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可以順便提一下，現在越來越多的低層次國家的人們認識到，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要使社會完成現代化進程，可能首先要完成人的現代化、人的精神現代化和國家素質現代化的進程。從存在決定意識這個原理上說，現代意識、現代文化和現代精神，是在生產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相伴而形成的。但是，相當一部分的現代物質文明與舊有的傳統精神境界、文化與知識狀況水火不能相容，它們不能相安無事地相互追隨著發展起來。因此這些舊有的文化、知識與精神必須先科學技術而來一次革命，因為隻有有了這樣一次革命以後，各種決定經濟發展的有關變量和經濟發展本身的一些變量，才能充分提高它們的效率，才能合理地發揮它們的能量。三 無窮大的彈性：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是相對於物質資本而言的，它的主要成份是保健狀況和教育狀況。這兩方麵，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即每個人的健康與體力機能（直接關係到他的精力機能）和受教育程度、內容、方法都是不一樣的。因此，如果把某個人當作經濟活動中的一種資源投入，並期望運用這種投入得到一定比例的產出，那麼，這個人就成了資本，人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就成了資本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一一在運用過程中體現的能力差異，以及體現在運用結果中的差異。如果從全體居民的角度去看待人力資本問題，那麼就要求出國民保健、教育及表現於其中的能力、體力、運用結果的平均數。當然，這隻是一些設想和原則，很難精確計算，但當代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對保健和教育，尤其是對教育和教育的經濟效益，認為是完全可以從經濟上予以計算的。
人力資本概念和關於人力資本的理論，是本世紀50年代以後才從理論經濟學中派生出來的，並日益得到了係統化。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考察這一類問題的～一勞動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分工、專業化、勞動技能的改進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麵的作用一一可以說早已大有人在。比較典型的是李斯特，他曾著重研究了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意義，成為經濟發展思想史上第一個把人本身的發展和人的智力的發展加進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去，並綜合論述了發展目標的經濟學家。他首先采用了“精，神資本”的概念，、以示同“物質資本”概念相區別。精神資本就是來自智力方麵的成果和積累，這個資本等於“以前許多世代一切發明、發現、改進和努力等等積累”的總和。對這些資本的運用，和可以在什麼水平上對它加以“發揚光大”，取決於後人對它們的領會程度。李斯特關於社會與個人的人力資本，思想近似於我們所說的社會與個人的文化水平和知識程度。它們的質和量是一回事，它們的效益又是一回事，這關係到對它們以何種方式予以運用。這就和資本量是一回事，而資本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樣。看起來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運用確實應該分為兩個學科來加以研究。僅僅談人力資本的質和量如何如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真正的資本必須能夠帶來剩餘，必須有社會效益。係統化的人力資本理論必須包含這兩方麵的內容。
李斯特還認為人力（智力）資本的生產性比單純的體力勞動的生產性要大得多，所以，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把國民收入的最大一部分用於對後代的教育事業，“用於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這些思想無疑在根本上為現代的人力資本理論定下了基調。隻是現代的人力資本理論采用了新古典學派的一整套微觀經濟分析方法，來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麵研究人力資本問題，如生產函數概念，邊際收入和邊際產品概念等等。這些概念十分強調函數變量的可變性、可替代性（不成比例地替換，如加進一定量的人力資本，可能使產出加速增長），強調資本的效益，強調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60年代以後，科學技術和生產過程的結合日益緊密，從而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對勞動力素質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工業部門中，技術密集的行業發展很快，如電子、宇航、生化、海洋開發等，因此，勞動力市場就大量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熟練工人的需求，即使在傳統經濟部門中，因為大量采用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設備，使所需勞動力（主要是非技術性、非熟練的勞動力）大量縮減。