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到我們的老話題：公平與效率。如果我們追求平等條件下的全麵發展而不是片麵增長，則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為占人口多數的低收入階層提供盡可能多的發展機會，從而社會發展的目標在這一方麵得到了實現。其次，讓盡可能多的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人參予發展進程，而不是排除在外。，如果組織得好，根據行為科學理論，蓬勃高漲的勞動熱情和勞動生產率，足以抵消所謂積累率的暫時低落。最後，社會穩定的價值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
關於公平與效率問題，我們舉一個美國經濟史上的例子來說明。2()世紀20年代，是美國經濟高度繁榮的黃金時代。從工業生產指數看，如以19 23-1925年為100，則19 20年為87，19 21年為67，19 29年達到l】9。19 29年美國工業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為48.5%，超過當時英、德、法三國比重總和的79%，其國民收入也從19 21年的594億美元躍為87 8億美元。然而，不公平在這10年中也達到了頂峰：1913 -19 29年，加工工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5.5%，工人實際工資（包括失業者）隻增加了26 .1%，剝削率達200%，工業工人的平均收入隻及最低生活費的09 1%。19 29年，占人口的大富，擁有國民財富總額的59 7 %，占人口87%的普通勞動者，其收入隻’占國民財富的10 % 。這真是不公平和高效率的典範！但是且看下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傾全力參加戰爭，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國內各種生產要素，收入平等化水平（指工資率與利潤率之比）達到了曆史最高點，失業率降到了最低點(19 43-1945年平均每年不到100萬人)，政府財政開支中用於救濟的開支也大幅度上升。在這種氣氛下（包括戰爭因素），國內社會矛盾大為緩和，罷工次數直線下降。同時，這一時期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擴張：與l9 39年比較，加工工業增長31%，運輸工具製造業增長】4 3‘%；工業指數如以19 37 - 19 39年為100，19 4（1年達到12 0，1941年為15 5，l942年為19 0，19 43年為22 7.19 44年為223，】945年為191。後兩年的國內生產要素動員率重新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平均生活水平也開始下降。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將大多數居民卷入了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頗有舉國上下一致、同仇敵愾的味道，經濟增長指數同時就大大超過了20年代。按不變價格計算，美國的國民收入由】939年的72 5億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2 00億美元，增長了近70%．年增長達14%。①這無疑可以作為公平與效率的楷模了。至少它可以說明，並不是隻有不平等才能刺激人的積極性。①均參見G．C．菲特（美）：《美國經濟史》，遼寧人民出 版社l9 81年版，第五篇。
還有一個例子。北歐國家是人人都承認的當今世界上最富裕、福利水平最高的地區。大家都說，這個地區因為過於追求經濟增長的福利化，過於追求分配的平等，所以人們已經變得越來越懶了，那裏的人隻喜歡享受、閑暇而不喜歡勞動。這種話至少已經說了10～20年。但是，沒有跡象表明，那兒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在下降。北歐國家並沒有變窮，那兒仍是世界首富。為什麼？很簡單，比較公平的分配使北歐國家最大部分的人口受益於經濟發展，這使那裏的平均教育、文化水平居世界領先地位。勞動人口可能都不太想參加工作，但正在工作的人卻能保持最高紀錄的勞動生產率。就是說，工作時的態度和閑暇時（非工作時）的態度不是一回事。我們似乎應該讚賞這種善於工作也善於享樂的生活方式。
三 經濟增長與分配理論
