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劉易斯無限勞動力剩餘模式。以後拉尼斯和費景漢又加以補充：當農業中也逐步出現生產剩餘時，勞動力將同時向工業部門和其他非農業部門輸送，這樣，農業對於工業的發展不僅僅是消極的輸送勞動，還將積極地促進非農業部門的發展。人們把這些內容合稱為劉易斯一拉尼斯一費模式。
與我們上幾章的內容結合起來考察劉易斯模式，其論點的不完整就十分明顯了：農村人口確實在源源不斷輸向城市，但農民的收入仍然很少變化（即使排除人口增長因素也是如此）；工業部門在持續擴展，但城市中失業人口比就業人口增加得更快。因此，無限剩餘的勞動力並不是僅僅為了供給工業部門而到城市來集中的，其中的原因還要更加複雜和多樣。模式固然要求簡潔明了，但過於簡單，就會失去發展經濟學本來應該有的實踐意義和政策意義。
五 綜合治理：經濟係統的轉換與統籌
在如何解決“不發達綜合症’一雙元結構的問題上，經濟發展理論絕對否定處於兩種極端的模式：一種是為大多數西方人所稱道的觀點，即認為專門從事有“比較利益”的、，輸出型的初級產品。另一種是大多數熱心的低層次國家管理人員所喜歡的戰略——迅速而全麵地實現工業化。時至今天；這兩個模式都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人人都已懂得，低層次國家不能老做經濟上的奴仆，可也當不了吃不飽飯的巨人。兩大經濟部門要得到轉換，要轉換就得有所統籌——一言以蔽之，要建立綜合治理的戰略格局。從現在的情況看，低層次國家的農業態勢首先得予以改觀。
如果排除從外界大量輸入農產品以養活國內居民的可能性（這對擁有5～10億以上人口的中國和印度兩國，甚至對較小的最貧窮國家，幾乎是無法想象的），那麼，農業的進步就是實現工業化的唯一的前提。同樣，如果排除全部工業化所需資源從國外進口，農業部門就是工業化唯一的資源供給基地（包括勞動力）。如果要試一下，看看能否做到這一點，那麼，低層次國家一般隻有農產品可資換回一定數量的外彙，隻有農村才是工業品的真正未來市場。基於這些國家勞動生產率的低下，要保證一定的農產品供給（國內全部人口的食用，工業資源，出口換彙等），必須保留大部分勞動力於農村之中。雙元經濟的轉換，不能沒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稍有倉猝行事，整個國民經濟便漏洞百出——前麵已有論述。還可以把農業的發展看作是提高一個國家人口質量的重要而又無法替代的途徑：一個健康的和發達的國家，必須有很高的營養水平。
有必要建立一種使工農業生產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麵都相互依存的模式。從農業方麵看，它的致力於擴大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產品的輸出，一方麵是為了增加對工業的原料、勞動力的供給，另一方麵也增加了對工業品的需求，增加了市場的容量。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必須努力滿足這兩方麵的經濟活動。從工業方麵看，它的擴大生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再生產和增加對農村的工業品輸出，同時也為了增加對農產品（包括自然資源）的消化和加工能力，更要兼及解決農業的勞動力剩餘問題一注意這裏不是解決“農村的勞動力剩餘”問題，下麵將提到，農村本身的工業和其他經濟、社會事業也是一條解決農業勞動力剩餘的主要途徑。這些理論說起來很簡單，但相互依存的模式成功與否，事關經濟係統的轉換與統籌—～綜合治理的成敗。事實證明，以壓抑農業來加速發展工業（為工業提供資金），加速工業的積累率，增加所謂社會的“未來消費”，隻是一個強化工業自我循環、犧牲眼前消費的政策。這並不是好的辦法。在絕大多數低層次國家，農業可以被壓縮一即使是“暫時的”壓縮——的餘地是十分有限的。本世紀30年代以後的蘇聯執行過這個政策。但蘇聯當時的情況和上述這些國家大不一樣。首先是因為蘇聯當時處於特殊的國際環境，現在的低層次國家不必過份強調對付戰爭威脅的緊迫性。其次，蘇聯的農業基礎條件要好得多，它很少有糧食高度緊缺的時期，況且它還有大量的未開墾土地，那裏的農民可以在不使用資本或很少使用資本的情況下，增加農產品的供給。當然，長此以往，也是會出問題的。另外，當時蘇聯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向上接近於歐洲，而不是往下臨近於現代的低層次國家。
