨國公司往往要求它的子公司在各個國家或各個地區獲得特殊的利益，不追求每一家子公司都能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將利潤指標歸母公司統一核算。這就給遍布各處的子公司以很大的自由活動和回旋餘地。在與這些公司打交道時，經常會出現兩種情況：東道國一旦覺得它過於唯利是圖，就存有先入之見不願與之友善合作；如發現它在利益上並不斤斤計較，便以為遇上了大施主，傾一腔熱情與之言歡，放鬆了對它們的必要的監督。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可取的。對於那些求利心切的公司，隻要不太多地突破慣例，就是每年將淨收益彙回本國也是合法的，但東道國應在技術和市場信息方麵尋求補償；對於那些雜有其他目的的公司，如尋求稀缺性資源，利用市場和市場影響等，東道國則應設法多多從貨幣收益方麵獲得補償。
利用外資是對本國發展資金的一個重要的補充來源。因為外資往往和先進技術直接有關，所以它還具有本國資本所不能替代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使合理地利用外國資金，已經被世界上大多數低層次國家視為加速本國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有效途徑。就是在西方國家，吸弓和利用外國巨額資本，也被視作抵消國際收支逆差的有效手段和籌集國內發展資本的中樞神經興奮藥。美國目前吸引的外國資本（主要是西歐和日本的資本）居然已大大高出了它向國外輸出的資本，這種資本淨輸入現象，眼下還由於裏根政府的高利率政策和日本意在維護美日現存經濟關係的主觀願望的作用在繼續發展著。整個西方世界為此而大為恐慌，而美國卻坐享了經濟奇跡般複蘇的成果。蘇聯也自20年代末期以後大規模地接受外國借貸資本的輸入，其“一五”計劃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項目是利用了美國、德國的資金和技術而建立起來的。到1981年底，蘇聯和東歐國家已向西方國家借貸資金800多億美元。
外國資本對於低層次國家來說，兩重性特別明顯，由此產生了低層次國家的兩重心理：既愛吃又。怕燙嘴。目前一些所謂“準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南朝鮮、香港和台灣，利用外資、推動出口、提高經濟效益是它們經濟得以較快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低層次國家一般不會發生資本過剩，外資的輸入就經常地緩和了資本的需求饑渴。低層次國家還可以利用具有先進技術裝備的外國資本建立一些主導性部門和企業，並用國家計劃來加以支持，用本國的資本作為輔助，力求形成新的生產部門，並以此來填補國內經濟的薄弱環節和空白。尤其重要的是，低層次國家的擴大出口，改進口替代為出口為主的戰略，大多都以吸引外國資本為第一步。
但是，跨國公司資本的輸入是利用外資的一種較特殊形式，所冒的經濟甚至政治風險都比較大。這些全球性的龐然大物有時會在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上，如對外貿易，工業發展方向，技術類型，自然資源的選擇和開發等方麵，對東道國施加有力的影響，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在文化、價值觀念方麵帶來的壓力也相當沉重。跨國公司在與東道國爭奪利益時，也時常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它們時而倚仗經濟實力，時而依靠技術優勢，有時還玩弄各種唬人的花招。在拉丁美洲，不少國家主要的出口生產部門及發展最快的部門都由跨國公司把持。到19 76年，外國公司控製了巴西33%的電力機械工業，44%的橡膠工業，51j的化學工業55%的非電力機械工業，61%的鋼鐵工業和100%的汽車工業。①更嚴重的是，跨國公司大量使用本地子公司所贏利潤和大量籌集東道國社會資金作為再投資的資本來源，而來自母國的再投資資本可能還比不上它們彙回國內的利潤。有時候這種方法甚至還會使東道國政府的籌集資金渠道發生幹涸現象。
但是，搞開放不能隻麵向小公司而請跨國公司吃閉門羹，況且，跨國公司自有跨國公司的妙處。首先是它的資本實力雄厚，往往能獨家興辦一些規模較大的、資本密集的企業和部門，而不是局限於服務業、食品加工業、輕工業；其次是它們握有最先進的技術。當然低層次國家不能指望它們引入真正尖端的技術，但起碼總是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東道國可能完全陌生的生產技術；再次是跨國公司的情報信息網和銷售網異常發達不同它們合作，低層次國家要_『解其中奧秘是很困難的：如果成功的話，低層次國家可以由此踏上幾級，步入世界市場的階梯：最後是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的管理方法，其特點是係統而嚴密，靈活而又守定宗旨，科學方法輔之於先進設備。對於這些東西，東道國可以學得很多：