這就產生了所謂“結構性失業”。另外，第三產業（也有再分為第四、第五產業的）迅速發展，擴大了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的社會需求量，增加了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性。但是，即使是最高層次的幾個國家，其勞動力結構也並不能適應這種變化，不能迅速地將直接生產者大批轉化為生產控製、生產指揮人員，將生產性勞動過程迅速地轉變為科學勞動過程，不能很完善地解決好社會勞動的智力化問題。同時，人們還發現，在兩個完全相同的生產環境中，不同的勞動力智力結構，會形成不同的經濟效益；勞動力投入量中的智力結構不同，對整個社會、，單個廠商的中、長期（有時甚至是短期的）經濟活動會引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於是，人力資本思想作為一門經濟學理論而問世了。
美國是對人力資本最為重視的國家，也是人力資本政策運用得最為成功的國家，所以，人力資本理論首先就由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建立起來。19 60年，他在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上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對人力資本理論作了係統闡述。他的演說很快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力資本概念就以一種固定含義而廣泛流傳。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形式，它與物品的區別在於：它既不能被買賣，也不能被當作財產予以轉讓。但它又與物品一樣，能夠對經濟起著生產性的作用，即增殖作用，能增加國民收入。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則強調人力資本隻是一種體現在人身上而不是體現在物品身上的資本。這裏關於買賣和轉讓的說法，隻是強調了人力資本的不同於一般商品，強調了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主體地位，當這種資本被投入使用以後，利益的大部分以及成本的某些部分（當然這兩方麵都不會是全部）歸於作為主體的人力資本所有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作為人力資本體現者的科學技術人員和其他技術性勞動者，他們一般地隻是經濟活動和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投入，一種變量，他是他的人力資本的法定所有者，但在被作為資本投入以後，就不再是主體，而是一個客體，即與普通勞動者一樣，他轉讓了他的人力資本，或者說，出賣了自己的知識：他的收益，並不是人力資本使用後的全部收益，而是他能夠得到的那部分收益一一一薪水。這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說法，說法本身相去不遠，但性質不同。發展經濟學可以把這問題一分為二：薪水是他個人發展的體現，剩餘部分被彙入了社會發展之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發展又與資本家的收益糾葛在一起。
人力資本的來源，當然主要地在教育。國家對教育的投資，是為獲取社會人力資本而付出的成本；個人為接受教育而付出的費用，是為擁有個人的人力資本而付出的成本。但教育可以是文化性的，不一定完全歸於經濟目的，所以教育成本的回收及其收益，部分地要從文化事業方麵去尋找，並間接地從經濟發展中去尋找。然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人力資本理論，則主要地討論教育投入、教育成本的經濟性，即主要地考察教育與國民收入變動之間的關係。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許多農業國家在進行工業化的過程中所麵臨的主要難題，與其說是儲蓄、投資的不足，不如說是工業資本投資收益的低下，即工業資本的低生產率，其原因，部分地在於經濟組織的效率與規模。就是說，這些國家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采用現代技術，是由於勞動者的缺乏訓練、技藝和知識不足，也就是人力資本不足。市場的大小雖然能妨礙工業化，但對工業化的最初困難卻無法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資源問題也是這樣，資源的充裕與經濟的合理增長之間完全不能劃等號。總之，人力資本不足，並對它不加重視和不設法予以改變，不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則工業的投資收益率肯定是低的，甚至可能是負值的，工業化也就因此而不能持續下去。增加對人力的投資，其目的在於改進勞動．（力）的質量，主要是勞動的平均質量。據計算，從19 09年到19 29年，美國生產量的年增長率為2. 82%，勞動力的質量平均每年提高0.56%，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中有12%歸於勞動質量的提高；從19 29年到19 57年，這三個數字分別為2.93%，0.93%，23%。從1950年到19 62年，三個數字再變為3.32%，0.62%，15%。相形之下，同期美國的記錄是2.29%，0-37%，l2%；法國是4。92%．0.37%，6%；西德是7. 26%，0.15%，2%；意大利是5. 96%，0.55%，7%。④美國毫無疑問居於絕對領先地位。據這些①參見《國外經濟學評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人力資本”。經濟學家研究，在美國，人力投資對工業生產增長昕起的作用大於它對農業生產增長所起的作用，其原因一方麵是在於工業品的質量指數增長率較大，他方麵是因為工業生產水平對勞動的彈性較大，即對勞動質量的提高反應較為敏感。這就要求一個由農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必須花費倍加的初期人力投資。