迄今為止，發展農業生產可供選擇的模式很多，但總括起來，其前提條件無非是要考慮：1．-定時期內農村可以集中和可以運用的資金存量；2．人口的數量、質量，可以維持的和必須很快達到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口的年齡分布，主要是勞動力和非勞動力各自所占的比重；3.-定區域內的自然資源，如果社會條件限製，這個區域可能是最微觀的一個村落組織，如果社會條件允許，則該區域可以相應擴大至自然資源得以互相轉讓、調撥和統一使用的範圍內；4．地理條件：5．政治製度，某一政治製度下可以做到的事，另一政治製度可能就做不到，比如中國在農村大規模動員勞動力從事各項水利等工程，其他國家做起來可能就有困難；6．社會係統與習俗。
差不多所有的關於發展環境的內容都給列了出來。發展環境決定發展目標；發展環境的多樣化，決定了發展目標的多樣化。因此，發展經濟學要對社會實踐給定一個什麼最佳模式，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理論要成熟，要係統化，就必須從研究對象中找出一些大致帶有共同性的規律來。按照低層次國家現有的條件和現存的問題，我們想，以下的發展政策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一）減輕農業稅，特別是當農業部門還沒有培養出較強的自我再生能力以前，重稅無疑等於窒息它的未來發展。工業部門從農業部門獲得一定的發展資金（主要由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造成），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農業生產最重要的資源取之於自然，相對於工業來說，發展農業所需要的資金積累並不太大。但有一條，不能過份壓抑了農業部門對工業製成品的需求，這是雙元經濟轉換的根本希望所在。如果不這樣，則農業生產力和農民生活永遠沒有進步的可能。、在適當的時候，還應調整剪刀差，鼓勵農村地區推廣使用工業製成品，包括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對於輸出的農產品，當然要在出口和國內消費兩者間加以選擇。有“比較利益”的農產品，增加出口以創外彙，這也是義不容辭的，但無疑應立足於國內消費需要，至少要不斷比較出口與國內消費的效益，經常加以調整。另外，不能隔絕農村地區使用外國先進技術與外國資本的通路，這也是對農產品出口創彙的一種報償。中國在大城市（上海）附近的郊區開始了這方麵的嚐試，可以認為是低層次國家農村發展政策重大轉變的開端。
（二）盡可能利用農村潛在的剩餘勞動力（主要是農閑季節的），修建具有一定規模、社會性的公共工程，如公路、橋梁、水利、港口、植樹以及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不應把這些農村事業視作可有可無的工作，而應看到這是改造發展環境的唯一可行的辦法。比如交通，農村地區的自我封閉與內循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改善交通條件甚至比在農村地區的其他方麵傾入大量資金更為有效，更為必要。經濟學中常說的資源最佳配置和資源利用效率，也可以應用在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動員、合理使用上麵。農村社會工程是一項勞動密集型的開發項目，也有低投入、高產出、工期短、有效期長的特點。中國堪稱是這方麵的典範。據估計，19 49年以後的10年內，中國農村完成了3700億立方米的土石工程，相當於修造了960條蘇伊士運河。從1957年以後的30年內，耕地中的水利灌溉麵積從占總數比例的20%擴大到約80%上下。①從所有低層次國家的農村地區舉辦公共工程的情況看，還需要進一步使設計與施工更科學化、嚴密化，更節約資源和更有效益。
（三）在資金、技術稍有寬裕和一定條件的地區，應引入勞動集約化程度較高的小型輕工業。首①參見《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先應該就地利用當地資源，在交通條件尚有不足的地方，產品應先以滿足當地消費為主，並在產量增長的過程中，同時改善交通條件，以便產品、技術、人員的輸出和引入，、水果、蔬菜、麵粉、稻米、木材、畜產品、糖類、紙類、棉花、油類等加工工業，應是優先考慮的項目；其次町擴大為化肥、小型農具、磚瓦、建材的製造工業，在第一類項目有了一定基礎的情況F，建立紡織、食品等配套工業。這類工業，不管從市場、資源、勞動力來看，還是從資金、技術、管理來看，都已不能局限於本地區域之內，因為它們已需要有一套農、工、商的綜合經濟結構。