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生產的點滴進步被納入一種向上的、財富輸出式的運動，生產力成了一種非革命性的、不活躍的因素。
農民——商人——市場，或者，農民——商人一政府稅務部門，這兩種模式，都代表了生產、交換、分配過程中的互相緊扣的環節。商人在農民的市場中獲取一個剩餘，政府稅務部門在剩餘中再抽取盡可能大的另一部分剩餘；這個剩餘，代表著社會生產力的點滴進步，或者永遠離開農業生產過程，去滿足較高層次的生產和消費，或者被商人們用去製造新的剩餘。無論如何，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進行最基本層次的擴大再生產。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十分不利於直接的農業生產者，農民大多隻能勉強維持簡單的再生產。經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大概連農村普通的商人、高利貸者、地主也都統統成了發不了財的一群。當然，其中脫穎而出的人還是有的，隻是他們的脫穎而出，要以其他農村居民的更加貧困為代價——一個無淪如何也做不大的餡餅，有人取多了，其他人就隻好少了。
上述三個方麵都是互相關聯的：商品經濟發展的缺乏內在動力，是價值增殖外部條件的不良結果之一，也是它的原因之一：價值增殖外部條件的不良，是生產力不活躍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它的結果之一：商品經濟發展的缺乏內在動力，當然也是生產力不活躍的原因之一和結果之一。這些關係顛來倒去，互相約製，始終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長時期以來一直采用了垂直、外向輸出型的管理模式和結構。低層次國家農村的發展，當然也需要有輸出規模的擴大（產品、剩餘勞動力），但目前更需要的是輸入（資本、技術、知識）。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三 優惠價格：農村造血機能
目前的低層次國家正在’相繼改變自己的農村發展政策，重視對農村經濟係統的改造，並著手製訂國民經濟的有機化和整體化政策。在這個進程中，對農村產品和生產資源實行財政性補貼和階格支持，成為一種較為常見而爵遍的辦法。從理論上說，農產品可能是世界上所有的市場商品中價格彈性和需求彈性最低的一種。對消費者來說，即使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使他花去了全部收入，他仍必須滿足最低食物需求；從生產者一方說，占有土地、牧場、森林、魚塘，意味著即使他的產品市場價格降到零點水平，他也很少有機會轉移他的生產資本，就象工業資本家可以做到的那樣o所以，農業生產曾經是古代和中世紀最有利的產業。而在現代，替代性食品已經大人地豐富起來，照理農業生產者的地位會一落千丈。然而，事實上這種情況隻在世界曆史上極短的時期內發生過。現在不管在哪一個層次的國家，政府都對農業產品實行財政補貼或價格支持。當然，支持的目的和效果是絕然迥異的。高層次國家的補貼和支持，主要是因為現代的生產力水平還不能用人工製品替代全部農產品，農業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大部分仍然存在。低層次國家除了也有這一目的以外，還存在保護社會基礎結構的意圖：農業包栝了這些國家的眾多人口和大部分國土。農村的相對穩定是全國政治、經濟穩定的前提。所以即便補貼和支持是純粹政治性的，是談不上經濟效益的，它還將會持續下去。隻是各國的曆史、國情、財力和政府重視程度的不同，補貼和支持的深度、範圍也就不同。比較成功的例子，象亞洲的中國，東盟國家的馬來西亞、泰國，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美地區的墨西哥等，將政治利益和經濟效益盡可能互相發揮作用，使財政性的價格支持和補貼真正接近了所謂“最大效用”原則。因此，農產品的價格補貼和農業的財政支持等問題，也就成了發展經濟學家十分留意的課題之一。
在這方麵作一些一般性的討論是很有必要的。
農業價格政策的最明顯的效用，體現在受波動影響的農作物產量之上。隻要農民對價格變化有所反應（隻要不是完全的自給自足經濟），農產品的價格支持以及對於肥料之類的農業投入所作的補貼、削價，都會導致產出量的增長（當然以不充分就業；尚有技術開發的潛力等為前提）。不過，產出的提價和投入的壓價，這兩種政策在花費的成本和在其他方麵的影響，是很不相同的。