既然把經過教育投資的人力作為資本，那就必然可以汁算它的成本，並進而進行成本——收益分析。2()世紀3【）年代有一位經濟學家在美國作過這樣的測算：對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所付出的費用，與他們受完教育後因提高了能力而在以後的工作中取得的收入進行比較計算，除考慮到了死亡率、就業率等因素外，用一定的利率進行折算，然後把退休年齡（按職業分類）以前的各年收入折算成現值後予以加總，推算出各級學校、各類專業的淨收益。雖然淨收益不會是相同的，但收入都超過了耗費，因而可以論證教育投資符合於一般資本投資的原則。公式如下：其中．n為畢業後的年數，r為銀行利率。第一項即某年受過某種教育的人的存活率，用它乘以某年的就業率，就是說這一年這些存活的人用他們的知識找到工作的人數比率，再乘、平均工資，即存活者中可以就業的人的平均工資收入。最後一項表示這個收入須按複利計算。用計算結果與受教育所耗費用相比，其差額就是淨收益。
舒爾茨又把教育的成本分為兩大部分，即“用於教育的費用”和“學生因為受教育而暫時放棄的就業收入”（就是機會成本），這樣，人力資本的成本一一收益分析才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汁算方法和內容。根據成本分析，他認為美國曆史上對教育的投資增長率超過了對物質資本投資的增長率，即人力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在不斷提高。從19 00年到1956大學、中學、小學教育的總成本占物質資本形成總額的9%增長到34 %。美國的人力資本優勢就是這樣形成的。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圍又從人力資本本身擴大到了所謂勞工市場的二元性問題，認為由於對人力投資的存在，當受惠麵還沒有達到100%的時候，從供給方麵看，勞動力市場就必然地分化成上層（智力型勞動者）和下層（體力型勞動者）兩個部分。從需求方麵看，對兩種類型的勞動者的需求數量又會分成兩個差距日益擴大的市場。這樣，人力投資又會對社會就業、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社會等級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又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發展目標產生重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按照新古典派的理論和方法，把教育和在職訓練看成是有助於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可以使勞動者適應於現代技術條件下生產發展的需要，即在勞動力本身的供求處於均衡狀態這一前提下進行分析，已經顯得過於樂觀，並且有不夠深入和掛一漏萬的弊病。有關的就業理論（勞動力市場結構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被認為町以彌補上述缺陷。
上層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是：基本工資較多，津貼、福利、職業、繼續學習、晉升等條件和環境都較穩定。下層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則正好相反。上層勞動力來源主要是白人、成年男性，下層市場則多為有色人種、婦女、青年勞動力。70-80年代以後．美國的就業結構中，知識化程度較高的青年婦女的比例上升很快，因此，在就業率（總勞動力中的就業人數）增加有限的情況下，又必然縮小了其他成員的下層勞動力市場。
要獲得上層勞動力市場中提供的職業，當然需要具備相當的技術、知識和能力。普通勞動者缺乏這些條件，於是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就形成長期凝固不變的格局。因為人們的技術、知識和能力來之於受教育的機會，而對於下層勞動力市場成員的子女來說，這種機會無疑相對較少，他們進入上層市場便倍感困難。子女的子女當然也就更加困難。因此，現行的教育和分配政策就導致了副作用的產生，導致了社會問題的產生。同時，這種單循環結構會阻礙社會平均的技術、知識和能力的進一步提高，阻礙社會文化的發展，阻礙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進一步擴大範圍和提高它的程度，最終，將影響發展目標的實現。
那麼出路何在？發展經濟學在這裏遇到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學問題，人力資本的培養已不僅僅是投資及其結果的享用，還有一個培養過程中的投資使用和方向問題。在這一點上，發展經濟學關心過程更甚於關心結果。
