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科書的難題：起始範疇
如果我們要把社會經濟生活理論化，或者說，要寫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們該從哪兒著手？第一章該怎樣安排？
看起來這個起始範疇很難確定，因為答案太多了。應該認識到，“起始範疇”並非隻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如果一定的分配製度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那麼，合理的，較為平等的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主要的發展目標之一，而分配理論和政策似乎就應該是發展經濟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當然，我們是在既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下談分配的。如果我們把物質財富的增長看作主要的發展目標，那麼，生產要素的稀缺性，它們的最優配置，就應成為教科書的第一章。同樣，如果我們需要一個活躍的微觀市場，認為這樣一個市場是經濟發展中的最不可缺少的變量，是發達社會必須的組成部分，那麼，我們就將市場分析置於開端。總之，經濟學著作中第一個章節的安排，其重要性往往並不僅僅在於體例問題，而在於它強調了某種理論宗旨和出發點，強調了開篇之章在整個理論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發展經濟學是有前提的。它必須承認既有的生產關係，包括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它要在各種不盡相同的發展目標中，找出經濟發展本身具有的一些規律。雖然，如果有一種發展目標違背了人類的進步與正義準則，有一種社會製度與生產關係在追求著這種目標，則發展經濟學將得出實現社會革命的結論。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覺得應該首先研究分配問題。
我們是這樣一種發展經濟學：在研究了目前所有的社會製度和所有製關係以後，認為如果以這些社會製度和所有製關係為前提，那麼現在所有層次的國家大多都麵臨著一個發展問題，因為單純的物質增長隻會加重現有社會秩序的混亂和人類理性的破滅；發展的目標，應該是盡快建立起更為公平的、合理的產品分配製度。公平指占社會人口的大部分能分享社會發展的好處；合理指的是兼及平等與效率兩重價值觀念。雖說發展目標絕不會是單一的（目前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收入等級的基本公平方麵較好地解決了分配問題。它的發展目、標應有所擴大），但有主次之分。任何國家，都不能當著成千上萬人處於饑饉、營養不良、麻木、沒有文化、勞累終生的困境之中，再不然就是不顧後果地毀壞自己的生存環境的時候，同時高喊著“加油！”之類的口號，讓另一部分人過著極其富庶的生活，以為經過幾十年、幾百年瘋狂的物質增長以後，天下必然晏然，到那時候便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我們認為，就目前的物質增長水平而言，一個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製度及其有關的分配方式，在絕大部分國家裏，不管它處在什麼發展層次，都可以解決一些主要的和帶根本性質的社會問題，並可以因此而加速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本章討論的中心，是生產關係中的一部分一分配製度與生產力發展本身的關係：討論分配的平等與不平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事實上，本章是本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章，因為我們堅持認為，分配製度的改良是當今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產品的分配關係由生產要素決定，生產要素的分配又由一定的生產關係決定；分配關係在社會再生產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它體現了生產要素的分配，又將這種生產要素的分配不斷地再生出來。在現代社會中，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直接映射著生產要素的比例配置，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則受著更深的社會上層建築及其社會哲學的影響。可以說，它是一種具有相當靈活性的調節機製。其主要用，是在整個社會結構範圍內，依據某種既定的價值準則，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可能出現的滑離穩定點的偏差，進行調節。如果把社會結構作為一個集合，生產結構就成為其中的一個子集，社會產品是子集運動的結晶，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在子集中完成。但子集本身不能獨立存在，它依存於集合之中，所以必須在整個集合的範圍內進行產品的再分配。