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經濟運動的四個方麵和過程，到底孰先孰後，誰起關鍵的、提領性的作用？這曆來是西方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19世紀初年，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即：“供給創造它自己的需求”。他認為，賣與買的過程是完全統一的，貨幣的中介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一種產品的出現必然為另一種產品準備了出路，除了因市場作用而會稍稍發生積壓現象以外，產品永遠不會過剩。因為積壓將導致價格下降，價格在達到零點以前，產品必然會找到銷路。如果人們把收入部分用於儲蓄，則利息率又會出來起平衡作用。
所謂“凱恩斯革命”，指的就是革了上述傳統經濟理論（它統治了理論界約一個半世紀）的命。凱恩斯認為，人們的收入越增加，被用於消費的部分就越少，手是就發生了需求不足的現象，供給也就無法完全創造它的需求了。凱恩斯認為必須以政府的財政投資來彌補這一缺口。事實上他在這裏加進了分配的作用。分配決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的萎縮，造成了產品過剩。凱恩斯還提出實行大規模收入再分配（當時已經由“羅福斯新政”全麵實施）的觀點，主張以再分配來充實中、下層社會的消費能力。再進一步，他幹脆主張有效需求可以決定整個產量水平，這等於宣告了分配決定社會生產的理論的誕生（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
當然，這是一種錯誤。我們無法讚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再分配可以使總供給等於總需求的觀點。但在理論上，分配可以決定下一年的生產（指擴大再生產）卻是明白無誤的。薩伊定律的致命傷就在於抽掉了交換和分配對於社會產品消費能力的決定意義。這一點是馬克思也早就指出過的。隻有在莫爾設計的烏托邦中，生產才可以直接決定產品的消費一一那裏沒有交換，沒有貨幣，隻有產品的直接分配。這樣看來，在共產主義社會，薩伊定律也真的會成為現實。退一步說，在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產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直接分配，使生產決定消費有了某種可能性。再前進一步，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有計劃的產品分配，為這個社會的有計劃的生產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分配也就決定了生產。
現在的供給學派思想完全師承了薩伊定律。在他們看來，由於凱恩斯主義理論的指導，政府製訂了麵向需求的政策，過多地注意了公眾的意見，設法消除社會底層的貧困，努力改變各階層收入懸殊的現象。為此，政府采取了一係例幹預社會經濟的措施，如擴大社會福利計劃，對高收入階層大量征稅。而這種財富轉移、損益相當的做法，卻削弱了市場機製，也破壞了生產能力。供給學派的指責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要進一步利用市場機製、擴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想借此手段達到無限製擴大生產的目的，而同時又不顧社會消費能力，對於這種學說，實在無法首肯。
為便於作進一步分析，現將社會經濟運動的幾個過程加以圖示：（根據厲以寧、秦宛順：《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 83年版，第17 0頁有關圖示改製）（圖見98頁）
從圖上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無疑處於核心的地位。如將收入再分配看作有效的社會控製機製，從而間接與利率控製、與價格控製機製關聯，就等於攔腰切斷了整個經濟運動過程。其中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雖然由生產要素的分配決定，然而生產要素的分配一方麵受生產關係的製約，另一方麵則在市場關係中由利息控製和價格控製決定。因為生產、收入、儲蓄和消費都是相關函數關係，所以分配機製在整個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可控彈性很大。
