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土地改革總的情況是：保留了前資本主義經濟，部分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農村地區基本得到了穩定，農業經濟的增長尚沒有很大的起色。
印度土地改革的主要結果是使相當一部分的封建地主經濟轉向了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土改於50年代在尼赫魯政府領導下進行，以重金補償方式廢除了陳舊的柴明達爾製度，使他們轉化為很有勢力的、規模不太大的半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部分土地用於出租），使用機器生產，發給雇工貨幣工資。真正的個體農民的土地數量微乎其微，全國耕地大約隻有20%以上屬於此例，而農戶數卻占到70%。中等規模的農戶較多r占總農戶的25%），他們占地近50%占地麵積在2—10公頃之間。少數大土地所有者仍舊保留著，他們占總農戶的4%，占地達30.5%。印度農村的封建經濟、甚至超經濟剝削的色彩特別濃厚，還存在幾十萬債務奴隸，分成製普遍流行，地租率高達50～75‰①道地的地主富農，多半還兼營商業、高利貸，這些高利貸還是農村信貸的主要構成部分。這是印度農業生產率無法提高的根源。
東歐國家因為國情不同，那裏大土地製度本來就不很普遍，所以那裏的土地改革與蘇聯模式大不一樣，很少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手段也不激烈，且不考慮土地國有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收了大地主的：j：地，建立了小土地私有製，後來又以較緩和的手段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j波蘭、捷克、民主德國沒有采取沒收和無償分配的辦法，地主交出的土地在一定麵積內給予補償金，隻有貧民可以免費獲得土地，中農須有付款。外國人的土地，負有戰爭罪或戰爭責任者的土地、通敵者和叛國者的土地，宗教團體的領有地，予以政治性沒收。沒收的土地隻有一小部分留作國營農場基地，其餘都實行重新分配。改革以後，民主德國和捷克的占地5公頃以上的農場超過全部農場數的50%，而羅馬尼亞在5公頃以下的占了75%，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超過60%，匈牙利和波蘭都在50%以上。可見，民主德國和捷克的個體農場規模比較大一些。
於是農村出現了小農經濟與土地私有製兩大問題。解決的辦法是走向合作化。合作化是從隻包括共同勞動或某些生產工具共同使用的初級形式過渡到共同使用全部生產資料的高級形式。農民除了擁有至少是明文規定的土地所有權以外，還擁有房屋、小塊毗鄰土地以及少量的家畜和家禽。東歐國家沒有把對土地的控製和經營權的集中看成是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國營農場占全國耕地麵積一般隻在5～13%之聞。①國營農場一則能起機械化、現代化、高勞動生產率的示範作用，二則對農村經濟也具有某種穩定和平衡的功能，因為國家農場占地雖然不多，很畢竟有政府的支持，它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是相當強大的，技術力量也較雄厚。
中國在19 52年底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這次改革很徹底，地主的土地一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多餘的糧食、房屋，都無償分配給無地少地貧雇農，幾億農民獲得了起碼的生存權利和經濟保障。富農經濟得到了保留。19 55年，中國農村基本實現了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一年以後，又基本完成了高級形式的合作化運動。至此，合作化已經出現了強人所難的勢頭，因為農民之所以願意進行生產合作，隻是想盡可能避開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在保持自己私有財產、經營自由的同時，沾一點國家資勸的光。隻有一些真正貧困、勞動能力十分低下的農民，才真正願意實行集體勞動和分配的製度。就是說，“共同勞動，共同富裕”的要求遠遠超過了一般農民的覺悟水平，斷了他們自由經營、自由致富的門道，絕非是他們的意願中事。按照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帶有普遍性的經濟組織隻能限予低級合作社的水平，目的是幫助中、下等收入層次的農民進行生產。某些發展較快的農戶，應該讓他們自發地組成經濟聯合體，逐步實現專業化、組合化與綜合化。可惜的是，集體化浪潮一發而不可止，高級合作社很快又轉入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階段，徹底否定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結果很明白，20年以後有些事情又得重新做起，又得重新摸索一些新路子。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一次大改革的出現，是很自然的。當然，我們說集體化程度不能太高，並不等於絕對否定高度集體化單位和全民所有製的國營農場。以～種形式全盤否定另一種形式是錯誤的。對於將各種類型的經濟實體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結構，而不搞清一色的製度模式，東歐國家、中國，直至一大批低層次國家，都已經有了難以忘懷的經驗。
