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緊縮政策現在正處在調整過程中，並加緊了其他的改革配套工作（如開辟多渠道的資金市場等，以解決緊縮的信貸供給問題），但理論上的分析仍不夠深入，似乎仍很有必要從中總結出一些在發展中國家帶有普遍性的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經驗和經濟發展規律。
第一，80年代以前，中國的經濟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因此也是一種產值型的經濟。但經濟計劃之所以會在較長時期內以追求產值為發展目標，不管是從理論上二還是從實踐上來解釋，都是因為缺乏消費需求的壓力，即受到嚴格控製的消費增長緩慢而帶來的消費需求不足，致使計劃人員由於種種其他原因而隻注重單項遞進的積累率和產值增長速度，使重工業的發展很少會受到其他不平衡因素的幹擾（沒有市場壓力，產值增長成了唯一的經濟成就，而重工業是最好的產值增長型經濟部門）。因此，如果改革的目的旨在首先打破舊有的發展模式，力求在較短時間內使國內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改觀，但又在暫時不能全麵建立市場機製的情況下，以一定的國民收入超分配來刺激需求，加大市場壓力，對產業結構的有計劃、有目的的轉型和綜合平衡是有利的。誠如國內某些經濟學家所說，在一個寬鬆的環境下（市場供給在長期內一直超過需求），改革很不容易有根本性的突破。因為環境好轉後，改革容易失去緊迫感和壓力。
第二，在市場經濟中，供給過剩即意味著危機和蕭條，隻有需求旺盛才意味著繁榮。80年代後半期中國城市經濟的改革已轉為以搞活企業為主要目標，根據經驗，當低層次國家的企業還處在經營、管理的經驗不豐富、體製不完善的階段時，尤其是中國的企業剛剛從計劃的繈褓中解脫出來時，產品的經常性稀缺，即維持一種賣方市場，對企業保持繼續擴大生產、改進生產方法（不改進生產方法的擴大生產是極其有限的）、爭取較高利潤的衝動特別有利。更重要的是，處在這一階段中的大多數企業，隻有在其產品保證能夠找到市場的條件下才會加入競爭，就是說，它們首先是希望能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站穩腳跟，以數量競爭的方式擴大企業的利潤並穩定自己的生產組織，然後才能過渡到質量競爭，隻有到這時，它們才有可能應付供給過剩的危機。我們的意思即是，以宏觀的緊縮政策帶來的環境的寬鬆，實質上僅僅是國家財政方麵的寬鬆，而不是企業改革環境的寬鬆。
第三，中國市場的物價出現波動，是在國家對農產品實行調價政策以後。同時，還因為大量農業人口的轉入非農業生產領域，尤其是非生產領域的就業人員猛增、就業麵迅速擴大、經濟規模膨脹、商品經濟程度提高（這些因素表現為全國工資、獎金增長率較高，但並沒有超過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率），致使對農產品需求增加，農產品的價格再次上漲和城市消費品價格波動式上漲．進而貨幣需求和財政方麵貨幣投放的大規模增加，都是不可避免的。這時即使維持經濟的零增長，國民收入的超分配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從短期看，這一切主要導源於農產品供給的缺乏彈性。但是從長期看，農產品的需求也是缺乏彈性的，當農產品提價刺激了農產品的供給以後，人們增加了的收入中用於農產品消費的份額，其增長將趨於緩慢和停滯．於是農產品的價格也會下降，至少其漲幅會趨於穩定。如果過早地實行限製收入增長政策，隻會製約農產品總量的進一步增長（排除國家繼續不斷地以財政支出提高農產品價格的因素），拉長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周期，並影響到城市物價的控製。
第四，前麵說過，低層次國家的“消費早熟”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心理，並不表現為貨幣需求（排除國家執行財政與貨幣方麵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的因素）。在當代開放的社會中；人們對消費層次的攀高的欲望是必然而又不可遏止的。這種心理促使人們將有限的收入集中使用，如壓縮對中、低檔產品的需求而增加對中、高檔產品的需求。在中國，名牌彩電、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的長期需求過旺和供給不足，以及絕大部分日用消費品的大批量庫存積壓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反映。有人認為，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需求是旺盛的，而中、西部內地的需求是不足的，原因在於東、西部的收入差異，因此在東、西部同時壓縮消費是不對的，至少在東部如果是一個壓縮消費、擴大供給的問題，在西部應該是一個提高消費能力的問題。我們認為，東、西部地區的中，低檔消費品同時都是積壓的，較高檔消費品同時都是短缺的，因此全國仍然存在帶普遍意義的需求不足問題（注意，這是以貨幣來表現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自然需求的不足），隻是東部地區的消費攀高心理更強烈一些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對哪一個地區實行壓縮消費政策可能都是不適當的，因為這種政策不僅會反過來影響供給，還會在更深的意義上影響企業改革和經濟效益。
