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移植體的生命力
本章所討論的“雙元”問題，僅僅存在於低層次國家，主要是在第四層次以下的國家，與第一、二、三層次基本無涉：
“雙元”一詞，被用在經濟結構的研究中，表示兩個係統獨立運動的態勢。它們之間，幾乎不發生什麼關係，或很少有關係，即使有，也隻是一些不合理的關係，有時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不利於經濟成長的關係：
所謂"雙元”，指的是現代經濟與非現代經濟兩種成分的並存。就主要方麵說，它包括城市和鄉村的雙元，城市中現代經濟與非現代經濟的雙元。本章討論的，主要屬於第一種類型：
雙元結構問題，已成為當代發展經濟學家所共同矚目的課題之一。它的存在，以及存在以後對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幾乎與低層次國家所有重要的問題有關，因此，它可以傲稱為“不發達綜合症”。
關於雙元經濟，目前西方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稱呼，如資本主義部門和非資本主義部門之分，“小塊飛地”和“僻遠內地”之分，現代化部門和傳統部門之分，更多的是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之分。顧名思義，“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的”，意指某種經濟組織、經濟結構、經濟製度，以追求利潤、麵向市場為主，擁有相對進步的生產手段，是多變的，開放式的，計算成本（投入）與產值、產品有較大附加價值等等。更重要的，它還指一種不斷增長的經濟。相反，“非資本主義的”，“傳統的”，“農業的”，意指不追求利潤，而以維持生計為重，主要不麵向市場而以自給自足、自我循環為重，生產技術原始、落後和凝固，不嚴格計算成本（至少對於勞動力成本不太注重），產品一般很少具有附加價值的經濟組織、結構和製度等等。更重要的特征是經濟成長極為呆滯，幾十、幾百年如一日，無發展可言。
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這樣一個焦點上：假設“現代”部門需要不斷增長、擴張，則“傳統”部門將以何種形式與之結合，這種結合，會對兩種部門產生何種影響。
之所以可以將“現代經濟”與“城市經濟”和“工業經濟”聯係起來，是因為這些部門大多是在殖民主義時代，由西方工業資產階級首先在低層次國家的幾個大都市中建立起來的，其內容最早不外乎是一些簡單的食品、紡織、修造等加工業和一些服務性部門。從布局上看，沿海、河港等交通要津都被利用了起來。在這些地方，資本（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並沒有被用在與國內市場、國內經濟生活有廣泛聯係的部門，麗是用在技術已相對進步，同時又與周圍環境隔絕的部門．即為國際市場服務的、由國際資本控製的部門．如修造業。中國最早的民用工業，就是於19世紀00-70年代由西方資產階級在沿海城市中建立起來的船舶修造，電報通訊等部門。有時，這些部門也向內地“輻射”，然而，這種輻射至多也隻是象一根吮吸養料的食管，從內地吸取沿海地區產業活動所需要的燃料、原料，如非洲各處城市以外的采礦基地。其結果，本國民族經濟，尤其是內地經濟，並不能獲得技術、經濟進步的益處，得利的隻是西方工業家，外加本國的包買商、掮客，還有少量的民族資本家。以後這些部門圍繞這一軸心旋轉、擴大，形成了低層次國家一個又一個的初級產品出口經濟網？如果要說是經濟增長，那麼代價是舊有經濟肌體的進化程序被打亂，而民族經濟（以國內市場為典型）不是被統一起來，而是被弄得四分五裂。
不能否認，這些外來經濟移植體的生命力確實是十分旺盛的。它出色地履行著在世界經濟中充當配角的曆史使命。'可惜的是，它在國內卻始終未能擔負起經濟起飛的領頭示範責任。民族經濟的各個部分漸漸脫開，雙元結構在漸漸形成。當政治上的獨立日來到之時，還很少有人能夠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人人都想著要現代化，但對現代化的含義卻認識得非常模糊。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現代化的脊梁骨一一大家都這樣想。提高國民生產總值的主動力，當然地落到了城市工業中。於是迅速的工業化成了迅速的城市化。“現代化”的緊迫感壓倒了一切，資本密集和勞動節約型的技術設施被強調為增加產量的唯一有效的途徑。農業被看作是”傳統部門”，傳統部門被置於從屬地位。經濟作物僅僅與工業原料相提並論，農產品僅僅與城市消費品相提並論。沒有人從整體上去設計工農業發展計劃，農村本身的發展更是被冷落在一邊。最終，“馬太效應”在此也發生了作用：經過了近40年的經濟增長，雙元結構依然放我，可能還更為牢固化。隻是表現方式有所不一，雙元間的來往增加，但“非現代”元對“現代”元正產生日益變大的牽製力，整個經濟增長顯得困難起來。“現代”元（“城市工業”元）對它的對立元的養料吸收力在加強，滲透與擴散力在減弱；“非現代”元（“鄉村經濟”元）輸出刺激經濟成長的能動力在變小，輸出的大量低質量勞動人口對它的對立元造成的壓力正在變大。