這樣看來，消費水平僅僅是生產性投入的一個函數，而不一定直接由這種投入決定。所謂消費，代表了上麵圖示中的個人可支配收入部分，它由工資、分配後的利潤，利息和地租（均為稅後額）組成。工資代表勞動力的價值，而勞動力的價格受市場價格控製機製製約；如果有一部分收入進入儲蓄，它將同進入消費市場一樣，要由利率控製機製對其量的多少作出規定。分配後利潤、利息、地租的情況也都是這樣。比如利潤，在部分地成為個人收入以後，將分為儲蓄和消費兩部分，它們的比例如何確定，無疑有待利率機製和價格機製作出決定；假設再分配機製放鬆控製，象裏根政府采取的免稅政策那樣，這部分收入還可能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以前就從垂直分配係統又分流出去一部分，直接進入旁係的儲蓄投資係統。當前，分配控製機製還有不斷擴大控製級數和控製範圍的趨勢，如經常變動（加速和延緩’折舊率，減增間接稅，這就直接從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淨值兩個階段分解了部分產出，從而使它,們在形成國民收入以前就停止了垂直運動。’上述這些分配機製的漲縮活動，有力地影響肴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從而影響了生產性投入，通過鎖鏈式傳遞機能，最終決定了收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如果再分配機製確實可以做到合理地分布收入點，即收入級差，合理化又可以決定經濟增長的內容和範圍。
收入分配機製的意義已很明確。但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闡述，既然收入分配決定著社會產品的消費，或者說決定著下一年的產量（或者收入），那麼，產量（或收入）會不會反過來通過收入分配機製，再作用於社會投資或社會生產，但又並不象前麵所說的是等值的和等比例的作用呢？就是說，這裏會不會存在加速原理或放大原理呢？如果有，則分配的意義就將更加突出。根據政策經驗和理論來看，這種作用顯然是存在的。加速原理是用來說明收入或消費的變動與投資變動之間的關係，說明收入的增加將引起消費的增加，但如果要增加消費品的數量，資本品的數量必須作相應地增加，因此收入的增加必將引起投資的增加，不過投資並不是產量（或收入）的絕對量或其變動的絕對量的函數，而是它的變動率的函數；投資的波動大於產量（或收入）的波動：產量的增長率如有下降，則投資以更大幅度下降，反之，以更大幅度上升。用公式表示：
It= U(Y- Yt_)=u△Yr（不計重置投資）其中，t力某個確定的時間範圍，△Y為收入增加量，u為資本係數，表示每單位產值所需的資本投入。公式表示，在一般的值大於l的情況下。r時間內收入增量△Yr將誘發更大量的淨投資It，它表示投資與消費需求的增長須大於收入增長。這裏，資本係數U= K(t)／Y(t)，即為一定時期內資本增量與產出增量（收入）之比。我們知道，社會總的資本係數是從產業部門得出的一個平均數，各部門以它們的有機構成劃分，資本係數之間是有很大差異的。一般說，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本係數很低，即每單位產值隻需較少的投入。如果我們把收入分配平均化，擴大低層次居民的收入，從而也擴大了他們對低檔產品的需求；低檔產品的生產率比之高檔商品，往往隻需要較小的資本係數。但根據加速原理，隻要資本係數大於l，這條原理就會發生作用。（據測算，低層次國家一般資本係數為3）這樣，每增加一單位的低檔消費品，相對來說，隻需要增加較少的資本額（即淨投資和追加投資）。於是我們從中引出了以下幾個結果：一，在未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擴大低檔消費品的生產，除了需要較少的投資，還需要較少的不可再生資源和較少的可再生資源，這對低層次國家和高層次國家中的中小企業是很重要的；二，在收入提高的基礎上，持續擴大引致投資，通過收入分配控製機製，使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始終小步地走在產出前麵，即同國民收入要始終保持一定程度、一定比例的超分配。隻有這樣，才能使加速原理發生作用，但又不至於起壞作用，在不破壞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達到國民收入與就業量持續擴張的目的；三，在滿足基本需要的同時，逐漸提高行業檔次，加大資本係數的級別。這就意味著收入的超分配也要漸次加速和加大規模。一定程度的收入超分配使經濟運動始終在一定範圍內處於非均衡狀態，不管從時點來看還是從時期來看，都是這樣。在經濟以零點以上速度增長的情況下，企求分配與產出（收入）的均衡，是一種自己縛住自己手腳的做法。事實上層次越低的國家，越需要利用加速原理來解決自己最緊迫的問題。若將非均衡概念運用到具有不同級別的資本產出率的各部門中，情況依然是這樣，隻是非均衡的程度有所不同，生產的增長速度也不同。
四 經濟發展與分配理論
談到了國民收入的超分配，就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有關資本的積累、在發展目標下資本積累的一些限製條件，還有必要研究所謂“消費早熟”問題。最後介紹一下國際上通用的有關收入平均化的衡量標準。
