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所謂不發達國家各層次間的發展不平衡和各低層次國家國內發展的不平衡，且這種不平衡的傾向在日益嚴重而不是緩和。低層次國家間的曆史、地理和資源條件並不相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國和印度情況較為特殊），除了第三和第七層次差異較大以外，其他各層次都有一些較為共同的地方。但經過30年的發展以後，這些國家的距離在逐漸拉開，不管是在各洲之間，還是在同一個洲的不同國家之間，都出現了這種情況。其實按層次的劃分法已經反映了這一現象。之所以有必要指出這一點，是因為當代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合作關係由此而麵臨著新的課題，發展經濟學也有必要對此作更深入的研究。
許多人用‘馬太效應”來形容這一現象：本來有的，還會得到更多；本來窮的，連原有的也要奪走。1975年人均收入在1000—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1960年以後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4.4%; 500—1000美元的，為2. 9%; 160—250美元的，增長率隻有1.45%；人均收入為150美元以下的最窮國家，增長率僅為0.66%。18個最窮國中有6個呈負增長。①
至於說到低層次國家國內發展的不平衡，主要是指地區、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階層收入水平變化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與上述收入一一發展速度對應的不平衡又不一樣。這裏是經濟進步越快，不平衡越明顯。以巴西來說，其“經濟奇跡”主要集中表現在南部地區，而南部地區中隻有在現代企業有固定收入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提高生活水平，城市中占一半的非正式職業勞動者、占農村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無地雇工、占全國人口30 010的東北各州居民，都很少受到經濟進步的影響。一般說來，國內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一些國土麵積較大、地理與自然條件差異明顯或殖民地經濟痕跡較深的幾個國家。
三 社會成本：低層次社會的人口與生態
低層次國家的人口問題與生態問題，既是造成這些國家增長緩慢、甚至根本沒有增長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如果從微觀上看，一個家庭單位的人口，這些人口周圍的生態環境，都直接與這個家庭發展狀況有關，一旦情況惡化，釀成了“問題”，那就成了這個家庭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持續支付的成本。當“問題”一再惡化下去，成本的付出超過了發展所得，發展過程就停滯、倒退。如果從宏觀上看，就成了社會成本。
劉易斯人口增長模型的第二、第三階段規定：前者是隨著經濟發展，食物結構有所增加，分配良化，加之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因此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但出生率不變，人口迅速增加；後者是經濟已經高度發展，由於嬰兒存活率高，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率亦提高，出生率便會下降，人口增長緩慢。現在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使低層次國家從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難題是：如果把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其他剩餘人口排除在經濟進步一一生活改善的範圍之外，一味追求中性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從而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是當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反過來，在低層次國家缺乏資本、可利用資源、知識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第二階段的人口高速增長必然會抵消總收入的增長，普遍拉低增長速度，這同樣也會造成不能容忍的社會問題，甚至可能使二個階段中間的過渡期無限拉長。庫茲涅茨認為，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每人擁有一定的技能水平上，較多的人口意味著對人類知識存量有較大的潛在貢獻，與經濟產品生產上的“規模經濟”方麵的好處相似，人類知識存量的增加也有“規模人口”方麵的好處，即知識增長的乘數作用。但是，他補充說明：在低層次國家，越過一定極限的人口（低生活與技能水平）增加反過來會對原有生活水平和技能水平的普遍下降產生‘加速作用”，這就跟。規模經濟”在越過一定界限後，“成本遞增規律”會起作用一樣。很顯然，低層次國家應堅定地壓低人口增長率，尤其是農村人口增長率，因為根據最為樂觀的估計，低層次國家至少還需要70年時間，才能“自然地’完成二個階段的過渡。然而到那時，人口是不再增長了，但要解決好比現在大1～2倍的人口所造成的各種問題，如衣、食、住、教育，再加上就業、資源和能源，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可以推測，70年以後，在現在的第三世界之外，又將淨增加一個第三世界甚至更多的人口來。