這是就廣度而言。再就深度而言，發展經濟學認為，集合中的每一個子集，包括子集本身所含有的派生子集，都是整體穩定的不可偏廢的要素，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必須滿足這些要素對於求得穩定的基本需要和發展需要，否則全部集合及其子集，就會被打亂，要重新編排。這意味著社會革命。公平分配的意義就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公平分配並不等於平均主義的分配。平均主義的分配在倫理學上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甚至在馬克思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各取所需”的社會，也不會有真正平均主義的分配。經驗證明，曆史上曾有過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或者隻會使全部子集缺乏動態感，最終使整個社會結構趨於僵化，或者僅僅是用來掩蓋社會成員在地位和權力上的極度不平等，因為它很容易扼殺社會基本成員超出其基本需要的一切要求。
所以，再分配問題又在我們的分配理論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在市場機製為主體的社會裏，一般以轉移收入作為再分配的重要內容．它通過轉移收入來調整國民產品的初次分配，並進而達到調整全部社會關係的目的；在計劃機製為主體的社會裏，一般以直接或間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來規定居民收入並以此達到使收入從屬於生產或平衡於生產的目的。前者，轉移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昕得稅，所得稅的主要部分是分配後的利潤和工、薪金收入：其主要去向，是用於保健、勞工補貼、福利和教育(在美國約占政府財政支出的4()%以上，地方和州的財產稅收入占政府支出的一半）。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機製國家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由利潤、財產和勞動收入共同決定的，而不是象李嘉圖所說的僅由工資決定收入分配中其他部分的比例。在這一類國家裏，我們說的分配問題的症結，就在於利潤占據了國民總收入中越來越大的比例。雖然其中的一部分成了稅源，再成為轉移收入，另一部分被用作擴大再生產和社會投資。但收入差距卻在擴大，低層次國家這種差距更大，大到應該把其中更多的一部分用作社會經濟發展資金，用作解決發展所麵臨的所有其他問題二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機製國家裏，用於再分配收入的主要來源，從理淪上講，是用於初次分配以後的剩餘。這種剩餘，是從生產者的”勞動所7得”中作必要的扣除而形成的。而”必要的扣除”在量上的覘定，要服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首先滿足勞動者日益曾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勞動者需要的滿足，體現在工資和其他類型的收入上、昕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再分配收入，主萼,由工資（包括其他勞動收入）決定的！在這一類國家中。分配問題的症結在乎如何調節工資及其他勞動收入和所謂“合理的扣除”兩者的比例，再就是“扣除”本身的歸屬，也就是勞動所得和國家所得及其他集團所得之間的比例問題。從公理與道德上講，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純經濟收入的分配最平等的國家，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這不等於就不存在分配合理化的餘地了。我們說要擴大這類國家的發展日標，就是指應該進一步調整分配的比例關係，使之更適宜於社會經濟的全麵發展。
1 5f)年前的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弟曾犯過一個錯誤，他認為上一年的，生產決定這一年的收入，而這一年的收入又決定下一年的生產。他認為如果按照李嘉圖和薩伊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則供給可能超過收入，收入不能夠購買全部生產物，生產物便會過剩，社會就會出現危機。他忘了上一年的產出隻有一部分形成今年的收入，而另一部分成了上一年生產耗費的補償。不過，西斯蒙弟的理論可以從另一角度去認識。他的“收入”實際上包括了全部去年的產出，即產出由生產決定。但產出的分配並不隻是具有完全消極的意義，除了用作簡單再生產的折舊以外，其餘收入的分配畢竟要決定下一年生產擴大的規模和性質。按照經濟發展理論，並不是用作積累的比例越大，其擴大再生產的規模就越大，性質就越進步。西斯蒙弟繼續說道：“假如生產逐漸增長，每年的替換就隻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時卻能為將來改善條件。假如這種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擔合適，每個人都會毫無怨言地承擔這種損失。”①第一要求損失輕微，即在可能情況下不影響個人生活和個人發展；第二要求分擔合適，即縮小分配中社會集團過於懸殊的比例差異。看起來高收入階層對積累和再分配的負擔較多，實際上被迫的失業、饑餓、文盲等於低收入階層倍乘的負擔。廣義地理解，合理的分配，要求合理地分布社會發展資金，等於造成一種社會全方位（尤其是最基礎部分）發展的態勢。因為隻有這樣，基本的教育、生活、營養、環境保護、就業水平才可以有所改善，社會發展的各相關變量才可以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從長遠看，這才是最有利的發展目標。