農村流向城市的大規模的遷徙人口，隻是對經濟增長的利益分布過於不均所作的一種本能的反應。他們想象能在那些大都市裏的熱鬧盛宴上占有一席之地。遷徙不可能對提高農村生產力具有多大的意義，但無論如何，減輕了一些那兒的人門壓力，土地資源的限製和就業機會的稀缺似乎有希望緩和。於是，更多的人口湧向城市。鄉村的居民一連幾十年都處在這種激動之中：適彼樂土，尋求哪怕是百分之一的立足可能，19 40年，第四層次以下國家的城鎮人口是1. 85億；不到半個世紀，這個數字正接近10億，其中一半以上來自農村。60年代初，聯合國估計每年約有近1COO萬人走向那裏的城市，即每天約2～3萬人：10年後，每年是14 00萬人，即每天3～4萬人。農村就在這種激動中忘乎所以，農村人口增長率在一度緩慢之後又大幅度上升，很快追上了土地和傳統手工業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盡管城市的脹大速率令西方世界目瞪口呆，如人口增長率大約比農村快2～4倍，但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仍沒有明顯下降，南亞和非洲仍占五分之四以上，隻有拉美從五分之三降至五分之二。①考慮到農村生計的所增無幾，考慮到城市人口的處於飽和狀態，（1920年約l億．20年後翻了一番，又20年後再翻一番，1980年，城市人口達10億，占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結果是在所謂現代化經濟的身旁冒出了一大片非現代經濟——貧民區、手工小生產等等），人們剛剛開始冷靜了下來。據統計，低層次國家的人口增長速度，自殖民主義時代以來，近年來呈現了第一次下降跡象。
冷靜下來好一陣以後，人們才漸漸明白，遷徙狂潮也給農村本身帶來了致命的危機，農村付出了無法補償的代價：失掉了那些出類拔萃的人，那些相對受教育較多、有著生活和變革熱情、適應性強、年輕力壯、創業意誌很高的人。遷往城市的人年齡一般在25～40歲之間，絕大部分是所謂強勞動力。在印度，全部人口中屬於這一年齡組的，總共也隻有一半。聯合國作的一個報告中說，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可能離開鄉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村青年到城裏去了，其中，讀完小學的占了61%：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離家去城市的，高達93%。這些人，原本應該是農村發展昕最珍貴的有生力量。誰也不能否認，這批人是農村中最能幹的。誰都可以理解，他們到城裏去，是希望找到一個較適合他們的發展環境。
農村就象一灣池塘，池水外溢以後，池裏的泥漿慢慢幹涸下來，枯竭了。
或許有必要回顧一下西方國家工業化的道路。英國在工業革命以前，先有了手工業的突破性發展，其後是農村圈地運動，圈地運動不僅為呢絨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還打破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引起了一場農業革命。當然，英國的農業革命是殘酷的，“羊吃人”的慘劇直至今天還讓人們記憶猶新。但工業革命具有農業革命的堅實基礎，那是無可置疑的。農業產品的增長率，農村的社會生產率，相對於當時的手工業發展，曾一度領先，廉價的手工業原料大大刺激了工業革命的發生。集鎮中有了堆積起來的剩餘農產品，才引起城市人口的迅速擴大：農村居民收入的有所盈餘，才使城市的工業製成品找到了廣闊的市場。不管是普魯士道路，還是美同式道路路，都是農業革命發生在先，工業革命發生在後。而 所謂“現代的”、“城市的”工：業，在開始時都隻是星星點點，規模之小幾乎不足掛齒：真正的大工業隻是在技術，技能有所飛躍的堅實基礎之上才能建立。—蹴而就的大工業在曆史一上是從來沒有的，對於任何一個具有深厚農業傳統的悶家來說。要在一夜之間從外部世界引進一個大工業生產體係，而且要這個生產體係長時期的良性運轉，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世界城市的擴大與工業的發展、工業的發展與農業的進步，都是相適應的。在正常條件下，農業中減少的就業機會可以在非農業部門（不一定地城市工業）中得到補足。失業隊伍是龐人的，但是以短期的、流動的失業為主，因此沒有形成今天低層次國家的大都市內外的如此可‘怕的”非現代”經濟元，農村中的所謂潛在失業人口也沒有造成如此規模的大遷徙趨勢．