總之，以就地取材、地理便利為初始條件。這些產品與城市工業品實行交換，應以輸入農村消費品和小型農業機械、熟練工人為指導思想。如獲得再行升級的條件，則可選擇水泥、冶鐵（鋼）、能源、高效化肥、農具修配和製造等基礎工業。當然，這時仍然要以資金、技術的節約和逐步升級為原則。流通與信貸機構必須在政府的幫助下迅速建立起來。近10多年來，亞洲的東盟國家在實行農業一~，加工業初級製造業一一較高級加工業的發展戰略，逐級提高麵向國內市場的、初級產品的加工深度方麵，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泰國的工業體係就是在圍繞初級產品的逐級深化加工過程中擴展出來的，而產品的出口率、出口檔次也隨之提高。泰國在實現農業產品多元化的基礎上，對玉米、木薯、麻類、甘蔗、煙草、豆類、棉花、菠蘿、養殖等產品完成了加工工業的多元化。這一發展戰略的成功，使泰國的外彙收入大幅度上升，並為工業化提供了資金和原料，也為國內城市工業開辟了廣大農村市場。中國在80年代以後執行的經濟區建置規劃、1985年製訂的發展鄉鎮工業的“星火計劃”，至少已經在理論上體現了這一目標。現有的上海經濟區和正在籌組的東北經濟區，就是利用曆史上形成的區域經濟和地理聯係，建立多層次的經濟結構，並使每一層-次互為依托、互相協調，綜合平衡和開發區域資源，開發區域生產力。就目前的進展看，經濟區亟須解決的問題，是經濟區與行政區的權力配置的合理化。不能妥善處理好這一問題，經濟區的預期‘目標，就不能走完從理論完善到取得實際成效的中間距離。所謂“星火計劃”，是由中國國家科委牽頭製訂的以“短、平、快”科技項目振興地方經濟的短、中期規劃，其主旨是將現代技術直接引入農村鄉鎮工業，盡快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取得現代“規模經濟”的效益。這個計劃準備在86-87年度中，重點開發水產養殖、家禽綜合利用以及草食動物的飼養、山區土特產資源的綜合利用、油脂綜合利用以及係列深度加工、生物技術應用、農村建築材料、速生林栽培和林產品綜合利用、農村小商品和為城市大企業配套的產品以及有關技術裝備等。顯然，對初級產品的“加工深化”戰略和農村一一城市經濟一體化戰略，正普遍受到低層次國家的重視，因為這是發揮區域優勢、降低農村發展的時間成本的唯一有效途
上述發展農村工業和非農業經濟，“不讓農民加入城市工業，而把城市工業帶到農民身邊”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其次，“梯度”發展模式和“跳躍”發展模式的交替使用，也不無可取之處。梯度理論是中心極發展理論的變種，它要求建立一個發展中心，一個最高層次，。然後層層往外推移，往四周擴散。這在理論上說得通，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但高技術、高發展水平的往下推移，容易與從低層次中如潮水般湧來的移民或者其他自然的和社會的隔離‘區形成“對抗鋒麵”，前者的推移趨勢還會被迎麵而來的對抗力完全抵消。因為移民總會弱化落後地區對先進地區推移出來的較高發展水平的接受力，甚至還會弱化較高發展水平的推動能力，結果就是先進生產力的擴散始終不能越過這個“對抗鋒麵”。跳躍理論是平衡發展理論的一個變種，它要求此起彼伏：波浪式而大致保持平衡的發展狀態。這在經濟上講可能有些問題，因為低水平地區要往上一跳，不說越過高水平地區，就算是保持大致相當的高度，仍然是頗費力氣的，或許也是不太可能的。但在政策上，這一理論卻較容易實施，政治上的效果可能也比較顯著，因為這一理論隻是要求運用宏觀控製手段，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條件下，搞不同的發展重點，使各地區的發展水平保持一般平衡。從短、中期來看，這樣做肯定會在經濟上付出代價，但從長遠看，如果做得成功，或許更符合發展理論的要求一它將減輕人口集中以及分配與生活水平過於不平衡的壓力。所以我們說，這兩種模式的交替運用，可能較為行之有效。
（五）農村地區普遍的自助、自建活動。如有條件地得到一部分社會力量的支持，農村各地區有必要依靠自己積累人力與物力，開辦教育與保健設施，舉辦小型而實際的福利事業。現在看來，這些活動主要須由農村基層單位自己來組織，其前提也不外就是注意節約與提高效率。中國的農村保健事業發展很快，其他如非洲的坦桑尼亞、肯尼亞也都有所建樹。農村許多常見疾病的根除，當然要等待城市中現代的醫學中心貢獻出它們的成果，但對這些疾病加以控製、減低發病率，看起來依靠農村合作組織還是可以辦到的。基本教育、基礎福利設施，都得由農村本身加以組織、推廣、廣泛動員，才能獲得初步解決。城市在這些方麵的輸出，對大幅員的低層次國家農村地區來說，尚力所不能及。當然，政府的支持會起到很關鍵的作用。