前麵說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一般意義上說，國際上普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對較為公平地解決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是作出J7很大貢獻的，即中國將其國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在其大多數居民中實行了均勻分布，並因此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發展條件。然而這隻是“一般意義”。目前看來，中國的“公平”也是有很大問題的，或者說是公平有餘而合理不足。為什麼？顯然這不能歸因於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而應該歸因子我們長期以來白以為是的分配政策。必須指出，中國之所以能夠不太費力地解決了分配問題，僅僅是因為機械、教條、過份簡單地理解和實行了“公平”的分配政策。，如果我們是現實主義者而不是教條主義者，則公平而合理地解決分配問題是不容易的。所謂分配政策中的教條主義是指：第一，直到80年代初，新中國的分配製度可以說是一成不變的，沒有作過任何有意義的調整，僅此就可以說它違背了“生產關係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解放後我國生產力的層次、結構變化很大，分配製度卻沒有隨此變化而變化。到如今，有人說是“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不適合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了。第二，我們之所以會在這方麵患上教條主義的痼疾，是因為我們一向以為生產是主導的，分配是從屬的，接受了“供給可以創造自己的需求”的理論翻版，在政策上搞簡單化，以為人人8小時的勞動就應該是人人36元的收入，以為這樣就是公平。第三，正因為我們成了教條主義者，就當然會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所引起的對生產的製約效應視而不見，隻知道一味歌頌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否認均勻地分布全社會的收入存在增強各集團經濟活動惰性的可能。第四，一方麵我們要堅持公平原則，另一方麵，在分配形式和具體內容上，我們應該說明，公平分配製度除了要隨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外，除了要盡可能地合理和提高效率外，它在一定範圍內也是會有差異的。在中國未來的歲月中，這種差異肯定會被反複強調。於是發展經濟學又必須指出另一個問題，即：正因為存在這種差異，處於不同收入階層的集團，必須承擔與其收入相適應的社會義務。這也是一種與分配相關聯的公平問題。中國自實行改革以來，似乎有了另一種傾向，即或多或少強調了分配的差異性而忽視了社會義務的差異性，對在改革中獲得高收入的那些社會層次，不敢提出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的要求，這會使仍處在“公平分配”管理模式下的大部分人的實際利益受到損害。在總體上仍奉行“公平分配”原則的曆史階段，對獲得不公平收入的那一部分人（他們與大部分人的競爭機會是不公平的）的管理方式不應該是自由市場型的，做不到這一點，其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且也很容易造成社會本來應該避免的不穩定因素。
另外，“公平分配”是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主要的目標。但是，除了“公平”不能和“效率”相衝突以外，隻有當人們擁有在本質上公平的社會地位和權利（如機會麵前人人平等），它才具有完備的和真實的意義。我們必須懂得，現實的公平隻能是相對的“公平”。就是說，我們一方麵必須理直氣壯地提出我們的公平原則，使社會中的大部分人能夠獲得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益處，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盲目地追求“平均主義”的“平等”，“公平”與“平等”既相同又不相同。前者強調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中大部分人的關係，後者強調的是收入的層次差異。一種“公平”的分配製度可以有層次差異，但這個差異不能大到讓一小部分人壟斷社會進步的成果。