很少會出現一種幾十年凝固不變的、完全絕望的境地。當然，西方世界也有過一定程度的人口爆炸，但是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曾經增長得象今天低層次I霹家這樣快。同時，人口的增長一般與糧食生產的增長和就業機會的擴人大致栩適應。另一一個上帝賜給他們的良機是，當真感到有就業不足之虞時，多餘的人口便被輸出到北美、澳夫利亞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廣袤大地上去 了。今天的低層次國家．可以輸出的隻是絕無僅有 的一些高智力人口。 另外，西方世界在工農業生產獲得平衡增長的 條件下．社會財富除了養活全國居民而有餘以外，還 可以大火地出口，換取有”比較利益”的產品，用以 提高生活水平的程度，改善生活資料的質量及擴大 其範圍。更重要的是，可以支持不生產任何東西，但 首先為生產服務、其次為消閑服務的第三產業的高 度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一，第二產業的平衡增長中， 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而對當今 的午多低層次國家，第三產業中的一個很大比例，不 能為社會和經濟的正常運轉提供良好服務，對於生 產來說，有時它可能還是多餘的，、
二 低層次的內循環：非現代元
在中亞、南亞、中非、東非及其他有廣闊內陸區域的低層次國家中，這種農業的長時期內循環～一一農村的小區域自我循環現象，很值得分析。這裏所說的長時期內循環，就是指循環幾十年都不會導致任何新的社會細胞破裂和重組。把那裏的經濟結構稱作“原始經濟一並不適宜，稱”傳統經濟”倒是相去不遠。那兒存商品經濟，仃專業化生產，有借貨資本，有人大小小的市場。然而，這些名詞與我們所理解的現代化經濟中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商品交換可能是非等價和非f{願的：專業化生產可能是不經濟的和低效率的：至於借貸資本，在貸主可能是壟斷性的和沒仃競爭的，在借債人可能是唯一的和沒有選擇餘地的——隻有負債和破產兩種出路。因為這種經濟在國際經濟中占有一定比重，並擁有相當的人口，所以，可以算得上是當前世界上最落後的一種生產方式。15世紀至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廣大農村腹地，也由這種生產方式占著統治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係統中，這個生產方式始終作為垂直結構中的最基礎部分，它對社會的貢獻，就是在自我循環狀態下為處於其上的部分輸送相當數量的農產品，也包括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在水平結構中，它與外界幾乎沒有聯係，或很少聯係。就象一個一個不同質的生命體，硬是把它們湊捏在一起，其各自的分子結構不可能完成有機化。所謂雙元的真正意義，就在這種結構與現代經濟結構長期處於根本上的隔絕狀態。
內循環的特點依次論述如下：
（一）商品經濟的不穩定性，商品價值增殖內在動力的疲弱性。
低層次國家的農業生產力十分低下，在與自然的對抗中，這些國家的居民常處於劣勢地位。靠天吃飯是普遍存在的情況，於是盈虧交替也就頻繁地發生著。假設農產品有所盈餘，但因為人均耕地極少，地價高昂，又因為貨幣金融業的極為落後，所以農民很少有可1能購買生產資料進行擴大再生產，也不存在積累生產資本的希望、結果，隻是市鎮上商品買賣一陣子熱鬧，農民歡天喜地地快活了幾天，可能辦成了若幹樁婚喪喜事，過後，其他什麼也沒有留下。再假設發生了蝕虧（多表現為青黃不接、寅支卯糧），因為農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彈性極低，‘生存問題就因此而緊迫起來。於是，他們尋求兩種解決辦法：一是以全部或部分時間從事鄉村副業、手工業，以不計成本的勞動力支出，來抵消生活必需品的貨幣支出。這樣，就降低了商品經濟的水平，同時也大量耗費勞動於不形成交換價值的產品之中，削弱了商品價值增殖的內在動力。二是求諸高利貸一有時舉債與手工業、副業結合進行，其產品或用於自給，或用於償債。細小規模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就是這樣在低層次國家的農村中發展起來的。在用於交換的商品量既定的情況下，商業資本卷入越多，流通費用越大。流通費用增大，商人必然再倒過來從提高商品價格（或利息）中彌補差額，農民因此也就一朝舉貸，終生不得清償了，農業生產也就被迫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著。如果一切順利，大家相安無事，則自然經濟事實上在低水平上給保留了下來，而手工業、副業等商品經濟，雖然熱鬧，但卻很少有進取的可能。