資本積累可以說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永恒的主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內容。就方法來說，有些在當代已經不能為人類所接受，如殖民掠奪；有些還一直被人類所延用著，但內容上已有所不同。信貸資本就屬於這一類。信貸資本原先被用於單純的貨幣增殖（不經過生產領域，也無所謂具有再分配的意義），當它被用作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個手段時，就成為經濟發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了。這裏講的信貨指政府通過中央銀行實行的預算內和預算外的信貸。
把信貸用作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無非可以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不依靠增發貨幣、隻使用政府財政收入的，實質上這隻是由收入再分配轉化而來的資本再分配，它對經濟發展一般能起平衡和穩定的作用。政府利用這個工具，壓縮長線部門（或產品），提攜短線部門（或產品），或者用它來調整發展目標，糾正對發展目標的偏離等，就是例子：另一種是搞透支，靠增發貨幣來完成信貸項目。這不是資本分配，而是資本創造。當政府感到缺乏資本，但社會中尚有其他閑置的可用於形成生產力或收入創造力的資源時，擴大信貸、增發貨幣是經常采用的方法。1933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是利用這個政策比較成功的典範。在理論上，這也是一種收入再分配，而實踐上，與一般收入再分配的意義有所不同。它不減少其他的資本生產能力，對原有國民收入似乎也不會產生什麼影響（排除引起大幅度通貨膨脹的可能），當它發揮作用時，就不再是一種虛擬資本而是實在資本了。“創造資本”在它所完成的項目內創造了國民收入，從而間接地達到了政府收入再分配的目的，不過它事實上就是所謂國民收入的超分配。
從“創造資本”形成到社會產出（收入）增加，由於存在一個時滯，必然會引起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程度到底如何，由資本的信貸額和信貸方向決定。如果信貸資本用於完成補償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不足的項目，那麼低檔消費品的存貨以及它在較短時間內生產出來的新的產品，將縮短時滯，並很快抵消物價上漲；即使超分配持續下去，產出（收入）和消費會同比例遞進，而物價的上漲則低於這一水平。要將物價上漲降到接近於零的程度，而“創造資本”又不再繼續的話；則需把因物價上漲而帶來的利潤，經過再分配，仍然轉化為對低檔消費品的投資和需求：如“創造資本”再行繼續，則超額利潤必須轉化為對該項投資品的需求，．否則擴張過程即會停頓。
當然，實際問題是很複雜的，價格的漲落並非隻言片語可以說清楚。但有一點應該提示：要對經濟的發展采取緊縮政策的話，必須十分慎重，因為收入的增長是有慣性的，如果緊縮失當，供給一麵的刹車踩了下來，消費卻降不下來，如果把全部收入超分配都中止，造成發展勢頭的一陣低落，隻會增大供給的壓力，為下一輪需求高漲準備了更大的投資饑渴，這無論從經濟效益上講還是從社會效益上講，都不一定劃得來，另外，上述過程中，我們隻動用了收入再分配機製，而將價格控製和利率控製機製忽略不論。動用這兩個機製，有時雖為不得已，但效果往往十分明顯。假設對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很有把握，則可以訂出物價上限，或凍結物價，或用調價的辦法把“創造資本“主要地用於改造微觀經濟的項目中去，使其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方麵加速產出，一方麵盡量減少直接的消費需求和外延投資需求，較大地增加技術需求，減輕物價壓力，並達到開發社會潛在資本的目的。
在高層次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資源動員率較高，而且“創造資本”要完成的項目往往是需要量很大的高資本係數部門，這就拉長了時滯，同時微觀經濟產出結構仍然一如既往，難以改觀，結果造成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在低層次國家，特別是在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較為豐裕的國家，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選擇低資本係數項目（用以滿足大部分居民的消費需要），加速改造微觀經濟的生產結構，提高資本產出率，製造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人際環境，勞動環境等，即使市場環境暫時有非良化傾向，亦可稍有衝抵），這些，，都會有利於達到低層次國家的發展目標。對於那些正在深化商品經濟的國家，尤其是收入分配趨向平等的國家，國民收入的超分配，“創造資本”的使用，消費工業的優先發展，既是無法避免，也是利大於弊的：