當前學術界出現一種傾向，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想徹底根除公平原則。對此，筆者不敢苟同。一，如前所說，時至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在已經接受了許多不發達國家實行不公平分配製度所帶來的嚴重教訓以後，這種主張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二，過去和現在，我們是在低收入水平上實現了某種公平分配；從現在到一個較長的未來時期，我們仍將保持很低的收入水平，在這個前提下，社會對於不公平分配的容忍度有多高，就是說，即使實行不公平分配政策，其範圍和程度也可能是極其有限的。三，在我們幾十年的曆史中，國內消費品的生產並不存在市場機製的作用，也就是低水平的公平分配是與數量雖然有限、但按照計劃基本可以滿足生活必需的消費品供給相匹配的，即在收入和生產的統一計劃下達到的供需均衡；在可預見的未來，消費品生產無疑將由市場機製實行調節，在平均水平以下的收入階層的所得不能很快提高的條件下，日用消費品必然會有供給不足之虞（生產部門轉向贏利高的項目），物價的上漲在所難免，於是由分配政策造成的收入差距又會被市場的強製力進一步拉開，在推倒平等哲學的同時也推倒了公平原則，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已有經驗可鑒。如果我們本著社會主義的原則，由政府對低收入階層再被迫支付巨額補貼，一則“不公平分配”的初衷已被粉碎，二來物價還會進一步上漲，造成新的要求補貼的呼聲。如此三番，直到政府對消費品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計劃指標或者限價。於是改革也隻好別尋他途。總之，在一定的人均收入條件下，在我們實行經濟體製改革、擴大市場機製作用的同時，要想過多拉開收入的檔次，就不能僅僅考慮效率一個目標函數。四，基於以上理由，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分配製度中所需要改革的，主要在於一些政策方麵的問題，而並不是基本收入的公平與不公平，提高效率在現在條件下的出路也不是隻有犧牲公平，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能以犧牲公平為著眼點。後麵還將談到，公平與效率並不是完全的替代關係。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公平分配是當今主要的發展目標，對於中國來說，它是一項值得繼承但須大大改進的發展政策。所謂有了公平必然會犧牲效率的說法，其主要根據是在公平分配條件下人們會喪失競爭的環境，喪失獲得成功的動力和機會。可見，症結就在對成就與機會的鼓勵。由於我們對公平分配具有一種狹義的、絕對化的理解，於是在對獲得成就和有尋求機會衝動的人實行鼓勵的時候，也死守公平的教條，最終導致扼殺成就和不鼓勵冒尖。現在人們普遍感到的是缺少機會和缺少對獲得成就的鼓勵，通行的獎金製度和其他形式的鼓勵，在中國一向就是人人平等地得到某些分配上的收益，人人公平地在物質上分享任何已經取得的成就一一須知作為一種經濟製度’（決定於生產關係）的公平分配，和作為一種輔助手段的對成就和尋求機會的鼓勵（表現為人們對某種社會行為的評介），完全不應該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名副其實的獎勵製度必須大大健全和推行，而公平的（有差異的和不僵化的）分配原則（不同於平等）必須堅持。
二 相吸還是相斥：公平與效率
不公平現象，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著。隻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人學士、政治家和財富壟斷者，往往以“上帝的意誌”之類的宗教語言來掩飾這一醜惡的現實，以“天命”來搪塞人世間的苦命。近代以後，因為資產階級並不相信在他們攫取財富的個人奮鬥道路上有什麼障礙物，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上帝的意誌，隻知道上帝為他們到處打開了方便之門。於是，他們讚美不平等，理由卻更大膽也更赤裸裸：不公平的社會是有效率的社會，公平必然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效率與公平兩者永遠無法共存。
許多人說，幾百年資本主義的發展史證明，高效率出自不平等。我們且不算曆史的舊賬，在當代條件下，有多少人能夠容忍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不光彩一幕在低層次國家的工業化初期再重演一遍？即使以往的高效率同不平等是有關的，那也未必就是合理的，而且不公平也並不等於高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曆史將證明而且已經證明，公平與效率是可以共存的。