三 市場與發展
自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概念問世以後，市場的一般經濟學含義就不具有任何原來的那種空間性質了。就是說，市場指的是市場機製，而不是買賣的真實場所。市場機製，即通過市場所表現出來的調節社會經濟運動各個方麵、各個環節的功能，西方經濟學家謂之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怎樣生產”的功能。在這一層意義上，“市場”隻不過是個中性名詞，它應該是某種經濟發展階段中的內容，而與政治製度無關。早先的共產主義者（從馬克思到斯大林）之所以不太欣賞市場機製的功能，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社會中的一切矛盾、衝突、罪惡、痛苦、不平等，都是直接由所謂市場機製表現出來的，市場機製功能已不僅僅是集散商品和組織生產，而且還是實現剝削的必要手段。於是共產主義者們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有目的的經濟計劃應該取代盲目的商品經濟，也就是廢除市場機製，或在原則上否定市場機製的功能。廢除市場機製被認為與廢除私有製是相關的，因為商品經濟是與私有製同時產生的。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社會分工的存在和人們的各種社會利益的不同也是商品經濟產生的必要條件，商品的私有權隻不過是交換行為的根據，是貨物之所以可以被稱為“易手”的界限，而社會分工和利益差異才是交換行為的內在動力。分工產生於人們提高效率的要求：甲擅長造槍，乙擅長打刀，甲造一杆槍需用去3小時，乙打一把刀也需費時3小時，而如果甲要一把刀，自己打則需費去4小時，同時乙造一杆槍也將費去4小時，這樣，他們就會各自造、打各自的槍和刀，然後交換。不斷提高工作效率，是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獨特表現：社會越發達，人們生命期內的工作效率會越高，分工也就會越來越成為人們固定的生活方式。既然人們希望對社會職責有所分工，希望不斷提高自己的生命效率，那麼，交換的內在動力將永遠不會消失。
當然，如果不存在個人的利益和權力，交換行為就會變得毫無必要了。假如將來真會出現這樣一種社會：你的利益恰巧完完全全是我的利益，你的需要也完完全全是我的需要，你可以得到的，我也一樣可以得到；那時，交換行為失去了根據，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於是乎，交換才會壽終正寢。可是，我們現在還敢設想共產主義是這樣的嗎？
話仍然說回來。現在的世界中，不必說資本主義社會，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要保存和發展社會分工，仍然要保護和增加個人（推而廣之，包括集體、企業、地方等）的利益和權力。有時候，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利益和權力比之資本主義國家，還應更大，更突出，更有保障。不是說多勞多得嗎？以個人的、不同於其他人的勞動得來的利益和享受f勺權力，難道還可以懷疑嗎？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勞動者大部分不是小商品生產者，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權力隻能反映在某一個集體之內，而集體的利益和權力，一部分反映在同家和社會之中，另一部分則是要由自己保留的？這就需要有交換。“市場”在這裏就不再是一個中性名詞了，而是指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下的市場機製和商品經濟，在中國，又被稱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所謂有汁劃的商品經濟，一是要避免資本主義市場機製導致的各種弊病，二是要充分利用市場機製的合理性、有效性。