（六）不管實行哪一種農村土地所有製，國家的，集體的，私人的，或是社會所有的，農業的最基本經營單位應該是有很高自主權的個人或家庭。農業資源以分散、大麵積為特點，而農業勞動以分散、小麵積（低技術）或大麵積（高技術型以及粗放型）為特點。因此，除非人口過於密集，無法分配生產資料，否則，對農業生產進行集中管理總是失策的，實際的社會生產力總是達不到潛在的社會生產力。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在農業方麵的體現比較突出，即在一定技術水平條件下，如果勞動量既定，每增加最後一單位資本投入，邊際產量將停止增長，從而平均每單位資本帶來的收益遞減；如果資本投入量既定，每增加最後一單位勞動量，邊際產量也將不再增長，平均每單位勞動量帶來的收益遞減。這是由農業資源的不可無限再生性決定的。因此如果要增如農業產量，分散經營比之集中經營更利於將勞動生產率提到較高程度，因為集中經營總是以增加投入為特征的，而分散經營則以提高．每單位投入的質量為特征一他們對投入的使用總是要經濟一些。
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問題的另一方麵，或許還是更重要的一方麵，是政府必須千方百計鼓勵那些小生產單位進行協作。協作是農業生產最終的、唯一的出路。現代化和商品化的農業隻有在協作中才能完成。但與農業生產必須自由一樣，協作也必須是自由的：自由生產，自由協作。而要協作，就應該使農業生產資料可以轉讓，隨著生產力的變化而使生產資源重新調整配置，如土地向專業戶手裏集中，否則協作也隻能是浪費資源。當然，不同的所有製下，對生產資料的轉讓方式可以製訂不同的政策。隻有自由協作——自由轉讓生產資料，才能加速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加速生產結構、部門結構的合理化、完整化，加速勞動生產率、資源有效利用率的提高，最終，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
調整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也就是調整農村的生產關係，這在低層次國家中實行起來都是不容易的，在生產資料私有製國家裏更是困難。但農業的發展，‘是一項偉大、艱巨的社會工程，是低層次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因此，研究、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生產組織形式和發展模式問題，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一個完全開放的經濟社會，或者說，一個基本依靠內部動力逐漸完成工業化的社會，一般不會存在雙元結構問題。對於原本處於非常落後的發展階段的大一些的國家來說，一旦被殖民主義的力量強迫納入世界經濟體係，或者以後又在不太有利的外部環境下，完全獨立自主地推行工業化政策，雙元結構的形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旦形成，要消滅它又是十分困難的。這是因為隻有用經濟係統的完全開放才能消滅雙元結構，而且要經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外部發達世界對現代元部分吸引力越強，現代元相對於非現代元會越具有自我循環的能力，從而雙元結構越牢固。何況低層次國家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很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幸的是，要在落後國家完全開放經濟係統，真正解決雙元結構問題，必須依靠政府十分有力的幹預，這又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一由於資源是十分稀缺的，因此就要絕對地放慢現代元的單循環增長速度，於是更需要耗費寶貴的時間。這樣，經濟上的代價就轉化為政治上的風險。看來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一種更好的社會製度來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