具體地說，在當代的發展問題中，認為收入分配的更加公平化會阻礙經濟成長的人，往往持以下幾種理由：企業主的利潤遭到削減，從而經濟活動和其他社會活動的物質刺激力量減弱了：降低了高儲蓄階層的收入，從而降低了社會儲蓄率；鼓勵了勞動密集型生產的發展，限製了高級技術的應用。第一條理由是認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企業主的收入。第二條理由無疑主張以大多數人的貧困為代價而提高社會儲蓄率。第三條理由明確地提出了在大規模失業的基礎上追求高勞動生產率的戰略。顯然，這些觀點在當代社會都已經行不通了。 配）的國民生產總值。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企圖往往會損害積極性並造成無謂的低效率。因此，當我們企圖從A點移到E點時（即準備由不公平走向公平），卻事實上沿著ABZ線移動（因效率降低而使大部分人口更加減少了他們的收入）。理想的稅收方案和其他方案應盡量避免因要強製地達到E點而自動滑向點的代表無謂損失的情況出現。
我們先看看當今世界所謂能導致高效率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狀況。如前所敘，社會主義國家的平等程度最高，據研究，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收入大約是最低收入的40％人口收入的2～3倍。日本與美國大約為4倍。瑞典約為6倍以上。聯邦德國近7倍。法國創第一層次國家的最高紀錄，為11.3倍。第四、五、六層次國家一般為9倍。肯尼亞為13.6倍，巴西為12.3倍。就高層次國家來說，總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提高：1880; 1900 1920 1940 1960 1980就低層次國家的情況來看，當人均收入在10 0美元以下時，人口中40%以上的最貧困者占總收入的20%以下；當人均收入達到300—500美元時，該比例下降到12.4%。隻有當人均收入達到500～10 00美元以上，低收入階層所占比例才能稍有回升。①總之，在經濟成長的最初階段，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其他各階層的收入比重都在下降。如果要設想經過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高、低收入階層的差距會逐漸拉平，那麼我們已經知道，高層次國家達到今天這個分配水平花了30 0年時間。對於低層次國家，如果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和現在的分配方法，，最低收入階層要真正享受到經濟成長的益處，可能還要花更長的時間。那種“間接流下”（隨經濟的緩慢增長，增長的益處會象細流一樣滲透到更多的社會階層）可能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都是無法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說分配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不公正對於經濟成長是必要的，就等於說道德的墮落是實現物質財富成倍增長這一目的的正當手段。
我們還可以看看不公平的分配對經濟成長究竟在起著什麼樣的刺激作用。低層次國家的高收入階層或者把錢存到隻登記號碼、不寫儲戶姓名的瑞士銀行裏，或者采取了與高層次國家相應階層的消費方式，從歐洲和北美進口商品：如從維希進口瓶裝礦泉水，從波爾多進口各類含酒精量很低的飲料酒，從薩爾羅進口服裝，從底特律進口汽車；他們居住在聖地亞哥，卻形成了巴黎或紐約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他們進口了一種生活方式，卻必然地在本國保留了另一種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國內也建立了一批高級消費品工業，具有很高的勞動生產率，但耗費了大量的寶貴外彙，節省了大量無足輕重的勞動力。這些工業所要求的許多稀缺性資源，大多要依靠進口，最終卻很少能帶動本國民族經濟的增長。這是因為這類工業的國內市場過於狹小，少數先進技術也不能獲得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果，所以對民族經濟的影響可能完全是消極的。另一方麵，此種分配方式大大壓製了為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品生產，因為他們的收入增長很慢或幹脆不增長和下降，因而同樣也不能形成統一的、整體的國內消費市場。傳統的食品業和紡織業，主要麵向低層次收入者，沒有多少資本可以積累。從投入產出的意義來看，這兩個行業對其他經濟部門的帶動作用十分微弱，因為它們的投入直接來自初級產品的生產，它們的產出所能帶有的附加價值十分有限一一直接銷售給消費者。規模經濟效益和外部經濟效益對它們同樣不起什麼作用。這些行業很少有機會使用外彙，或者隻能為高級消費品工業提供外彙，因而也很少有可能利用先進技術去改造傳統工業。就是把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的作用估計在內，情況仍然是這樣：外國資本主要為國際市場需要的初級產品而來，它們並不想改變低層次國家這種產業分布的奇特的兩極結構。要讓這些外國企業進行成功的技術擴散、產品檔次的逐漸遞升，有關經營知識的擴散，是非常困難的。總而言之，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並不能造成生產結構的有序化，它隻能使社會經濟在兩個極端上進行封閉性的內向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