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發展思想溯源
人類文化史可以證明，任何思想都能在或近或遠的過去找到它的源頭。當然，所謂‘源頭”之說與自然界河流的上、中、下遊並不完全一樣。江河有源必有流，有上遊必有中遊和下遊。思想之河雖然也有源有流，但有上遊不必有中遊。現代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在它們以往的演變過程中，其中間的某一階段極有可能隨著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轉換而中斷。中斷的部分，既有可能完全無聲無息，湮沒於人世，也有可能汩汩地滲入了近旁的湖？白溪流中去一一彙入了非本係的思潮之中。發展思想史屬於前一種類型。
發展思想始於後期重商主義（或稱重工主義）．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曆時100年，因為重農主義的登場而偃旗息鼓。爾後100年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瘋狂時代，拜物觀念占據了所有經濟思想家的頭腦，每一個人都認為物質的無限增長可以拯救人間一切陷於苦難之中的生靈。19世紀以後，資本主義的弊端漏洞已時有所見，發展思想又有了重新萌發的氣候。1848年，約翰?斯圖亞特?穆勃出版了他的
，差不多同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一書，再一次挑起了追求發展的旗幟。此後的100年，是拜物主義與發展思想並存的時期。在這個世紀中，兩種經濟觀各有消長。20世紀50年代後，發展觀勃然而興，先是致力於研究解決低層次國家麵臨的經濟與社會的窘境，稍後，高層次國家危機重重，於是，發展思想終於彙成了一股潮流，取代了拜物主義觀念而達到了頂峰。 16世紀開始以後，隨著發現新大陸而引發的淘金狂熱的逐漸消褪，隨著西方各國、各城市貿易戰和商品戰的加劇，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圍繞世界流通領域，以國內產業係統“附加價值”的增加來增殖社會財富的問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增殖與實現問題。他們不象早期重商主義者那樣，僅僅考慮如何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而使本國的貨幣財富得以增加。這種思想包含著兩層意義，一是促使各個基本自給自足的經濟係統對全世界大係統的開放，二是各國的資源和生產能力得到較充分的開發，並與流通過程緊密結合，為其吸收，在新的意義上形成財富流通方式。當代發展經濟學要求各個獨立國家在不損害本國、本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實現最大限度的開放，並在開放中使自己的初級和縱深的發展環境獲得不斷的改善。同時，它不僅要求各個獨立國家作為一個子係統對全世界的大係統開放，還要求各個國家本身的各個地區（點）、各個社會層次（橫）、各個產業部門（縱）都作為一個個子 係統，對外界實現最大限度的開放，並在開放中把 一切與經濟活動有關的生命體動員起來，達到國民 經濟整體的有機化。劉易斯‘無限勞動力剩餘理論” 可以看作是對這一學說的運用。當然，這並不等於 說無限的剩餘勞動力可以無限地被流通過程所吸收。 事實上，剩餘勞動力在低層次國家可能為生產過程吸 收得多，在高層次國家則可能為流通過程吸收得多。 在重商主義時代，西方國家的政權機構還屬於封建主義範疇，但它卻在聯合著當時的新興商業資產階級與舊的封建階級進行對抗；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雖然在加速膨脹著，但在國內，它還缺乏一般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地位，在國外，它還無力對付國際間經濟乃至政治力量的挑戰，它還需要有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機器加以全力支撐，而當時的民族國家也正處在初期發育的高潮，它有氣魄充當商業資產階級在國內外的代理人。我們發現，當時西方國家經濟‘霸業”的成就如何，與這個國家政權力量的發揮是否得當密切相關，當代發展經濟學講究政治與經濟的交叉影響，把政治製度與政治決策組織當作經濟發展的縱深環境加以處理。對低層次國家來說，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政權是捍衛自身經濟與國際地位，改造國內現存的、不盡合理的經濟環境的唯一中堅力量，尤其是在農村土地改革、資源的開發配置和利用、發展資金的籌措、國際貿易與金融利益的保護等方麵，各民族國家的政權再次擔負著類似後期重商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使命。這個使命完成得好壞是一回事，角色的唯一歸屬性又是一回事。對高層次國家來說，不管是自由的資產階級政黨在秉執國政，還是保守的資產階級政黨登台領導，從來沒有人能真正否認現代國家機器在一切經濟活動中的核心作用一一盡管有時核心的作用是稍加隱蔽的。 曆史上的重商主義思想家，大多是當時的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當權或不當權的人物，所以，他們論述的主題，大多是對現實經濟運動法則的概括，換句話說，重商主義思想的政策性和應用性都是很強的。這裏不存在說教．也不存在理論抽象，原因是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形成的觀念無非是出於對某些經濟事物的觀察或製定政策的需要。