說到市場機製，就必然要與價格機製、競爭相聯係。價格機製是市場的動脈神經，競爭是它的外殼、價格機製在完全的市場條件下，由價值規律和供需關係決定但如果不存在競爭——甚至連不完全競爭也不存在，就意味著沒有市場，有的隻是批發和被扭曲了的價格機製，這樣，價格機製就會被扭曲。不同的社會製度，當然會有不同的市場機製，因此也就表現為不同的競爭機製和價格機製。在社會主義社會，競爭在宏觀上反映了由國家控製的、代表全社會利益的信息傳導和政策協調的過程，在微觀上則反映了各個生產者（生產單泣）之間追求各自利益的生產、流通和交換等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競爭都是不完全的。但我們說過，各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和權力如果得到尊重和承認，人們追求這種利益和權力的行為也能得到尊蕾和承認，那麼競爭又是完全的，甚至可能是更高程度的完全競爭，因為發展經濟學要求達到社會利益與各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在理論上的最優組合。在實際工作中，這個目標函數當然是不會有固定值的，而隻有一個可行解數組，就是說，理論上的最優組合，在實踐中隻有通過競爭和控製等一連串反複的過程，加以選擇然後求得，再加以舍棄然後重新選擇。
既然競爭機製具有上述兩重性，因此價格機製必然也會具有兩重性。我們設想，國家代表的是社會利益，那就應該根據它的發展目標，根據社會供求關係，對市場商品實行最高限價、征稅、免稅、質量管製、直接補貼、間接資助等一係列不同層次的控製，使價格緊緊追隨動態的社會供求關係。其目的，就是提高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力，以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著的物質與文化需要。另一方麵，生產單位代表的是集體與個人的利益，那它就應該在社會控製的範圍以內，尋找最小的投入和最大的產出，自由選擇自己的經營方式和經營內容。生產單位無法改變由國家控製的供求關係，即它不能任意提高價格以限製需求，也不能任意增加某種不適當產品的供給以創造需求，它更無法增加整個社會的國民收入以擴大需求。它有能力選擇和改變的，是商品的價值關係，或者說，它主要通過提高產品製作過程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盡可能在給定的範圍內充分利用市場供求關係提供的機會，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也能利用價格機製。但能動性不如國家；反過來，國家也應該利用和注意價值關係，但責任不如生產單位。國家的責任在於製定合適的發展目標，提供合適的發展政策和發展環境，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壓力應該加在生產單位身上。雙方的利益都來之於各自的責任。企業及其他生產單位的主要出路是：通過提高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改進質量，實際上也是在單位時間內增加產品價值的手段）以謀取更多的內部收入。如果它要在競爭市場上利用供求關係、價格機製來開發新產品，它也將主要地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社會必要勞動動的時間改變該產品的價值關係，來為本單位贏得更多的內部收入。簡而言之，不合理的提價、市場投機（操縱供求等）、偷工減料和降低質量等行為，絕不能成為企業爭取贏利的正道。社會主義市場機製中應杜絕這種現象。
我們因此而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價值並不是決定價格的絕對主體，在生產單位一方麵，應當是社會價格決定它的產品價值構成，如果市場價格既定（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生產單位隻能改變產品的價值來得到自己的利益。更一步，當這種價值關係得到改變以後，國家也應當在製定新的價格政策時，同時兼顧社會與生產單為兩方麵的利益。比如，國家可以指派科技銀行，按生產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指數，給予特種補貼或貸款，鼓勵其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管理方法，或直接增加其職工收入；另一方麵，國家等於以凍結物價的形式使消費者獲益+生產發展，而國家同時又可以將本來因漲價而付給消費者的物價補貼（高達數百億）存入 科技銀行作為發展基金。如果這樣，則我們的改革 可能會擺脫目前惱人的困境，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現在隻談了問題的一半，隻研究了所謂不完全一競爭市場下各生產單位所可以采取的行動，麵對不完整市場機製所可以選擇的手段，或者說，生產單位利用不完整價格機製來獲得自己利益的行為（通常是指利用產品短缺而漲價）受到了社會利益的限製，如果它不能無償或低於市場價格從中央政府那裏得到材料技術、資金以擴大再生產的話，又等於完全地受到了國家政策的限製。不完全的市場條件迫使它們利用非價格因素（如捕捉影子價格）來作出投資與資源配置決策，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供給。但是，既然是要利用市場機製，價格就應該是彈性的麗不是剛性的，因此我們把剩下的這一半問題，作為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來看待。