西方學者隻能堅持西方式的立場。他們雖然承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子女受教育的多少和子女的職業出路具有影響，但同時又認為，隻要社會力量使人們明確教育能夠改變他們的職業，並可能從較低的勞動力市場跨入較高的勞動力市場，這樣，人們會出於追求有較高收入的“好職業”的動機，去設法尋求受教育的機會；．從政府政策的角度來說，則可以實行義務教育和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製度，鼓勵和促使低收入家庭讓自己的子女延長求學時間。
我們認為，大多數國家的情況表明，在知識與技術麵前確實不是人人平等的，就象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平等的一樣。關於勞動力二元市場的分析是有一定根據的。至於說到許多從事“不愉快”工作的人仍然享有較高的收入，如果他們感到有必要，完全可以讓子女去受教育，或本身去接受間斷的教育，完成二元市場的跨越，事實上，從事“不愉快”工作的人，在體力和智力方麵（往往被工作的“不愉快”所大量消耗）很難滿足自己和子女接受教育的要求，而且他們的收入中，除了扣除“折舊”部分（對體力和腦力的恢複，維持、延長和必要的發展）而能有很多剩餘的，可能並不多見。
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在工業、建築等就業人員的知識結構上下層次差距較大的部門中，人們收入級別的差額相當大，而在教育、研究、衛生等就業人員知識結構大致保持平衡、級別相差不大的部門中，則收入就不存在什麼很大的不平等。就是說，普及教育、提高社會文化知識的平均程度，以縮小行業和部門間和其內部在收入上的差別，是未來發展的一大目標。
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反映了高層次國家麵臨新科學技術革命的大趨勢時作出的社會政策調整。不管哪一層次的國家，如果想在這個大趨勢中獲得或多或少的有益的幫助，就應該正視這個問題，花大力氣進行智力投資，提高國民的文化和知識素質，並力求解決社會平等問題。當然，對人力進行投資要受多方麵因素的製約，如人口總量，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分布，政治局勢和政治決策，文化傳統和原有的文化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以及經濟發展結構、規模、等等。其中，政策因素具有相當的能動作用。關於教育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我們用上麵的曲線表示。
先假設：教育投資分布（結構）合理，內容、方法和目標均符合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不存在“受惠麵”與分配不平等之類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性問題。這裏隻作量的分析。當教育發展水平（簡稱教育）從E點達到A點，經濟發展水平（簡稱經濟）從u點趨向a點；教育再行擴大至B點，經濟下降至s點，即教育投資“過量”，經濟一時無法吸收，並影響了積累，從而發展速度下降。但下降幅度(：O -Ob)有很深的含義。第一，這個降幅所造成的經濟收益的損失，應從社會文化的發展和人的發展中尋求補償；第二，a-b間距體現的發展速度的損失，很可能是未來周期中經濟再次上升至-的絕對必要的基礎準備，也就是這一未來收益的必要代價。當然，a、b點間距的大小，即d點到S點的降幅，以及S點所處的均衡位置，也即A點到B點的間距，是比較難以把握的，它的過高和過低都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我們並不認為a.間距，從而a、b間距越大越好．，隻是說，它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一教育的發展必須領先於經濟發展。在這裏不能實行供給與需求平衡的原則，不能等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才去實現教育的發展，因為如果這樣，可能永遠不會有這種需要。四 智力優勢：不落的風帆
存在智力優勢，現今世界上當然隻有第一、第二層次的國家。這裏主要討論西方國家的有關問題。
智力優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當然是由較多的智力投資積累而成的。較多的智力投資當然又依靠了物質財富的高速增長。但是，物質文明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智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曆史是如此，當代更是如此。這樣一來，原因和結果就混淆起來了。客觀地說，它們是互為因果的。應該看到，高層次國家在其近代物質文明建設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因為曆史的傳統以及當時資本主義政治體製的鼓勵而十分注重知識階層的形成和擴大。
下麵我們以一些教育、專利權等項的費用支出、件數合計等統計表來說明幾個高層次國家對智力、文化、知識的投資和重視情況，從而也就說嬲了“智力優勢”的內容。