某些低層次國家曾試圖通過限製高利貸的法律，並著手設立官辦的農業銀行和信用合作社，以此來改進對傳統經濟部門的信貸條件。然而，事實已經證明，限製對小額借款人的放債和收取高利息的法律是完全無效的。因為，這類法律很少研究一下隱藏在鄉村的高利率後麵的更深的社會原因，普遍缺少生產資本，且生產條件太壞，貸款人實際上也必須承擔很大的風險和費用。如果小農經濟不能維持，他們也將完蛋。另外，盡管人們都認為放債人、經紀人和商人.地主都用剝削手段索取高價和高利，政府信貸機構在為農民提供低廉而有效的銷售、信貸便利等方麵，遠不及那些放債人、經紀人和商人。這些人一般都在本區以內居住，比之政府在各地遍設機構．他們的經營費用要低許多，經濟效率要高，洚多。他們能根據地方市場的行情迅速變換貸取決策，利《率調整也十分靈活。可是，政府機構及其地方代理組織的規章和程序太多，且無法在應急時"以融通。這是發展中國家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大問題，半官方的信用合作社，要麼也缺少資金，要麼就缺乏自由決策權。有學者提出，農村官方利率應,.映資金匱乏的實情，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吸收國內外儲蓄。並有希望將當地放債人的資金彙集起來。可是．這種方法對於進行小規模農民經濟的受貸是完全不適用的，他們借不起，也還不起，除非國家實行巨額財政補貼。另一種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就是政府應該對雙元部門都一視同仁，給他們以均等的接受資助的機會，或許對“非現代元”還有必要實有優惠 。隻有如此，才有希望在將來某一時點上把全國資本市場統一起來。
（二）價值實現、使用價值讓渡的非規律性；商品價值增殖外在條件的惡劣性。
在馬克思看來，看來，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買賣的一方隻有符合另一方的意誌，才能讓渡自己的產品．占有別人的商品。反正買賣雙方應具有對等的法權地位這一點是必不可少的。不幸的是，低層-次國家的市場中，以及那裏的專業化經濟結構，都缺少這一準則。研究表明，這些國家的農民如果百分之百‘地依賴市場，百分之百地投入專業化生產，那就百鄉之百地喪失了生產上的獨立地位，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對投入的決策權，百分之百地丟棄了時剩餘農產：品的支配杈，從而百分之百地沒有了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專業化生產是商品經濟的深化。然而，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則等於將地區與地區間、生產者與生產者間的橫向網絡聯係隔絕了開來，被”格而致之”、一大批商人、高利貸者居中往來撮合，壟斷了原料供給與銷售市場，於是就囤積居奇．翻手雲雨。專業化農民的產品供給曲線不具有任何彈性，使得他們的產品出手價格低下。既然已百分之百地投入了商品經濟，而農民除了經紀人以外，同外部市場又極少聯係，-於是在討價還價中就會會一直處於不利的地位 這時農民可以選擇的出路有兩條：退回自給自足經濟中去．就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那樣：繼續受那些開設了較大規模的進出口公司、收購農民全部產品的經紀人的盤剝。J現在農民麵臨的另一種危險是外圍資本的幾家進出口公。3聯合起來對農民施加壟斷壓力，並把國際市場對出口農產品降低價格的損失轉嫁在他們身上。隻要政府在農村商品流通過程中一直無所作為，上述狀況將永遠無法改變。而政府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改變對農村問題的態度。
農民在生產商品性農作物時，隻是利用了原有的、非常落後的生產技術。當農民走向出口或內銷的專業化生產中去的時候，表明他們正在投入自己僅有的資源。可以說，他們已充分利用了進入市場的機會，隻是這並不等於他們也能夠充分利用外界可以給他們提供技術的機會。即使存在著這樣的機會（往往是不適用的最現代技術），也由於他們的基本資本和知識水平的限製，很少有人能抓住這種機會。舉例說，東南亞的大米出口量，近半個世紀增長迅速，但生產方式一同過去；西非洲的可可業資源的開發和生產水平幾乎看不出有變動的跡象。可見，這裏“專業化”的概念同一般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在較高程度上實行勞動分工以獲得經濟節約是兩碼事。如此的專業化，不管市場需求如何變化，生產能力的極限是看得到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