當代發展經濟學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發展所提出的一係列迫切等待解決的問題。因為理論的成熟度不同，當代發展經濟學含有相當的理論抽象和公式推理，但這些理論和公式都或多或少地實用於經濟政策的製訂、經濟政策的評價、未來經濟的預測等等。一句話，當代發展經濟學總的來說是以政策性強和應用性廣為其特點的。 學術界一般認為後期重商主義一如早期重商主義，把貨幣流通當作商品流通的終極目的，把在流通領域內獲得交換價值或“抽象財富”看作決定生產的目標和推動生產的動機。這樣的說法很不妥當。第一，托馬斯?孟很明確地認為，社會財富由一切為國內居民生活所必需的產品所組成，而這種財富的來源，一是自然物質（類似於我們常說的勞動對象），二是勞動技能，三是勞動者本身。雖然大多數重商主義者都把財富與貨幣混為一談，但在這裏似乎不應該太拘泥於某種概念上的定性。因為，第二，後期重商主義已充分地把貨幣的職能當作了資本的職能看待，貨幣已被看作是增加貨幣的手段。即是說，貨幣隻有在運動中才會增多，這個運動隻要不被限製，不被終止，貨幣就生生不息，社會財富也就得到了不斷增殖——所謂運動，就是與貨幣運動緊密相聯係的商品生產運動。馬克思稱後期重商主義為‘重工主義”的道理就在這裏。第三，後期重商主義追求總產出的增大，追求用具有．1加價值”的產品製成品）通過對外貿易換回沒有或少有“附加價值”的產品（初級產品）。這樣，先就擴大了國內財富的價值總量，然後通過增加國內投入（擴大就業，開發資源，提高生產者技能），再行擴大國內總產出。同時。為了使這一進程能永久延續下去，後期重商主義主張利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對國內社會的各係統實行全麵幹預，合理調節，使其適應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可見，後期重商主義與當代經濟發展理論一樣，對在總量上實行國家的規劃和調節抱有信心，因為它們都認為這種規劃和調節可以使預定目標獲得大致的實現，它們的目標函數都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不僅僅是物質的增長。 當代發展經濟學在理論上並不算成熟，加上它具有相當強的政策性，因此，它比之其他現代的西方經濟理論體係，也就特別顯得龐大，視野開闊，內容豐富。它的研究對象，幾乎要涉及社會與經濟發展中所有存在的、比較重大的問題和現象。後期重商主義的主要特點之一也就在這裏。重商主義思想在理論上顯得散亂，不成熟，缺少哪怕象重農主義的那種粗陋的體係和框架（如魁奈的經濟表》）。但比之重農主義，比之古典經濟學，比之以後的許多更為成熟的經濟理論，它具有多功能的特點。它所廣泛研究和關心的問題，從現象到結論，都很類似於發展經濟學，比如：政府的職能，政府所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國內資源的開發、管理和分配，國內工業的扶植和保護，勞工政策，工資政策，人口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鼓勵出口政策（保護關稅和價格補貼、優惠稅種和稅率），限製進口政策（尤以奢侈品為主），以及所謂‘進口替代”，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國際經濟關係和國際貿易政策等等。 應該再一次強調，後期重商主義是當代發展經濟學的真正源頭。雖然它們產生的時代條件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它們追求的終極目標也不盡相同，但這些並不能否定它們之間可以存在淵源關係。思想體係可以繼承，也可以發展；-種思想理論，可以是早先某種觀念的延長，也可以是它的變種或進化。隻要在研究對象、政策觀點、理論方法上有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認為它們有思想淵源關係。 二 和諧與衝突：經濟思想的社會學化 至l8世紀中葉，西方世界完成了資本主義曆史 的第一個大周期：英國政治革命已完成，並進入了 工業革命的準備、發動時期；法國拉開了啟蒙思潮 的帷幕，大革命的沉雷已在天邊砸響；從西部邊境 大量進入德國的宗教自由主義分子和熟練手工業者， 以及身懷重金、技術和管理才能的商人、工場主，震 動了德國中世紀末期的慢節奏的社會生活，各種重 型加工工業、采礦業甚至機器製造工業，在德國若幹 中心地區已成燎原之勢。於是，追求物質財富、追 求資本主義社會立身之本的資本增長、財富生產和 分配理論，即同時興起的重農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迅速取代了多角度、廣視野的後期重商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曆史的第二個周期，即18世紀中到19世紀中，人類物質文明第一次以爆炸方式產生出來，生產力以數十倍於中世紀的速度增長著。在理論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把思想的窺視鏡伸進社會生產結構本身中去，研究這架物化的機器是如何運轉的。亞當?斯密宣稱操縱這架機器的手是“看不見的”。當然，暫時誰都沒有這個必要去看見它。思想家所能感覺到的外部氣氛總的來說還是相當和諧的。 重農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在於農業的“剩餘產品”，即農業生產力是一切物質財富的源泉。一個國家的任何經濟政策，包括某些經濟關係的建立，都應服務於增加農業剩餘產品的目的。重農學派（以魁奈為代表）不承認工業能創造財富，不承認國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職能，不承認商業流通對財富增殖實現）的不可缺少的作用。