第五，一般來說，中國和其他低層次國家一樣，社會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是不高的，至少廉價的和非稀有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是有剩餘的，因此，它們基本上是一種未“充分就業”的經濟。低層次國家都把建設資金當作最緊缺的資源就是一個明證，因為充足的貨幣供給對於組織閑散的、未被利用資源進行生產，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中國的絕大部分鄉鎮企業自1985年以後僅僅因為財政信貸方麵的困難和市場“有效需求”的不足而頻頻受挫，也是一個證據。這說明我國的資源利用率不高，“加速原理”是大有應用餘地的。
第六，中國是一個收入分配平均度較高的國家，消費品需求的檔次也就必然會較為單一和穩定。因此，在一定的消費攀高心理驅使下出現的對中、高檔消費品的旺盛需求，完全不能被理解為“消費早熟”和收入分配的失去控製，解決辦法也不能簡單地壓縮居民的貨幣收入。實踐已經證明，壓縮收入以後隻能導致產品的積壓和短缺雙重現象。解決的辦法，隻能是在收入繼續有所增長的同時，使產品的價格實現市場浮動，進一步完善市場機製。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滿足人民對中、低檔消費品的需求，真正改善生活，為經濟結構的良化打好基礎並開始推動過渡。我們堅持認為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對經濟發展是有益的，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與產業結構相吻合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長政策。在其他低層次國家，收入分配製度很不容易改變，這就要求那裏的政府去投資興辦一大批生產中、低檔消費品的企業，並以此增加就業、改善居民生活：在中國，問題即是如何以一定的收入政策來保護已經有了巨大生產能力的生產中、低檔產品的企業，保證居民有一個穩定而可靠的生活基礎，爾後才能在這些企業的改造上下功夫，逐步升級換代，提高生產能力和檔次。不能在壓縮消費水平的同時，靠引進較高檔耐用消費品的生產線或幹脆整機進口的辦法來滿足國內、‘早熟”的消費欲望，因而嚴重弱化了居民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能力，給國內眾多的生產部門造成了一種近似危機、蕭條性質的經濟環境，損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a
總之，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發展經濟學的一項重要課題。西方學術界在這方麵花了一定的精力，也取得了一些具有學術和政策價值的成果。所謂洛倫茨曲線和基尼係數，就是他們用來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很有用的方法。人口的百分兜圖中對角線表示絕對平均曲線(a)，即多少比例的人口占有多少比例的收入，如果社會收入分配狀況達到此標準，就說明收入絕對平均。反之，OPY線是絕對不平均曲線(c)，即表示隻有一人占有全部收入，其餘人的收入皆等於零。實際收入分配曲線(b) -般總介於a線與c線之間，越靠近a線，則社會收入分配越平均：越靠近c線，則表示越不平均。下麵幾個圖示是洛倫茨曲線的實際應用：
左圖說明，高層次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平等（斯裏蘭卡是低層次國家中解決收入分配最合理的國家之一）。右圖說明，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大於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這是因為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往往是由於曆史的和製度的原因造成的，它一般不隨著發展層次的遞升而緩和，所以更有必要用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來糾正財產分配的不平等。