必須記住，根據經濟運動的規律，使用分配機製，總是先改變收入狀況和消費狀況，嗣後才是增加產出。我們想象不出對“創造資本”有任何值得恐懼的理由。當然，第一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第二要努力縮短時滯，第三必須加強宏觀控製。
現在又要涉及到現在消費、未來消費和最優增長問題J。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或超分配，如果有利於提高消費水平，則會減少投資額，減低增長速度，從而影響未來消費。但這隻說了問題的一半。不提高現在的收入和消費，儲蓄和投資也不能增長，如果一味地要增長，倒真的要加速通貨膨脹。發展目標之一既然規定為收入分配的平等，規定為提高消費水平，則首先要提高現在的收入，增長用於消費的產出。基本公式是：平均每人投資額等於平均每人實際產值減去平均每人消費額。說來說去，還是要把注意力先集中在高產出（相對於投入）和高收入（與擴大就業麵同義）的生產部門。再分配機構的最重要職能：擴大消費需求以增加收入—_擴大技術需求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擴大投資以提高增長率。第三項依賴於第二項，第二項依賴於第一項。這三項都各自包含著一些不同的、互相有聯係的發展目標。
那麼，，我們如此這般地強調分，配與消費，強調低層次國家合理的分配結構與消費水平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意義，可是消費早熟了怎麼辦？有人會這樣說。
“消費早熟”，指的是低層次國家居民在消費水平上與高層次國家居民的互相攀比，同時又脫離了本’國的物質生產水平。這是一個很形象、但基本上是屬於虛構的一種說法。如果這種說法僅僅指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狀態，或許還說得過去。如果認為這會成為現實．，則有些問題值得推敲。首先要弄清，政府一對“消費早熟”，或者說，對花大量外彙進口奢侈消費品持什麼態度？如果反對，那麼消費怎麼也“熟”不起來。如果支持，則為什麼支持？我們的觀點是認為應該利用外彙購買技術以滿足國內的技術需求，從而推動本國的消費工業。其次，低層次國家人均收入很低，如果收入分配能平等化，並且平等水平很高，那就無所謂什麼早熟了；如果平等水平很低，那麼大多數低收入者的收入被用於需求彈性很低的消費品猶嫌不足，何以能實現消費品替代，去追求早熟？可見，“早熟”隻對極少一部分人才有意義，因此這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經濟學範疇。再次，如果“創造資本”被用來完成高檔商品的項目，則資本係數高，投資需求量大，時滯長，收入增長慢，通貨膨脹也就勢所難免，這種發展戰略是有違發展理論初衷的。又因為高檔商品未必是適合低層次國家需要的民用消費品（如私人汽車就很少有民間市場），於是對於“高檔商品”及相關產業的大量投資，一方麵急驟擴大了低層次國家的總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麵本身又缺乏低檔消費品的供給，不能回籠貨幣，爾後勢必再需動員政府信貸去擴大出口產業和購買較高級技術，造成一般消費市場的商品匱乏和物價高漲。如果回過頭來用外彙購買國外中低檔次的，有時候是不太合適的消費品來回籠貨幣（如香煙），則又需增加出口部門的投資以平衡國際收支，結果既衝擊了本國消費品工業，降低了國民收入，同時還拉開了供給和需求的檔次，消費終於還是熟不起來，物價倒真的大大上漲了。這種情況在拉美、非洲都有先例，特別是那些建設了現代化大都市的國家。這是發展戰略、政策引導和決策的失誤，而不是實行公平分配政策、提高基本群眾生活水平的過錯。
中國在19 84 -19 85年也出現了被許多人認為是“消費早熟”的勢頭，為了控製住這一勢頭，政府很快就在財政、貨幣和工資收入三個方麵采取了嚴厲的收縮措施，或者說，就是放棄了收入超分配政策。局勢很快就穩定了下來，但問題也一個接一個暴露了出來：雖然物價漲勢有所平穩，但“收入剛性”的被逆轉導致全國經濟效益的普遍下降：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甚至包括沿海發達地區，中、低檔消費品嚴重積壓，有關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因為銷路受打擊過重而萎縮、停頓（財政信貸的困難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奇怪的是，較高檔的耐用消費品繼續緊缺，仍保持著旺盛的貨幣需求，似乎表明需求過熱的現象仍沒有消除，政府部門仍感到存在很大的需求壓力，另一方麵，統計材料也表明，全國職工的工資與獎金增長額仍保持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