這樣，重農主義開了以後薩伊‘供給創造它自身的需求”理論的先河，同時也為以後的“生產者是勞動者，非生產者非勞動者”說法打下了伏筆。因此重農主義最多隻能算是一種經濟增長理論，談不上具有了經濟發展觀點。． 亞當，斯密在資本積累一一社會儲蓄和社會資源的合適配置這個基礎上展開了他對國民產出增長問題的研究。這些固然都是當代發展經濟學絕對重要的議題。不過斯密要解決的問題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即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斯密認為要達到這一目的，隻有兩個辦法：一是提高在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一是增加在業工人的人數。而增加勞動生產率隻有一個途徑，就是加強勞動分工。如果用發展理論去評價亞當?斯密的這些觀點，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思路比重商主義者更狹窄。不過斯密對發展思想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提出了社會發展的“靜止”和“不發達”概念，表明他已認識到單純的經濟增長模式終將達到一個極限。 大衛。李嘉圖的觀點相對來說比較接近發展理論，比如他把分配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提出了比較利益的國際貿易理論。李嘉圖從邊沁的反自然秩序和功利主義的社會哲學出發，極力推崇脫離社會的個人發展，斷言每個人在自己追求個人利益時，並不與整個人類、整個社會的利益相衝突，“在商業完全自由的製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在最有利於本國的用途上。這種個體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體的普遍幸福結合在一起。”當曆史到了要求在個人發展的同時，也必須使社會和人類共同發展的今天，李嘉圖的思想被證明是不合時宜的。既然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完全一致，李嘉圖便自然而然地埋頭去研究他的生產力發展理論一一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 ‘‘為生產而生產”，其不愧為資本主義曆史第二周期中最響亮和最有代表性的口號了。 在這一時期中，隻有一批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如西斯蒙弟和蒲魯東等人，以及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如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感情，對資本主義物質機器的無情運動，提出了異議和控訴。這種異議和控訴，一則傷感，將腦袋扭到背後幻想未來；二則好心，在一片天真幼稚之中想象未來。但不管怎樣，他們到底還是試圖跳出那架可怕的物質機器，想在這個世界的某…天涯海角，找到一片柔軟的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西斯蒙第希望每個人都有權利保留一個巴掌大的經濟控製圈，人與人之間沒有競爭或競爭不要太激烈，社會上不要有人因吃得太多而撐死，也不要有人因吃得太少而餓死。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呼籲政府應該負起解決社會物質福利的責任，呼籲人們以各自的良心、感情和道德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學中的問題。不能否認，這也是一種發展觀點，隻是要求很低，反對劇烈的社會製度變動，體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小家子氣。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思想史的貢獻，特別是對發展思想的貢獻，在於他們預見到了未來社會生產一定程度的計劃性和組織性（聖西門）．認為社會組織的最高目的是滿足人們的需要，理想的社會原則是實行普遍勞動，不承認各種特權，勞動者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從而也就最大限度地支配了自己。傅立葉認為理想的“法郎吉”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是以平等、和睦、友誼、美滿和愛情為準繩的。歐文的思想核心是合作。合作思想已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理論中的主要原則之一。 19世紀40年代以後，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可分成二大思潮，一個是以穆勒、李斯特為先驅的分配折衷主義和曆史學派，另一個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為旗手的、戰鬥的共產主義學說。這兩種思潮，如果僅以發展論來看，在年的時間裏，對人類的社會製度，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在理論上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學化傾向。