農產品價格政策通常包括對一個或幾個商品征稅或者補貼，政府有可能從其中獲得一筆收入或增加一筆開支：處於政府幹涉之下的商品通常對國民經濟具有相當的意義，政府的收入或支出的效用也就必然是十分可觀的：如果我們不把政府當作一個完全的社會產品的消費者，邪麼政府的上述活動，就具有了重要的收入再分配色彩。如前所述．價格政策會影響收入再分配，其作用是通過改變農作物價格、農民收入和消費品價格以及消費者的收入等方麵發揮出來的。這樣，提高農作物價格的政策使收入再分配有利於農民，相反，製訂農作物的低價,政策必然導致增加農產品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對農作物出口的稅收會壓低此類商品的國內價格（限製出口，增加同內產品總量），從而壓低了農民收入和提高了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從發展經濟學的立場出發，價格政策對於收入分配的效果，是遞增、遞減還是不變，要看農民和消費者雙方，誰從這項政策中獲得了利益，而誰又是代表了社會經濟中的基本生產者和較為貧困者，還要看如果在一方的收入大致維持不變或下降不大的情況下，哪一方提高收入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較重要的意義，還有一個問題，農村收入的增加部分，最後歸屬在什麼地方。是農民？還是地主？或者是農村中的商人以及政府或其他人員？
價格政策的另一個卜分重要的效用是可以實現資源的再分配。不適當的價格政策會扭曲各種商品的相關價格結構。在投入價格方麵尤其是如此，它會致使產出和消費方麵的低效率。對一些低層次國家的研究表明，扭曲的農產品價格政策會使資源分配嚴重失當，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中國也有過這方麵的經驗。研究還表明，從經濟效益著眼.陂扭曲的價格體係對低層次次家造成的損害。比之高層次國家要大得多。低層次國家的資源本來就開發不足，市場結構又十分不完善，計劃的水平和經濟體製又大有欠缺。最重要的是因為低層次國家的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農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會造成整個經濟體係的不牢固。
並不是所有的價格支持和財政計劃都是可取的和有效的。對於消費者來說（生產者是生產資料的消費者），維持固定的低價，會鼓勵對這種商品的超額消費，至少相對於其他商品和價格降低以前的這種商品是如此。結果就是生產的低效率，比如，肥料補貼導致對它的濫用。生產的低效率反而又增加了社會成本。南朝鮮、孟加拉國、泰國等都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相反，如果一個農民本來把某一項農產品經營視作生計的固定來源，而並不十分打算轉移到另一個稍稍對個人有利的就業機會上去，那麼，不適當的稅收和其他不帶有鼓勵意義的政策就會加速這種轉移，引起資源的重新組合，這對社會不一定是有利的。農業經營需要經驗，需要相對的穩定，至少不能象城市那樣自由尋找職業。同樣，如果農民不願意嚐試使用現代生產方式，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某種現代技術的存在，這方麵的合適補貼和支持會促使它較早地被使用。否則，此類方法和技術會,冒因為無法應用失敗的危險。
在分析農業價格政策的時候，還必須指出幾個區別。第一，長期和短期效應的區別。比如，當農業作物價格上升，相應的農產品產量增長的長期效應比短期效應要顯著得多，且周期可能比工業部門還要長。而在一定的時間內（如一年），產量可以被看作是既定的，效應僅僅在農民收入方麵有所反映。隻有較高的價格持續下去，產量才會增長。在這之前，等於先使農民獲得了一筆來自其他居民的轉移收入。時間愈長，農民愈有可能調整他們的生產方法和采用較高的技術，使他們能在新的價格體係下，盡可能達到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水平。於是就增長了社會總產量。假如這個國家確實是很需要增加哪怕是一個單位的農產品的話，該政策就必須持續較長時間。其次，要區分預期效應與”出乎意料”的效應。就象上麵所說，政府對某一農作物的出口征稅以增加財政收入，然而，稅收會壓低此類商品的國內價格，使產量不再繼續增長，並使農民的收入下降。這並不是政府所要求的和預期的效應第三是直接效應與間接（引致）效應之分，當政府對某一部門實行財政與價格幹預，產量、消費以及投入、產出的替代關係可能會波及另一部門。比如，提高農產品價格，可能最終使相關消費品、生產資料等的價格全麵上漲。大多數采用價格支持政策的低層次國家，事先很少能對這一點作充分的估汁，往往是事後力圖補救。在委內瑞拉，曾經對豬肉和家禽實行補貼，降低了生產成本，較低的豬肉價和家禽價格使消費者獲益，於是豬肉和家禽的消費大規模地替代了牛肉，牛肉價格下降，牛類生產部門收入下降。價格支持和財政補貼政策，往往會帶來這種超出原計劃範圍的、但事實上肯定會擴散開去的間接效用。間接效用從計劃圈內的產品擴散出去以後，可能會漸漸弱化，也可能會強化起來。就是說，與計劃內產品的關係不同，效應的強弱也就不同。