同蘇聯．美國、日本三國相比，中國在教育和科研方麵的支出，即使不考慮絕對數，僅從占國民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比例來看，尚大大低於一般水平。從19 78年到1981年，這兩個數字從3.9%和%提高到4.52r;和15.8%，而蘇聯在1975年就達到了9%和I5.3%，日本為6.5%和22.3%。據預測，中國到2000)年，教育經費和科研經費（均包括基建投資）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將分別從1980年的1.53%和0.97%提高到1：8～2.6%和1.2—1.7%，這樣大約隻能相當於蘇聯1980年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和美國，日本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教育與科租F經費之和將可能達到5%左右，仍低於蘇聯1980年的6.8%水平。￡將上述這些比例變換成絕對數字，就可以看出存在著距離越拉越遠的危險。
仔細品味一下上麵美、日、蘇三國的統計數字，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結論：相對來說，美國重教育，蘇聯重科研，日本大致持平。美國注重長期的智力優勢，蘇聯注重短期的科學技術趕超，日本注重中期的提高引進和消化的能力。美國有的是戰略眼光，．蘇聯有的是發奮精神，日本有的是實用與經濟的觀點。它們的現實條件與曆史環境各不相同，所以它們的文化發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們的經濟與文化的戰略目標都基本得到了實現。
專利權是創造、革新的成果表現，但是創造與革新項目未必件件都對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然而發展總是由這些大大小小的改進積累而成。這種小改小革越多，可以說明這個國家的平均文化程度越高，教育越普及，微觀社會越有活力。從申請數來看，19 50年的次序是美、聯邦德國、英、法、日，】960年的次序是美、聯邦德國、英、日、法，1 969年的次序是日、美、聯邦德國、英，法。這樣的序列變化看 起來很能夠說明國民素質的改進等一係列問題。戰 後的15-一20年內，比較集中的革新項目的起源情況 表明，60%源於美國，15%源於英國．1d%源於聯 幫德國。很撞然．這些國家有著較為深厚的文化知識 與科學技術基礎。
與教育，科學技術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相對應．西方國家的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白領工人人數自19 56年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的增長率一般為勞動人口平均增長率的2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增長率則是勞動人口增長率的3倍。白領工人從19 61年的2889萬人增長到1981年的5295萬人，增長率達83%。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從43.9%增加到52.7%。各類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的人數則從769.8萬人增加到1624萬人，增長了111%．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重由11.7 0，6上升到16.4%，可以說已基本完成了就業隊伍的知識化和技術化。還可以分析一下這些人的學曆：1980年，每16個成年工人(25歲以上)中隻有1個（約500萬人）學齡少於8年，而每10個人中就有7個喲5200萬人）至少念完4年高中。25歲和25歲以上的人口中，每6人中有1人（約13 00萬人）至少念完了4年大學，每8人中有1人（約920萬人）受過不到4年的各種大學教育。從1964年到1977年，美國中學人數增加了30%，高等學校在校人數增加了112%，獲得學位者增加了104%，其中，學士增加了85%，碩士增加了147%，博士增加了187%!①
依靠這樣的技術優勢，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增長中，集約因素的作用就一直大於廣延因素，告別了外延型的經濟增長模式：②
隻要根據這個表就可以得出結論：本世紀最早的20年，戰後的50、60年代，是美國經濟增長最迅速、最為順利的年代，同時也是科學技術、社會文化發展最快的時代。
說到底，那些信心十足、樂觀得很的未來預測，所有的王牌都來之於被預測國的智力優勢。《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的作者、美國的丹尼爾?貝爾是這樣描繪所謂“後工業社會”藍圖的（見表15、16）。
到了那個時候，在整個社會中所看得見的，無非就是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知識和分散化、多樣化這樣一些東西。那是一個知識第一的社會，知識短缺的人甚至連做夢也想象不出上麵這些道道來。未來學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因此就說世界有著驚人的希望和前景，“一個新文明正在興起”。他認為第一次浪潮曆時數千年，第二次浪潮至今不過300年，而第三次浪潮則司‘能隻要幾十年一一浩浩蕩蕩奔湧而來的新科學技術革命浪潮，會把地球衝得加快它的轉速，會把人類所有幾千、幾百年無法解決的難題，在幾年、幾十年中幹脆利落地予以解決。現代科學技術的力量，簡直就比無數個上帝加在一起還要大。真是令人高興。
我們再研究一下《第三次浪潮》作者對於未來社會的一些沒想。