20世紀40年代前後，西方世界的凱恩斯主義、羅斯福 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落後地區風起雲湧的獨立戰爭和民族革命，標誌著 發展思想又出現了新的內容，進入了新的階段。 隻是在這年中，篤信資產階級拜物主義的各 種經濟增長思想，仍具有非常深厚的理論和社會基 礎。最為典型的就是馬歇爾創立的微觀經濟學，直接 從重農學派和薩伊那裏繼承了一整套社會哲學和經 濟學的分析方法及其觀點。屬於這一係統的經濟理 論．或者推崇經濟學的心理學化（奧國學派），或者主 張經濟學的數理和統計學化。以後出現的哈羅德、多 馬等各種增長模型，實質上也源出於此。但是，和數’理方法以及心理學方法一樣，哈羅德、多馬等人的增長模型也被宏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理論所使用。所以，總的來說，各種經濟增長理論也在逐漸彙入經濟發展理論之中，運用發展的觀點去分析當代世界經濟事務，已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共同方法。狹義發展經濟學中的情況尤其是如此。 穆勒主張在私有製條件下，改良資本主義的分配製度，認為如果為了發展的目的，則社會產品分配過於兩極分化是不符合所謂道德規範和政治哲學的。他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產品的分配與勞動，在呈反比例變化，其中最大的份額給了完全不勞動的人，其次給了僅在“名義上勞動的人”，如此遞減，勞動愈重和愈不愉快的人所得的報酬就愈少，從事最消耗體力的勞動者，甚至連生活必需品也沒有保證。所以，應以立法手段阻止財富的集中，支持財富的分散，也就是讓盡可能多的人享受物質增長的益處，隻有這樣，私有製度才是道德的。穆勒已經提出了一個當代社會最為嚴重、也最為發展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分配的合理性。事實上，如果分配等級趨於遠距離分化，則無限增長本身也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 如果說穆勒是從高層次國家的發展目標著眼，那麼，李斯特則從另一方向研究了發展一一特別是相對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所謂落後，傳統的理解無非就是財富積累程度的低下。這是客觀現象，不是短時期內能夠改變的。但問題是擺脫落後與貧困的方法。為此，李斯特提出了經濟跳躍發展的理論。他認為落後地區應注意培植和引進較先進的生產力，而不是緊盯著最現代化的消費不放。所謂財富的生產力之哭鍵，對落後地區來說，則在於教育和技術一一一個落後國家國民收入中最大部分的消耗，應該用於教育下一代，即“應該用於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李斯特認為，生產力中不僅應包括體力勞動，還應包括腦力勞動及其管理和組織方法，因此，精神資本所創造的生產力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講，落後國家如將其資本大量地、主要地用於物化生產力，則從短期內看，可能使社會生產力出現一次跳躍，但從長遠看，“精神資本”如形成不夠，則社會經濟不可能出現連續的跳躍發展。．’從穆勒、李斯特直到凱恩斯和羅斯福新政，中間還有個熊彼特可以作為發展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 人物。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在表麵上近似於微觀的企 業革新規律以及由此決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 而實際上，他從這種微觀社會的不斷變動中找出了 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微觀社會的活力在他看 來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健全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的 社會就是由這種微觀活動組成的。當代發展經濟學 中，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都必須嚴 肅對待這一問題。 之所以要把凱恩斯也作為發展思想史中的一個代表，而把哈羅德、多馬等繼承者歸入經濟增長理論家的隊伍，主要是因為凱恩斯首先考慮了邊際消、費傾向，有效需求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一係列的政策方法，而哈羅德、多馬將凱恩斯理論在長期和動態的條件下模式化，僅僅研究了穩定的增長理論，並不具有凱恩斯的宏觀社會哲學觀點。所謂邊際消費傾向，即不同的收入層次，對每增加_二單位的收入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階層往往將新獲得的收入中的大部分用於消費，而收入層次越高，新增加的收入中用於消費的越少，久而久之，新增加的社會收入的大部分被用於儲蓄，消費需求就會感到不足，由預期利潤決定的投資需求也因此而不足—一即有效需求不足。