對於行政與經營管理經驗不足的低層次國家政府部門來說，要充分估計價格與財政政策的種種效應，不能沒有一段相當長的探索曆程。有些效應甚至是非常成熟的經濟學著作也無法兼及。重要的是領導者必須對收入分配等一係列發展目標在事先就有充分的估汁，這樣才不致於因執行某些政策而產生的各種負效應，使發展進程偏離控製。
四 剩餘與短缺：農村勞動力的希望
1954年和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w．A．劉易斯發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兩部著作，運用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發展理論，在所謂雙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低層次圈家的經濟發展模型，即無限勞動力剩餘模，劉易斯模型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因為這個模型第一次指出了低層次國家由特定的曆史原岡而造成的雙元經濟結構的存存，從而為綜合研究發展問題奠定了基石。本章第一和第二節的內容，無疑表明了作者也基本上采納了他的主題思想。 但該模型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缺點。劉易斯把經濟 發展過程看作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過程，以為資本的積累就等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以為農業在經濟發展中隻能處於從屬的地位，它與現代元經濟的聯係，隻表現在農村潛在失業人口的源源不斷地補給工業發展，以為有了無限剩餘的勞動力資本就等於是有了無限發展的經濟資本，以為西方的道路就是全世界的道路，等等。然而我們還是承認，劉易斯對發展問題的分析，堪稱精致入微的，仍有相當高的理論價值。對劉易斯模式作較為詳細的介紹， 有利於使我們關於低層次國家農業——工業——國民經濟的發展思想更加完整化。
劉易斯強調他的模型是以假定存在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為前提的，並認為這是一個“有用”的假設。 這個假設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為除了現代工業元以外的其他各方麵的隱蔽失業者及剩餘的可利用勞動力的存在。其中，主要的就是“傳統農業”等部門。在人口相對於資本和其他資源來說大量過剩的國家裏，非現代經濟元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一般都很低，甚至是零或負數，即投入每一單位的勞動，平均產 量不再上升或甚至有所下降。這樣，剩餘勞動力就
存在著，這就是隱蔽的失業者。在農業部門，人均
可耕地被劃分得十分微小，如果這時候將一部分勞 會減少；其他短期的就業機會大大少於要求謀生的勞動力，即使將這類人減少一半，仍然不會出現空位；商業部門擁有大量的小零售商，幾乎形成了大量多餘的商業網點，增加了不必要的流通費用，如大批撤除這些網點，零售商業不會萎縮，消費者不會有任何不便的感覺；甚至在服務業等工資勞動部門，同樣也有這種情況。
劉易斯在這裏要強調的並不是邊際勞動生產率是零還是負數。他要強調的是，在上述情況下，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價格，剛夠維持最低生活，不會再高，因為有剩餘勞動力；也不會再低，再低就會死人，造成勞動力短缺。在這種價格標準之下，勞動力可以源源不斷地、無限地供給出來；在這種工資水平上，生產規模的任何擴大都不會受到勞動力供給的限製，新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就業機會，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會出現空位。
除此之外，劉易斯還找到了其他勞動力供給的來源。一是婦女的走出家門。劉易斯認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讓婦女出來從事社會性工作，是“增加國民收入的最確實可行的辦法之一”。二是因為人口因出生率高於死亡率而增加。這是經濟發展造成的“直接影響”，是不可避免的。