托夫勒認為，煤、鐵路、紡織、鋼鐵、汽車、橡膠、機床製造等，都是第二次浪潮帶來的傳統工業，它們主要以簡單的電力機械原理為基礎，並且以大量消耗能源、產生大量廢料和汙染物為特點。另一些特點是生產周期長，技術要求低，勞動作業重複，產品標準化，生產過程高度地集中控製，等等。從50年代中期開始，這些工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已明顯地變得落後和衰退了，並已處在向勞動力比較便宜、技術比較落後的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過程中，其社會影響也在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新興的動力工業，這些動力工業是在急速突破的量子電子學、信息論、分子生物學、海洋工程學、核子學、生態學以及太空科學的綜合科學理論上發展起來的。現在，與這些科學理論相關的各種新興工萬萬個獨往獨來的小企業家？托夫勒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似乎也就不太重要了。然而且慢，這正是關係到新科學技術革命究竟能不能把現行一切社會、經濟的製度和結構衝跨的關鍵所在。這個難題不是持有一張智力優勢、新技術革命的王牌就可以闖過去的。未來學家們的觀點，無疑就是一種“自動演化”的觀點，其思想根源，在於製度經濟學的技術決定論，或者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亞當，斯密和休謨的自然和諧的樂觀主義理論。所有未來學家的社會哲學觀蓋出於此。
亞當?斯密（包括他之前的休謨、洛克等人）時代的樂觀主義者的思想，都認為神奇的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機器正在夜以繼日地生產出無限數量的社會消費品，到了未來的某一時點上，人類將完全能夠駕馭自然，解決所有的需求與稀缺問題，人類的意誌（注意，不是說每個人的意誌，也不是某一部分不足稱道的人們的意誌，如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人）終將獲得完美的實現。不存在物質短缺了，還會有其他的什麼困難？還會有什麼矛盾？還會有什麼衝突？如此這般，他們認為國家機器也就應該停止運轉，至少不必一天24小時都在運轉。和諧、融洽的社會必然就降臨人世了。當然，休謨與洛克是從“人心善良”的教義出發，走向了和諧的未來王國：而亞當．斯密則是從“人人自利”的哲學出發，走向了未來社會共同利益完全一致的前景。
製度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於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繁榮時期，以凡勃倫和康蒙斯為代表。這個學派認為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經濟製度”的產生、發展及作用，而“製度”包括各類組織（公司、工會、國家、企業主協會等），還包括社會集團的行為準則，社會意識的類型等。分析這些製度的相互關係和變化趨勢，就是分析社會的“質”而不是量。事實上，製度經濟學和未來學一樣，研究方法和目的都稍稍接近於社會學範疇。
以後製度經濟學的影響為凱恩斯經濟學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製度學派思想家認為凱恩斯主義忽視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製度”意義，不考慮技術進步對整個製度演化的作用，已無法解釋由於科學技術革命而產生的一係列新情況和新問題。於是，就有了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製度學派。製度學派不管新舊，技術決定論都是該派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40年代的艾爾斯，就曾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加注重實際的和‘工藝性”的價值覦念）被創造了出來，生活過程也就得到了改進，社會製度也將隨之而變動。因為科學和技術使經濟物質的豐裕成為可能，並擴大了消費者的自由，造成了“真正的”和實際性的價值，但同時，“製度的”或“儀式的”框架隻能提供“偽價值”的內容，並削弱生活過程的提高。“偽價值”（製度）沒有科學技術的基礎。
“技術決定論”也可以稱作“工藝主義”，它強調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決定性因素是機器，是技術，是掌握機器和技術的知識分子。如果社會一旦進入由這些知識分子領導的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和缺陷（危機、失業等）將會消失，社會生產的目的就會轉向為全部居民謀求福利的方麵。新製度經濟學把管理科學、“社會工程”等都歸入他們的科學技術體係之中，認為科學技術是決定經濟發展及其性質的獨立力量，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力。科學技術影響社會演進的過程，是有規律的、自發的，美國的走向“新工業國”的道路，就是這一自發規律的反映。加爾布雷思還認為，製度的演進和權力的轉移，都與“生產要素”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的重要性的變化有關，而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性。在不同的曆史階段，誰掌握了生產要素的供給，誰就擁有權力。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上，資本曾一度代替土地而成為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於是權力就從地主手中轉落到資本家手中。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不再是“稀缺的”生產要素了一一儲蓄過多，資本的供給日益充裕，另一方麵，經濟活動中所需要的科學技術知識越來越複雜，專門化的知識成了企業成功的決定性生產要素。然而，當代社會中，專門知識仍然是稀缺的，因此擁有這類知識的人便獲得了重要的社會地位，擁有了權力，即權力轉到了高級經理人員、科學技術人員和其他管理人員等所謂“技術結構層”（或作“技術專家體製”，‘‘技術專家組合”）的手中去了。資本主義社會已無法以財產來分階級，而隻能以教育來分等級。這樣，一個新製度、新社會就產生了。如果把這個製度加以進一步的改良，形成大公司的計劃決策體係和小企業、小生產者的市場支配體係，即“二元體係”，使權力和收入均等化，使市場支配體係的地位大大提高，打破以“公司的目標”來取消“公共的目標”的局麵，那樣，“新工業國”就會成為一種理想的社會組織。‘