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如何處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凱恩斯認為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期穩定，必須實行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以消滅充分就業和投資需求不足之間的缺口，拔高社會消費能力，其中主要就是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並同時解決‘啡自願失業”問題，滿足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在這一點上，凱恩斯繼承了穆勒的分配折衷主義發展思想。 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周期，或者說，該階段經濟發展思想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產生。馬列主義發展理論注重以生產關係的革命性變革來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按照曆史唯物主義學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經過200～300年的過程，已經開始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因為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的不斷加深，而資本積累的基本規律又導致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導致社會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地尖銳化。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發展的目標，從社會來講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民主，從經濟方麵來講是物質財富的湧流，從人本身來說是人類進入“自由王國”，即人在各方麵的充分發展。總之，在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後，生產關係的變革就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而且，生產關係必須經常調整，以適應生產力．這個最活躍的因素”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決定了20世紀社會主義模式的誕生。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關於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社會製度的變革，也在廣泛地引起發展經濟學家的注意。 至此，經濟理論從廣義的角度說，已經完全社會學化了。當然，經濟學的社會學化並不就等於經濟社會學，後者是一門正在形成的獨立學科。我們所說的社會學化，是指經濟發展理論越來越把人們的階級關係；而庫茲涅茨，在研究經濟增長的同時，於70年代又考慮了環境汙染和資源的稀缺等因素。 上述理論的種種演變，就是西方工業國家發展思想的形成過程。 本世紀50年代以後，人們對低層次國家經濟問題的研究，也逐漸以發展思想取代了單純經濟增長理論和資本拜物主義觀點。19 43年，羅森斯坦一一羅丹提出了在不發達國家采取經濟‘大推進”政策以一舉消滅這些國家的投資、需求、市場全麵萎縮的局麵，即用大規模的社會預投資本，在各個相互關聯的行業中同時形成相當數量的固定資產，並同時形成相同規模的產品市場，這樣，可以節約社會成本，減輕落後部門對先進部門的牽製力，以達到“大推進”發展的目的。50年代初，諾克斯又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以供給與需求兩方麵分析了不發達問題：供給方麵，不發達就等於低收入，低收入造成低儲蓄，低儲蓄意味著低的資本形成率，資本短缺即低生產率，低生產率必然又使收入處於低水平；需求方麵，低收入等於低購買力，低購買力則決定了市場無法擴大，從而又使投資引誘不強，形成低的投資率、低的生產率、低收入。解決辦法也是注入大規模資本，搞平衡增長。 但是人們不久就發現，曆史證明提高積累率與經濟增長的快慢並不一定具有絕對的對應關係，特別在低層次國家中，這甚至可能不是主要關係。在資本積累和投入的過程中，各種經濟乃至社會的變量部在起作用，從而影響了資本產出率。經濟發展的初級環境，尤其是縱深環境，象知識、技術、管理、分配以至各種政治機構，這一套‘軟資本”方麵存在的問題更多。舉分配為例，有些低層次國家由於分配過於不平等，占人口5 0石的階層得到國民總收入的40 %以上，但這些收入大多不形成儲蓄和投資，從而即使提高了增長率，提高了人均國民收入，仍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市場需求，物化資本仍不能集中使用，甚至對社會發展有害無益。這就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解決國民素質問題。基於這個原因，甚至連新占典主義發展經濟學家也開始強調收入分配的重要意義，提出了滿足大多數人基本需要‘的戰略。 早先劉易斯也堅持提高利潤、儲蓄與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這一觀點，但他的發展思想具有明顯的兩重性，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全麵的發展思想。他自己認為他的研究是試圖為經濟發展提供一種適當的結構，在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和人類行為這兩個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中，他認為要研究的是人類行為。