照目前來看，低層次國家人口問題至少產生了三個火燒眉毛的問題。第一，人口增長給分配帶來壓力，使國民收入中隻有很小一部分能用於積累。而這些積累中，又很少能用於提高社會生產效率，隻是將大部分投資用於開墾荒地、興建學校和工廠，並用此來解決新增加入口的就業、吃飯和教育問題。大約人口每增加1%，就得拿出收入的4%用於“生計投資”，使原有水平不至下降。相當一部分第六、第七層次國家的人口增長耗費了國民收入增長額的70%，真正用於增加收入的投資隻占2.6%。換句話說。如果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率能下降5‰，投資總額便會增加．1倍。第二，工業中就業容量的擴大跟不上勞動力增長的速度。60-70年代，第五層次以下國家的工業就業量，隻能吸收新增加勞動大軍中的三分之一；70年代初，工業雇用了拉美勞動力的22%，亞洲勞動力的l7%，非洲勞動力的11%，同時，整個要求就業的人員總額年增長2%。如果要吸收掉這2%，工業中就業人數必須年增長11%，而能達到這一水平的國家屈指可數，約一半國家隻能年增長4%以下。如果考慮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素，那麼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年增長須達到20%，即目前平均水平的3倍，才能解決問題。第三，迅速增長的人口抵消和減少了微弱的糧食增長。低層次國家30年中的農業生產有一些進展，但糧食情況卻越來越糟。70年代，這些國家的糧食增長量從60年代的2.9%放慢到2.5%，考慮到進口因素，60年代糧食年增長量為0. 306，70年代前半期實際下降了，而非洲還每年在下降2%以上。①如果再加上進口糧食分配的不平等，不合理因素，最低層次國家的饑餓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與人口問題密切相關的是生態問題。由於人口眾多，由於貧困，由於資本和技術的缺乏，生活在低層次國家城市以外的居民，不得不以拓展生存區域的粗放方法來維持生計。森林、河流、山坡、台地，到處都留下了他們挖、砍、燒、翻的痕跡。現在，新的研究工作已得出了令人心酸的結果：生態係統的被破壞，使世界失去寶貴耕地的速度比新耕地的開墾速度快l倍，每年都要失去一塊比整個英國麵積還要大的土地。地力正在消耗殆盡，每年都有近百億噸（f又中國就有50多億噸）土壤流失或被大風刮走，再不然就是被無情的沙漠所覆蓋。到本世紀末，全世界將不得不以目前耕地的四分之三養活比現在多50%的人口。可以以森林生態學來說明這一變化過程。森林植物依靠日光，把水、土、礦物質變成有機物，動物吃植物，食肉動物又吃食草動物，動植物殘體經過微生物分解後變為土壤礦物質，供植物吸收和利用。同時，森林既吸收水份，又保持水份。這樣，森林中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與土壤、水份、大氣、日光、溫度等非生物因素相互聯係、依存和製約。所有的變化都是連鎖式的。這種在自然界中構成的統一綜合體，就是森林的生態係統。如果這個生態係統受到外界的幹擾，超過了它本身的自動調節能力，有機體數量便會減少，生物量下降，生態生產力就會隨之變弱，物質循環和能量交換受到阻礙，最終引起整個生態平衡的破壞。如果將一部分森林辟為耕地，或取走林中落葉，或驅走林中的鳥類等食蟲動物，而又沒有提供其他替代物以維持平衡（生態係統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生態就會失衡。沙漠化是全世界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後產生的最嚴重後果之一。1977年，聯合國糧食組織和教科文組織共同發表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地圖，這張地圖表明，除了雨水充足的熱帶以外．低層次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被塗上了表示有沙漠化危險的桔黃、粉紅和深紅的顏色。在拉美，這種顏色包括了巴西的東北部，墨西哥的中部和北部，從安第斯山脈一直延伸到智利的整個地區；在其他大陸，包括了非洲之角和非洲大陸西南部的大片土地。這些色塊象一條寬闊的帶子，從大西洋沿岸的撒哈拉跨越北菲和薩赫勒，穿過中東和波斯灣，一直伸展到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毫不間斷地繞過了半個地球。沙漠到處都在挺進，風沙和土壤流失威脅著全部低層次國家。除了森林和沙漠，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草原、沼澤、農田、河流、湖泊、山地，直至肥沃的衝積平原，都在發生程度不同的生態惡化現象。高層次國家的問題同樣嚴重。世界各地的自然災害在越來越頻繁地發生著，人類因為破壞廠生態而付出的成本，已開始影響到人類文明本身的生存和延續。在東德，90%的樹木已患病、枯死或即將枯死，在其他東歐國家，癌症、皮膚病和心髒病等與環境有關的疾病的發病率在直線上升。波蘭科學院估計，環境汙染使波蘭遭受的損失，已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捷克最大的重工業區波希米亞北部，人均壽命競比該國其他地區少10年以上。