基尼在洛倫茨曲線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判斷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標，是為基尼係數。基尼係數=線之間的空間如果分子為零，基尼係數為a.線之間的空間 。零，收入絕對平均：如果分母為零，基尼係數等於l，收入絕對不平均。一般總在0N1之間，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係數越大，越不平均。運用基尼係數作為工具，可以檢驗收入再分配（如政府財政收支）的各種措施對分配究竟起了一些什麼效應。使收入分配平等化了，還是加重了不平等傾向。
五 福利經濟學與分配理論
福利經濟學的理論核心，與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是一門關於個人與社會的功利、效益的經濟學科。但它的政策思想核心，無疑就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理論。離開了國民收入按一定原則實行再分配的構想，這門學科就隻剩下一些空洞無用的教義了。
西方經濟學界對福利經濟學下的一般定義是：福利經濟學是從福利的觀點對經濟體係的運行、經濟活動的效果進行評價的經濟理論。它所崇尚的研究方法，屬於規範經濟學範疇，即包括了一係列的價值判斷的標準在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看經濟活動的效果，究竟增加還是減少了社會與個人的福利。而福利是一個廣角鏡，它不僅要檢視人們物質財富的享受與滿足，還要考察人們心理的享受與滿足，．環境給人們帶來的享受與滿足，社會關係給人們帶來的享受與滿足，等等。這一切目標函數，在不變動所有製關係和政治製度的前提下，隻有依靠國民收入分配的不斷調整來達到。
福利經濟學的思想與哲學基礎，是邊沁（17 48-1832年）提出的一套功利主義原則。這個原則認為，追求幸福是以人類的本性作為動機的，而社會幸福又是社會成員幸福的總和；假定個人與社會之間，或者在最大多數和極少數的一部分人之間，在幸福方麵存在著矛盾，那麼就有必要進行某些調和，調和的總原則，是使個人能在整體利益中獲得自己的幸福，使少數人能由於社會幸福的增進而分享這種利益。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成員的利益應該作為國家一切政策效果的標準。歸納一下，可以得出這麼幾條：一、最大多數人的幸福：二、個人對於福利的追求是無可指摘的，但不能違背第一條原則：三、盡可能提高社會總的福利水平，由此決定一切社會政策。第一條體現了合理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思想，第三條是指由國民收入再分配帶來的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優配置。
19世紀70年代以後出現的邊際效用理論，利用了邊沁的功利主義來評價人類的經濟活動。在他們看來，並不存在什麼客觀的價值，價值本身不過就是一種主觀評價而已，所以“最大幸福”也隻是主觀的感受。評價標準從客觀到主觀的偏移，是因為福利經濟學對當時許多棘手的現實矛盾與衝突的迥避，但在理論上，也可以說拓寬了經濟學研究的領域，為經濟發展理論的成長，加深了思想基礎。
同一時期的約翰?穆勒，以他的改良與發展觀點將經濟福利思想又推進了一步。他認為應該限製遺產的繼承，在有限範圍內改變財產分配製度；發展合作社和開展貧民救濟工作，使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製度更趨向於合理。穆勒指出，個人利益不足以構成可以忽視他人利益的充分理由：如果私有財產製度必然會引起分配的極端不合理一一與提供的勞動成反比，那麼相形之下，甚至共產主義製度所可能引起的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是微不足道的了。穆勒在不否認個人利益的前提下突出了公眾利益，在承認國家有限行政原則條件下，又鼓吹國家必須擔負起改變分配不合理狀況的責任。他看清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未來命運將毀於什麼東西，但他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學者，一個行動上的折中主義者。
提出比較激進的福利經濟觀點的是英國的霍布森（18 58 -19 40年）。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現象之突出，已經到了必須引起關注的時候了，經濟研究的中心，應該集中在“社會福利9問題上：資本主義製度中存在著‘競爭性議價力量”較大而產生的剩餘價隨，這種剩餘價值不平等地由不勞而獲者占有；應當通過稅收政策或國有化政策使剩餘價值轉歸政府所有，並由政府轉用於社會福利事業。霍布森可能是第一個將國民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問題明確結合起來加以闡述的人。