毫無疑問，國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給市場價格的漲落留出相當大的自由垂直幅度，並在一定範圍中給市場價格漲落的傳播留出相當大的自由平麵幅度。如果不是這樣，則市場機製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上下幅度，指價格差的絕對數；平麵幅度，指一種商品的價格變化所可以影響其他商品的波及麵，即司‘涉及商品的種類數，以及一種商品的價格變化所可以帶動其他商品價格變化的價格差的相對數，即指可以在多大範圍內、多大程度上牽動商品價格變化。解決好這一問題，就是確定了生產單位的活動區域，就是確定了國家的控製權限，從而，也就是找到了搞活經濟的落腳點，明確和實現了改革的目標。
前麵說過，國家無法按多勞多得原則兼顧到每個生產者不同的利益，事實上，不通過有一定程度和範圍的市場機製，國家也無法顧及全部生產單位的利益。給生產單位在市場上留出相當的空間和時間，讓它們把各自的利益、要求都表現出來，從而也就是讓它們在市場上貢獻出他們的勞動產品，它們的能量，它們的積極性。產品，可能是全新的，也可能是具有較低價格或者較低成本的老產品；能量和積極性，都是盡可能挖掘了潛力的。這樣首先就啟動了微觀經濟的活力，走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步。
留出的市場空間和時間，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非計劃區，也就是指導性計劃區域或者完全沒有指導的區域。按照我們前麵的論述，非計劃區同樣也歸屬於不完全競爭市場，因為它隻能存在於給定的空間和時間中。同樣，它的價格機製也是不完全的，因為它的變化隻能發生在給定的水平和垂直幅度內。然而我們不能認為這種價格的有限變化是毫無意義的。第一，有限波動的價格（實際價格或真實價格’給影子價格的確定、給汁劃區產品價格的確定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信息，從而為非完全市場條件下的資源有效配置提供了條件。真實價格和影子價格的雙軌製，看來很快將在中國被推行，成為未來價格機製模式的一種嚐試。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非計 劃區的時間和空間無疑將擴大，價格波動的垂直和 水平幅度也將擴大～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隨著人 們消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物價變化的承受力也將 提高。
非計劃區域的存在，一則是為生產單位留作自 由的活動餘地，同時也為國家的計劃區域提供各種 信息來源，這個問題還有值得更進一步闡述的地方。 國家不能兼顧每個生產單位的各方麵的利益，但它 必須顧及生產單位的主要利益，從而顧及整個社會 利益。為了做到這一點，國家可以根據非計劃區傳 遞出來的信息，不斷糾正計劃區內各項目指標的偏 差，以求使外層的計劃區成為內層非計劃區經濟的 適宜的發展環境。這個意思，即是說計劃工作要注 意市場機製中所反映出來的各種需求，使計劃經濟 本身更科學化，又指不斷調節計劃經濟部門，使計 劃內項目有效地起到影響非計劃內項目的作用。比 如國家對重要資源的開發、利用的順序和規劃，國 家發展交通事業的先後順序及其規劃，直至國土開 發計劃、貨幣發行計劃，等等，都可以起到這方麵 的作用。人們時常把國家幹預社會經濟發展的途徑 分為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兩種，我們還可以加上第 三種，這就是信息手段。所謂利用信息手段，可以 是國家接受菲計劃區外遞的信息來調整計劃區內的 計劃，也可以是國家從計劃區向非計劃區發布和內 傳信息，使非計劃區的經濟活動受到影響，當然還 可以再次反饋，以至無限循環。
利用信息手段，比之於利用行政和經濟手段，有以下幾個優點和特點：一，可以培養國民迅速捕捉經濟事業信息的習慣（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員一般對此的反應是十分遲鈍的），充分地運用信息的社會價值，為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作任何可能的和必要的準備；二，信息手段具有更高的效率，或者說，它比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更“經濟”。利用行政手段幹預經濟活動，當信息傳遞不靈活的時候，它因此而造成浪費（包括資源、資金、智力和體力）的概率密度特別大，這是有史為證的。利用經濟手段幹預經濟活動，在有些情況下，如果不是已經造成了浪費的話，也會是一種收入一利益的轉移，對於受幹預的生產單位來說，仍然是浪費。比如被征的幹預性稅金，總是代表了生產單位一定量的成本額。而如果是信息手段，則隻要被生產單位接受，肯定將有經濟效益而無損失。國家每年都要發布關於財政收支的預算和決算，關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情況報告，關於國民經濟活動的各種統計資料，如把工作再做細一點，再搞出各種地區、行業、部門的規劃、統計、預測資料，那麼，這些東西本身就是一筆無可估量的財富。