這就是對供給來說的勞動力的無限剩餘理論。不過，這裏指的是非熟練勞動力。在低層次國家，熟練勞動力是缺乏的。但劉易斯認為，這種缺乏隻是暫時的，隻要投入教育費用，加以培養和訓練，熟練勞動力同樣也將不會缺乏—一一經濟發展的原因和結果都在這裏。經濟發展的有意義的障礙，仍然在於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短缺。這裏，我們不能不看到，劉易斯忽視了問題的另一方麵。第一，教育費用也是資本，而資本是不足的；第二，教育從投資到獲得收益，將有一個較長的時差，對低層次國家來說尤其是如此，即使排除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有意義的教育也必須包括：基礎部分（初中甚至高中）職業訓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職業訓練的內容須不斷變化。因此，熟練工人的培訓期不得不予以延長。低層次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阻力正是在這裏．
有了勞動力的無限剩餘以後，劉易斯接著展開了他對雙元經濟結構及其工資水平差異問題的研究。
劉易斯認為低層次國家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即所謂現代的資本主義部門和傳統的農業部門組成的。資本主義部門就是由資本家運用生產性資本，雇用勞動者，為資本增殖——利潤而進行生產的部門。傳統的農業部門隻使用土地和勞動力，不使用生產性資本，每人平均的產量低於資本主義部門。關於低層次國家非現代化經濟元的一些特點，我們前麵已有所論及。經濟部門的現代與傳統之別，根本點並不在於是否使用資本。說傳統部門中不使用資本，那似乎太近於武斷。問題在於兩個部門的資本增殖的速度、方式、去向確實大不一樣。劉易斯低估了低層次國家農村中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
劉易斯這樣描述兩元結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社會經濟中少數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工業（如采礦和電力等）與最原始的技術並存：少數高級商店的周圍是老式商販；少數高度資本主義化了的種植園被小自耕農的汪洋大海所包圍。高度文明的大都市與窮鄉僻壤並立，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與文化水平幾乎等於零的土著居民並存。這就是雙元結構，當然，這隻是雙元結構的一些現象。
在現代經濟一元中，即在擴大著的資本主義部門，劉易斯認為，那裏的工資是由該部門之外的人們所能賺到的收入決定的。不會比這高出許多，因為有大量勞動力袖手旁觀等在一邊：也不會比這更低，否則潛在失業的自耕農就不會千裏迢迢趕往城市。農業部門的低收入決定了資本主義部門的低工資，但現代經濟畢竟是現代經濟。工業工人的工資和城市生活水平總是高於農民，按劉易斯的說法，差額大約在30%左右。如果不存在這一差額，勞動力即使無限剩餘，也不會形成對資本主義部門的供給。另外，現代經濟中多少還有一個現代經濟生活標準問題。
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就造成了經濟的發展過程。發展的關鍵，在於資本剩餘被投入創造新資本的領域並且不斷在循環中擴大投入與產出。資本主義部門在擴大過程中，把越來越多的潛在失業人L吸收到資本主義經濟中來。然後創造更多的剩餘，形成更多的資本．吸收更多的勞動力，直到勞動力告竭為止。到那時，工資就要開始提高，勞動無限供給和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都不得不中斷。到那時，工業的增長才對農業提出了同時增長的要求，否則發展就無法重新開始。因此，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肯定將有實質性的進步，農民的收入也將獲得改善。農業部門的這種變化很有可能反過來對工業部門造成工資壓力，成為工業發展的阻力。在這種情況下，要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利於資本主義部門的繼續擴大，需要通過增收農業稅等措施來減少農民的收入，使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好處不歸於農民，使農業為大規模的工業化提供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