這種人類行為可分為直接與間接二種。直接方麵，指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努力，知識的增長與運用、資本的積累。間接方麵，指意識形態和製度。他不僅討論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人口增長，也研究了地理、社會結構、政治製度、人類動機心理，甚至還研究了宗教和文化價值。他指出，上述這些因素的變化、更替，都對經濟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作用。 1966年庫茲涅茨在他的《現代經濟增長》一書中明確指出，總資本的形成比例並不是關鍵的因素，消費水平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他指出：要保持人的腦力和體力，超過最低限度的消費是需要的，一些額外的營養食品和額外的衣著、住房、教育、交通等消費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發達國家生產力低下不僅是由於較低的物化資本存量，而且還由於較低的消費水平。從政治製度方麵說，政治領導的穩定、靈活和代表性（民主性），也具有決定性作用。不發達國家的發展障礙往往就在這裏。總之，為了使純粹經濟變量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不發達國家必須將著眼點放在政治和各項社會製度的變革上，以便產生一種使更大幅度的經濟增長在其中得以實現的結構。 看來，就眼下情況說，不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連最低限度的經濟增長也已成為不可能。聯合國製定第二個發展十年(1970-1980年)戰略時，明確地注重了社會目標，這些目標集中於教育、保健、營養、住房等基礎設施，以及收入分配、土地改革、生態維持和居民區組織等方麵。世界銀行和有關國際、地區發展機構，也正在對此作出相應的策略調整。 三 發展模式：機製分析 這裏的經濟機製，指的是發展環境中的經濟結構、經濟製度以及各種製度方麵的相關因素，同時也指這些因素對發展的反作用。人們用．機製”一詞代替“體製”，就跟用發展代替增長一樣，增加了整體感、協調感和有機感。我們談的是發展問題，當代世界各個層次的國家，都以一定的經濟機製為發展環境中的一個最重要的變量。所以，很有必要對經濟機製作一番分析。 當代社會的經濟機製，如果按所有製形式或者以意識形態的異同來劃分，則隻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類。事實上，在現在條件下，這種分法對經濟發展來說，其意義主要存在於政治製度分析領域。然而除非發生暴力革命，’所有製形式都是既存的，其主體不是一朝一日所能改變的。所以我們這裏不便作過多討論。同樣，所謂意識形態的異同，也都是特指的，這裏也不必詳細討論。有意義的倒是另一種分法，．即按照決策係統或按照經濟機製運轉的動力係統來加以劃分：資本主義可分為壟斷競爭的、宏觀財政控製的、宏觀調節的、市場計劃的以及福利的等幾種；社會主義可分為自由的、市場的、計劃市場的、指令的等幾種。提供這幾種模式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在既定的所有製主體）和意識形態之下，這些模式都是可供選擇的。基於各國曆史傳統、文化素質、地理、資源、國際環境、人口、民族等國情因素的差異，確實也有必要對經濟機製的模式加以選擇。另外，根據不同的國情，可以有不同的發展目標，而不同的發展目標也與不同模式選擇有關。最後，一定的模式與一定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聯係，反過來情況就不太一樣了：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社會行為在一定範圍內是可按模式塑造的，是可以預測、控製和調整的。 完全的市場競爭和完全的指令性計劃，是經濟機製模式的兩個極端。其他模式可依次從左到右排列在兩極的中段： 爭爭爭爭劃劃節理場場理劃左端六種模式均見於資本主義社會，+右端六種模式均見於社會主義社會。核心是市場和計劃兩大類，然後依照它們各自的三維方向時間、空間、程’度汾別派生出六種模式。比如完全的指令性計劃，要求它有長期計劃，也要有頻度很高的短期計劃變動率；要求它包括所有行政區域內的全部經濟活動；要求它有盡可能高的計劃細密度，可能無限趨於每一項指標都設置計劃。其他模式可以以此類推。 從理論上講，上述模式沒有一個是絕對優化的。不能想象有一個模式可以適應任何一種發展環境和任何一種發展目標。甚至對某一個具體的國家來說，不可能、也不應該長時間、寬空間、高程度地穩定在一種模式上。如果真有這種情況，這個模式必然會走向僵化。理想的方法是根據發展環境和發展目全的指令性標的變化作小步調整。各種變量的關係如下圖：（根據埃岡．、伯格等（美）：《比較經濟體製——從決策角度進行的比較》，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頁有關圖示改製）發展環境：市場關係資源睹量和分布文化素質與技術--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價值標準和其他上層建築 ．社會經濟活動發展目標（結果）： 產品與勞務滿足居民需要 經濟與社會的穩定 民族與國家利益 平等 自由 效率 充分就業與提高勞動生產率 幅利評價標準政策：就業人口資源開發社會穩定發展階段與 速度發展目標效果評價圖中，發展環境和發展目標在發展進程中是會發生變化的，因此模式也必須相應改變。