如何對待外國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的插手，是低層次國家對外界實行更大程度開放政策所遇到的許許多多問題中比較典型的一個。某些不適應的心理狀況必須予以改變，有關的發展環境、行政係統、生產係統，都要根據總的改革計劃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開放能不能帶來發展，能不能促使社會更快地走向發展F1標，決定於與開放相關的改革工作能否取得成效，決定於落後的經濟機製的運轉能否迅速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節奏，而不決定於是否作出了開放的決策。
中園直接從國外吸收生產與經營性資本，是從7()年代末8f）年代初真正開始的。幾年來，運用這類資本的主要形式有：合資經營，即共同投資，按比例分享利潤，共同分擔風險，經營點分布在一些工業生產能力較強的城市中的機械、電子、電器，紡織、輕工、食品、製藥、服務、種植、加工等部門；合作開發，即海卜石油的勘探和開發，位於渤海、南海北部灣、鶯歌海等區域；合作經營，即外資一般不作為具有法權地位的經濟實體而存在，隻是在生產、經營方麵與中方合作，主要是提供技術和設備，生產性企業還規定產品返銷世界市場的比例，外方按合同規定分享利潤；補償貿易，即吸收外商投資，由企業以直接產品或經批準的其他產品償還。
幾年的經驗證明，直接吸引外國資本是開放工作的一個較高層次的組成部分，我們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不成功的經驗。國外投資對於填補我國資源開發技術方麵的空白，加強能源開發和交通運輸能力其意義不可低估。在推動中小企業技術改造、提高生產管理水平等方麵，外資的引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問題也很多。一是步子邁不開。6年左右日時間，總共引進外資不過2110億美元上下，直到1 986年底，實際使用外資僅65億美元，且華僑與港商居多，這與中國國土之大、建設規模之大、資金缺額之大的情況是不相稱的其他原因不說，國內各有關部門、負責人的主觀因素無疑具有很大的阻擋力，是產品返銷世界市場不理想。引進生產性外資如果其產品不能進入世界市場，不能在總體上維持外彙收支平衡，那無疑會給國家造成很大的外彙壓力剔除技術性原因，項目可行性研究機構和項目核準、項目管理製度方麵，也大有改革的必要。三-是技術擴散效應不顯著。理淪上誰都承認，直接引進生產性資本可以間接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但在實際工作中，實行對外商的廠、店分離措施。此舉實際上不盡合理，因為這些企業無法與國內企業進行廠際交流。如果外資企業都腳不著地，懸在半空，我國隻是與之分享部分利潤，事實上已失去了直接吸弓外資的主要意義。另外就是投資環境的改善步履維艱。
總之，隻有在開放中擴大改革的範圍、改革的深度，從改革發展環境擴大到改革發展政策本身一曆史上這種情況很多，即改革最終會使改革政策本身也有了改革的必要，隻有這樣，才能使開放、改革都對發展起盡町能大的作用。
改革是近年來最熱烈的議題，因為：時至20世紀80年代，人們回首往事，已知許多現存的事物是不合理的，為了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必須變革曆史留給我們的複雜而又不合理的社會關係；現在人們又重新有了生存競爭的感覺，雖然還不至於到處通行弱肉強食的哲學，盡管可能隻是一種和平的國際競爭，但弱者總是危險的，而不知變革的社會就必然會是弱者。沒有變革，就注定不會有發展，甚至連最起碼的增長——維持已有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也會變得不可能。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到未來的兩種可能性：改革在更大範圍內、更高程度上展開，原來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教條將逐一受到衝擊；改革不力的國家會因為無法生存於國際社會而引起更激烈的變革。改革的“水波效應”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改革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因為中國必須改革的東西太多了。作為一個占人類五分之一的大國，中國對人類是負有責任的。如果我們願意承擔起這樣的責任，那麼除了麵對現實、選擇更合適的發展模式以外，我們不必、也不應該恪守任何過時的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