顯然，亞當?斯密的樂觀，西斯蒙弟的小資產階級情感，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氣概，共同合成了“技術決定一切”的理論：從‘‘新工業國”到“後工業社會”和“第三次浪潮社會”，好象隻有半步之隔，隻須舉足之勞便可跨越。五 西方的期望：何時到達彼岸
我們且不管托夫勒在說著什麼，先看看50年代以後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及其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觀點，還有當代的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是如何描述未來社會的運轉機製的。． 熊彼特的“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不是類似“革新”的技術概念。其主旨，就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實行新的調整和組合，包括：(1)引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具有新的質量的產品；(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供給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如建立一種壟斷或打破一種壟斷。“創新”是企業家的職能和天賦，企業家的存在，從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斷發展，就是因為他們能不斷“創新”。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向來是不會靜止不變的，最後，在不斷的“創新”和不斷的增長以後，自然會產生對它本身愈來愈強烈地發生作用的兩個局限性：經濟增長使經濟生活中不斷出現一些新問題和新要求，這些問題和要求，企業家和私人組織將無力應付和解決，於是企業家將結束其使命，中央機構將出來組織和管理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本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將會產生一支日益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在這種環境下，企業家將無以自立，將不能發揮他們的中世紀騎士式的冒險和浪漫的創新才能，因為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將按嚴密的科學方法和知識邏輯來加以管理。於是企業家將退出曆史舞台，隨之而來的是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誕生。
可以從上麵的論述中捕捉到兩個信息：一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對於集中管理和組織生產資料、生產過程的需要和現實，無論程度如何，分散的、私人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將不能適應這個變化。比如為了對付日本電子產品的市場衝擊，就曾由美國政府出麵撮合，組織了幾家大公司聯合試製第五代電子計算機；二是知識專家隊伍的職能，並不是由他們在高度信息化的基礎上，各自形成無數個小規模的、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而是去代替企業家從事經濟管理。也就是說，並不是全部的，或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都能高度知識化、專業化、分散化、獨立化——這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財產和收入可以均等化，（這是一個老問題，我們不必予以討論）知識則永遠不會均等化，至多隻會不同程度地多樣化，因此就不能設想社會上會有如此之多的獨立、分散的經濟實體，總會存在一部分人對大多數人的經濟管理。事實上，熊彼特隻是在描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客觀現狀。我們認為，這種現狀還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強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歲月中（遠遠不會是幾十年的問題），科學技術革命並不能毀滅一切舊有的社會、經濟基本結構，而隻能予以多方麵的調整。總之，西方世界雖然有著一張“不落的風帆”，但到達彼岸的時間和地點，並不會都落入未來學家的妙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