其中，政策的變動頻度可能最大，因為它不僅受模式的支配，還要受發展效果評價的影響，有時還會不經過效果評價甚至違反評價）而直接接受發展目標的調整。 社會經濟活動，也就是各種經濟機製所擔負的職能，無非就是組織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模式不同，活動的方式也就不同。就完全競爭市場來說，就是通過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以利潤的動機和在消費者中間有效地分配社會產品為出發點，從而解決資源的最優組合和配置問題，進而決定各生產要素的分配，再決定積累率和投資率，並通過生產方式、技術水平的不斷調整．使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即優化產出率，然後重新回到分配社會產品的原點。在這種模式下，如果不考慮資源轉移的時間因素和由此引起的不經濟現象，則帕累托最佳狀態的出現是可能的。但它無論如何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會穩定等重要的發展問題。盡管收入也會普遍提高，不過相對距離肯定會被拉開。於是就相繼產生了其他的資本主義模式。壟斷競爭是完全競爭造成社會不安定以後，經濟機製尋求自穩的結果。當重新出現另一種不穩以後，經濟機製便滑向調節和控製模式。美國基本上在壟斷競爭、調節競爭間擺動，日本則在調節和控製模式間選擇。法國和英國走得遠一些，屬於控製競爭和市場計劃模式，北歐國家則采用了福利計劃模式。可以說，福利計劃模式是當代西方世界最高的發展目標。低層次國家雖然大體上屬於調節、控製與市場計劃模式，但具體情況較複雜一些，模式不太成熟，也不太固定，甚至有走向右邊幾種計劃經濟模式的。這是由它們的發展環境與發展目標的不成熟和不固定決定的。總的說來，這一類國家尚處於摸索階段。 再從右邊的端點開始考察。在完全的指令性計劃模式下，中央政府可以首先確定發展的目標函數，然後在滿足最大多數居民的物質需求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按某種比例分配消費品，再根據目標函數將資源轉移到預定消費品的生產上，並力求達到各種資源與產品的最優組合，最後按照新的發展目標決定積累率和投資率，並通過生產方式、技術水平的不斷調整，求得最大的產出率，然後再重新分配更多消費品。在理論上，這種模式能做到協調、節約、有效率。但實際上，在整個執行過程中，不時會出現一連串的指令滲漏和外界幹擾，從而使效果偏離目。標函數。此類指令性計劃，第一需要完整的，高效率的信息係統，第二要求社會成員的絕對一致性，第三要求社會成員具有比市場機製下更高的文化與道德素質。就是說，這是在預期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辦到的事情。為了使發展目標從平等、充分就業、社會與經濟的穩定等，擴大到效率、社會民主、個人自由等方麵，也為了使發展目標更適合於發展環境，目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機製模式相繼由原來的高度計劃性向左方移動：蘇聯在走向計劃管理與計劃市場，中國的改革目標將是計劃市場和指導市場，匈牙利已經完成了向指導市場管理模式的過渡，南斯拉夫則已經定型為市場管理和自由調節模式。南斯拉夫除了確認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以外，幾乎很少使用整體調節和控製手段。但是，這種模式與左麵六種模式的性質畢竟不一樣：它的決策權雖然不在中央'也不主要在中層管理幹部，但卻在自治工人手中。自治製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社會控製和計劃，但並沒有取消控製和計劃，隻是將控製和計劃的範圍微分化而已。這種微分化並不等於將生產資料無限地微分到生產者個人。如果這樣，那就成了一個個小資本家了。它的穩定點在工人委員會。這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實體，或者說，它體現了南斯拉夫的發展目標。 近來西方學術界常有人談起‘模式鏈’，上若幹種經濟機製模式的趨同和趨異問題。他們將此比喻為杠鈴，趨同就是杠臂的縮短，趨異就是杠臂的延長。隻是前麵已經說過，除非有一次暴力革命，否則所有製主體和意識形態這兩個不太活躍的變量（或叫存量），很不容易越過中間的臨界點。根據近兩年西方國家社會資產國有化政策的幾番進退，再根據社會民主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來看，至少“趨同”的極限點問題應該放到未來學中去討論，對發展經濟學的意義不大。 四 發展模式：理論分析 真正理論上的發展模式，迄今為止尚沒有出現。這倒並不是因為發展思想的粗糙與不成體係（盡管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而是因為發展理淪中所包含的許多變數都是難以計量的。事實上，現有的幾個增長模型的致命弱點也正在這裏：它們要麼忽視了社會經濟增長各種變數的不可計量性，要麼就幹脆把 ，‘它們徹底簡化，以致於從發展觀點去評判這些模式，有時簡直就摸不著頭腦，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然而模式畢竟是模式。上述經濟增長模型被西方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奉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多少還是有原因的。按方法論分，增長模式可分兩類，一類是使用抽象的數學邏輯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