福利經濟學在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圍繞著兩方麵的問題展開了討論和研究。一是他們提出福利經濟學的主旨是利用國家和政府政策解決社會問題…一龐大的財富和大眾的貧困的互相對比，就象庇古所強調的，經濟學要成為改善人們生活的工具，“要製止環繞我們的貧困和肮髒、富有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籠罩許多窮苦家庭朝不保夕的命運等等罪惡”。二是在20—30年代大危機的震動下，福利經濟理論得出完全競爭、個人契約自由說已不合時宜、政府必須全麵幹預國民經濟生活的結論。傳統的自由放任思想在哲學觀上遇到了真正的挑戰，在理論上經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潮水一般的衝刷，遮蔽西方世界近200年的“看不見的手”已經找不到多少遺留的痕跡了，雖然一些保守派人士還不時流露出一些思古和懷舊的感情。
對於國民收入再分配機製的意義，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福利的最優狀態由社會生產和產品交換的某些規律決定，在一定的生產和交換條件下，就會相應地出現某種社會福利的評價標準。但是，當生產和交換為既定時，社會福利的最優狀態又可以隨收入分配的改變而改變。因而，在一定的生產和交換的框架內，可以有無數個最優狀態，即所謂最優狀態並不是唯一的，就象解線性方程組一樣，不同的變量交換組合方式，或者求聯立方程，可以求出一組最優解。而方程聯立與組合的依據，無非就是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機製的運用。經濟發展理論從這裏獲得了極大的啟迪：發展目標，發展環境，發展模式（機製、理論和政策），如果常數不同，變量也不同，那麼就應該有不同的組合方式，也應該有不同的、多數組的最優解。當代的每一個國家，都在根據自己的發展目標、環境和模式，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尋找自己的最優解。
1938年，美國經濟學家霍推林提出了補償原則論。這個原則是說，在償付諸如建造橋梁、隧道或鐵路的固定投資的辦法方麵，如果從直接稅中去償付，而不從通行費或運費中去償付，是否比較適宜？根據帕累托經濟組織的效率理論，如果有些人的境況變得好些，而沒有人境況變壞，那就是說效率有所增進。因此，任何的此類政策，如果要增進效率，應同時采取補償和課稅的辦法，做到使每個人的境況比過去都好些，並能夠增進社會效率。
稍後的哈羅德認為，還是應以“最大多數人”而不是“每一個人”的幸福為準則，檢驗和比較社會福利的增進程度。他舉英國19世紀上半期的廢除穀物條例一事為例，認為廢除該條例的結果，使穀物價格降低，以致同樣的貨幣收入代表著較多的實際收入：同時，廢除穀物條例的結果，導致收入分配發生了僅僅不利於地主的改變，結果，除了地主以外，其他人的收入都比以前為多。卡爾多為此作了補充，他認為，福利經濟學即使承認個人之間的效用不能比較（對我有用的，對你未必有用：對你效用極高的，對我未必如此），但如果設立某些評價的前提和標準，它還是可以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的。比如，承認國家有權根據社會（大多數人）利益來進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如果對此前提不予承認，則任何福利經濟理論都將失去政策意義。卡爾多還認為，除了稅收政策以外，還可以運用價格政策，使得利者補償受損者而有餘。但經濟學家在根本上終究還是不能受個人之間滿足程度的比較問題的影響，因為經濟學家事實上永遠無法證明，由於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結果社會上將沒有任何人受到損失。19 49年，英國經濟學家李特爾又將此理論推進一步。他提出，如果收入再分配也有所不當，那就必須直接采用轉移貨幣收入的辦法來補償，他的所謂再分配得當，指的是分配上的公正，或者在新的狀態下，沒有人情況變壞，但至少還可以使一個人的情況變好些。
福利經濟理論旨在達到其發展目標而主張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涉及價格、產量、外貿、賦稅等收入再分配的幾個方麵。甚至還有吸收宏觀計劃控製的優越性而建立起所謂“社會福利經濟學”的。產量是經過對賦稅和價格的調整而按照福利原則變動的，比如；邊際成本和價格的最優生產條件規則，以及補償原則理論，是征收直接調節稅的根據：對於邊際收益遞減、成本遞增，或者事關國計民生的部門和產業，如自來水、電力、鐵路、橋梁、隧道等，實行收入補貼和價格補貼。總的目標，是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社會所得的利益大於為支付補貼所征收的稅額。此外，根據不同層次居民的關於享受方麵的邊際效用遞增和遞減規律，製訂各種稅收政策和救濟政策，以達到收入均等化和增加社會福利的發展目標。其實“享受方麵的邊際效用”，也不外就是指富人被征收一單位稅額，窮人增加一單位救濟，後者增加的福利要大大超過前者增加的不幸，甚至可能對前者根本不會造成什麼不幸。按照庇古的看法，任何能夠增加窮人的實際收入而又不減少國民收入的措施，都將增加經濟福利：任何引起國民收入份額變動的因素（且p再分配），如果不同時引起國民收入量的減少或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的下降，都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加。