可惜的是，它們大多是被送上學者的書齋案頭。從國家本身到生產單位，有多少人會把它們當作幹預經濟活動的一種手段？可能不會有什麼生產單位在組織班子研究這些資料，更不用說把它們當作信息手段來改變自己的經營決策了。生產單位不能僅僅注意微觀的物資信息，市場信息，技術信息，還必須注意那些宏觀的幹預性信息（首先要求國家也有意識地這樣去做）。隻有利用了這樣的信息手段，市場機製的作用才算真正得到了發揮，’國家和生產單位才算在其中找到了最理想的活動場所。三，充分利用信息手段，能夠促成信息形成一門產業，這門產業的形成與發達，終將與生產單位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相得益彰。
沒有利用信息手段的市場，至多隻能算作半個市場。美國政府有時候利用公開市場買賣政府債券，來影響貨幣供給，影響證券價格指數，進而迅速影響全國經濟活動。證券價格指數是市場機製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等於市場機製中的價格機製，它主要的作用是與各類其他情報彙成信息手段，即表明政府意圖的信息手段。把信息手段作為市場機製的一個主要內容，對於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同時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其意義更為重大。首先是提高了生產單位的自由度，縮小了國家計劃的直接幹預麵，增強了市場機製的有效性；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發布的計劃性信息，比之資本主義國家通行的預測性信息，更加完備和準確，也更具有權威性，生產單位根據計劃性信息來製訂和調整自己的經營決策，能夠在保證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同時又保證社會利益與集體利益。組合的最優化，也就是增強了市場機製的科學性；再次，信息手段可以是事前的，行政幹預和經濟幹預手段往往是事後的，事前提供的信息，如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市場供求規劃，為鼓勵某種產品的擴大供給而附加的資助條例或優惠稅種條例，為限製某種產品的供給（指未來的、規劃中的，而不是既存的，如宣布未來五年內，國家將收縮低檔卷煙市場，收縮烈性酒供給市場，等等）而附加的懲罰性條例等，會給生產單位留有很大的選擇自己利益得失的回旋餘地，這樣將增加屆時實施獎勵性條件的可能性，減少實施懲罰性條例的可能性，使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長處都得到了發揮；最後，事前的信息手段輔之於事後的行政和經濟手段，使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一種立體的自由與控製雙重意義的網絡，增強了市場機製和計劃經濟的完整性。
關於信息手段和計劃——市場經濟機製的關係阿題，是一個有待於深入研究的領域。有鑒於社會主義經濟中，信息的價值沒有被真正認識，計劃與市場管理手段的缺乏有機性，生產單位市場活動的缺乏目的性和活動方式的原始性，我們提出了上述設想，算是作為初次嚐試。據最新材料透露，中國政府即將統一發布影子價格、影子彙率、影子工資等重要經濟參數，同時保留不完全的市場價格製度可能就是向我們所說的運用信息幹預手段的目標，邁出的關鍵一步。
四 計劃與發展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市場機製功能的擴大是改革的產物，而經濟計劃問題是改革的對象。根據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來看，經濟機製運轉的初始動力仍然是垂直的、從上往下遞進的。至少目前還是這樣。改革的趨勢，也未必就會廢除這一套程式。最有可能采取的模式，是雙動力結構，而仍以從上往下的垂直計劃為主動力。如果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其機製運轉的初始動力是水平傳送的，然後由下往上推動。大致可以用這樣的圖式表示：
上圖表明，在市場經濟機製中，市場的力量為社會經濟運動最基本的力量，即為主線，然後這個力量上推，由中央政府接受市場信息，並實施調節手段。而在計劃經濟機製中（包括計劃——市場經濟），主動力在中央政府，經濟運動主要靠計劃推動，然後以市場調節過程作為基礎（改革以後可能采取的模式），當市場信息反饋到中央政府後，中央重新修訂下一個年度的計劃。
我們不讚同這樣的觀點，即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趨同，認為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增強經濟的計劃性，廣泛地采用計劃手段。事實上，如果撇開發展目標的異同不論，經濟計劃的特點在於它的事前性質，而市場經濟國家通常采用的國家控製和調節手段，往往隻是事後發生的，即使有某些事前預測和調節措施，情況仍然是這樣。所。以說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盲目的經濟機製。