庇古也看到，從純粹國民收入的增加角度看，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改善兩者之間的確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如何解決呢？他認為收入要增加，分配也要均等化。他發展了馬歇爾這樣的觀點：財富的不均，雖然沒有被指責的那樣厲害，但確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一個嚴重缺點。通過使用不致傷害人們的主動性，從而不致大大限製國民收入增長的那種方法，而能減少這種不均，顯然是對社會有利的。庇古還認為，改變分配並使之有利於窮人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窮人的主要消費品的生產技術，相對於富人的消費品生產首先得到改進。這就是說，將社會知識、技術和其他資源轉到為窮人生產消費品的方麵來，這和將國民收入作有利於窮人的再分配同樣有意義，或許還更重要一些。
這裏說的資源轉移，指對資源作有效配置以後達到提高經濟效率的目標。經濟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最優狀態，即在一定的收入分配製度下，最大限度地增加國民收入量。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畢竟不是最終目的，它隻是可以作為一定階段的發展目標，或者把它作為發展的必要條件。徹底解決貧困問題，則必須：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一，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一，增加社會生產。總其成，就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內容之一。
如何使資源得以最優配置呢？福利經畀學仍然求助於國家幹預。他們認為，當邊際私人純產值客觀上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相背離時（如前者大於後者），依靠自由競爭不可能達到國民收入的最大量。私人投資者總是隻顧自己的利益，很少能兼及社會利益。於是政府應該采取對策，以消除這種背離，即通過征稅和補貼，使資源轉到邊際社會純產值最大的地方去。庇古舉例說，一家冒黑煙的工廠雖然能夠使廠商獲利，但卻汙染附近地區的空氣，使附近居民的衛生條件惡化，從而使投入資源的邊際社會純產值小於邊際私人純產值。一政府的政策是剝奪一部分私人純產值，轉歸社會純產值中去（對工廠征稅，清除汙染，或補貼居民），使兩者相等，增加社會總福利水平。
庇古還提出了內部經濟、不經濟，外部經濟，不經濟等概念，主張用這些概念去衡量邊際社會產值與邊際私人產值的是否相等。總而言之，為生產而生產的觀點，在福利經濟學家的眼中是一種極大的謬誤。物質財富的增長，必須有一個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作為伴生條件：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還須使社會資源不斷地趨向最優配置，使生產持續增長，使社會總福利水平不斷提高。
分配製度的改良是當今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生產關係一部分的分配製度，必定會製約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部門結構和資源配置，並進而製約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進程、發展方向，最後，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前途。因此我們主張在製度和生產力水平容許的範圍內，實現較為公平與合理的分配，讓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受益於經濟發展，從而使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得到保障。此其一。其二，帶有強迫性的公平分配往往會使居民收入的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從而使消費與積累失衡。但這不是絕對的。如果能根據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合理地調整和配置資源，公平分配及可能會發生的、程度有限的國民收入超分配，都將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如果有了超分配而不能同時調整資源的配置，並且使超分配完全脫離了下一年（或短期的未來幾年）生產和國民收入增長的可能性，那就必然會有烈性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