但這並不等於否認了事前的計劃與事後的控製、調節可以有許多手段上的共同之處。如利用稅收製度將國民收入中的相當大一部分移作再分配資金，在一定程度上有目的地重新安排資源流向，國家直接經營各種企事業，對各地方經濟作出某種平衡，決定研究與開發的投資規模，文化與教育投資，一些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保健與福利事業的發展，還有就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經常性變動，這些都一並作為社會控製與發展共同需要的重要方法。所謂高層次資本主義國家處在“混合經濟”階段的說法，就是基於上述方法極其類似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和有關的政府功能的論點。我們當然絕對地否定這一點。資本主義國家較全麵的宏觀控製，理論上始於凱恩斯主義，實踐上始於羅斯福“新政”，而這種理論和實踐。都受到了當時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獲得成功所產生的衝擊波的影響。西方國家很願意使經濟發展處予一定的控製與幹預之下，這是無可置疑的。然而控製、調節、幹預，就是控製、調節、幹預，與經濟計劃不是一回事，與計劃經濟更不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就更是不沾邊了。
所謂經濟計劃，就是人們按照某種預定的目標，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作出相應的規劃；計劃經濟，是指在特有的社會主義發展目標之下，自覺地使用某種規劃手段而建立起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指通過發展商品經濟這樣一種途徑，使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都能達到人們的某種規劃目標。這是計劃經濟應有的特點，因此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應有的特點。現有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不是在曆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經過革命的血火洗煉以後才誕生的；隨著它的內部和外部條件的變化，經濟計劃的內容和方法也就必須有經常的改革。如果時代條件發生了一定的質的變化，這種改革也就要在質上有所觸動。但是，過去和未來的曆史已經征明和將會證明，計劃經濟體製的上述特點是改變不了的。這不僅是因為計劃經濟體製還沒有失去它存在於這個時代的價值，同時還因為它為這個時代創造了許多有用的東西。社會主義社會並不象有人預言的那樣很快從地球上消失，其中就有計劃經濟有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的緣故。
在計劃經濟正遇改革風浪的考驗的時候，經濟計劃的手段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科學性和有效性。現代計量技術與計量工具引入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大大增加了經濟汁劃的實用價值。線性代數、線性規劃、投入…~一產出分析以及電子計算機都已成為增強現代經濟計劃科學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投入一一產出分析已在實行經濟控製的西方國家和實行經濟計劃的社會主義國家廣泛地被采用。中國目前也正加緊做著這方麵的嚐試，在某些地區、部門和行業（企業）以及更加宏觀的範圍內已有了投入一產出模型。當然，任何經濟計量技術和模型，都隻能是對現實經濟生活的高度理論抽象，它隻能作為分析和預測的框架，單獨反映某些選定的經濟關係，即隻能選用有限的變量，即使現在國外最龐大的經濟模型也隻能做到這一，步，因此，大量相關變量多多少少事實上被舍棄掉了。所以計量技術與工具不能作為經濟計劃唯一的依據。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雖然也存在著大量無法估算和預測的變量，卻幾乎不存在完全不能控製和不能列入規劃的變量，這樣，就經濟計劃和經濟發展方向而言，計量技術、工具都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說，運用這些工具和技術，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來說，比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控製，無疑將更為重要。如果現在還不是這樣，將來也一定會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