據美國《新聞周刊》1987年3月2日的一篇研究報告說，整個地球生態結構在50年時間裏將發生根本變化，如西伯利亞會成為世界糧倉，南極洲會成為旅遊勝地，但另一方麵，從巴黎到費城會經常出現洪水的泛濫，紐約居民將不得不遷往內地，巴西、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國家將流行白內障、皰疹和肝炎，皮膚癌患者將達5億以上，美國主要的穀物種植區將衰落，世界各大海洋中蝦、蟹類將會絕跡。所有這些都因為工業汙染和由此而產生的氣溫升高。情況最嚴重的大都是一些致力於工業化、力求快速改善生活的地區，如中國，目前酸雨的強度和範圍已迅速趕上了美國和北歐地區，全國硫沉降量已超過國際標準的3倍，每年的林木耗損是種植存活數的3倍，全部國土的六分之一處在流失過程中，大小水庫總容量中有三分之一被淤積，每年流失的氮、磷、鉀肥料等於全國化肥年產總量，即產量與損失量等於1:1。
很顯然，即使從現在起，人們準備認真著手解決生態問題，在動員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力、物力、技術，以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以後，生態的惡化趨勢是否能夠被阻止，那還是疑問。更何況，目前的世界各國似乎還不想在大的方麵‘認真著手”。
工業化的前景是美好的。但眼下世界各國，主要是低層次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似乎又很不容易使自己達到這樣一種前景。即使是有朝一日在物質生產方麵接近了現在的工業化國家的水平，但子孫後．代並不一定能夠過上現在的工業化國家的那種生f活一一巨大的社會成本將使我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發展：尋求再生之路
富裕國家要求更加富裕，貧困地區要求擺脫貧困——在每跨出一步都倍感艱辛的當代，還有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至少，人們可以力爭達到最低限度的目標：對高層次國家來說，應該利用其現有的物質基礎，在增長速度和解決資源、汙染、失業和通貨膨脹諸問題之間找出一個最佳值，用西方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努力使淨福利達到最大；對低層次國家來說，怎樣利用現存的有限社會財富，使更多的居民得以享受經濟增長的益處，並使經濟增長最終能進入健康、協調的狀態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50～60年代以後，一門新的學科在悄悄地誕生。這就是發展經濟學。1979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和西奧多?舒爾茨. Schultz) -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獎是因為他們對經濟發展，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研究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從此，發展經濟學的存在獲得了絕大多數同人的承認，發展的道路也被東西南北各個國家和地區公認為是人類未來的道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列昂惕夫於1977年出版了他的對於全球模型的研究成果《未來的世界》，他聲稱：在20世紀內加速經濟發展，不存在無法克服的物質上的障礙，包括人口、糧食、資源、汙染，以及其他環境因素方麵的障礙；持續經濟增長和加快發展的主要限製不在物質方麵，而在政治、社會和製度等方麵。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縱深環境因素。於是，人們把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相區別，規定經濟增長隻是狹義地指純粹意義上的生產增長，而經濟發展的意義較廣，一般包括經濟結構、直至某些製度上的變化在內的經濟與社會的進步。人們又把發展經濟學分成廣義的和狹義的。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係起來，對它們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加以理論研究，屬於廣義的發展經濟學。而側重或比較集中地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加以理論研究，屬於狹義的發展經濟學。
有一點是明確的，發展絕不是單純追求物質的同名詞，它絕不把個人消費作為唯一努力的目標。發展經濟學須要研究財富的分配，研究人際關係和社會集團與集團間的關係。這是一門關於生產、人、社會、國際關係的綜合性學科。這門學科的出現，實質上是曆史發展的產物，也是經濟思想發展的產物。傳統的經濟理論隻能用於分析經濟增長，這種理論假設社會政治性質的長期因素是不變的。可以認為這是特定的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時期的反映。然而，現代經濟發展的進程證明，經濟增長不但影響經濟關係，而且影響整個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在全球都在致力於發展經濟的時代，通常列為假定不變的變量都在不斷地運動而成為變動的、有時是十分活躍的因素。象人的自身發展目標一類的價值觀念，在這門學科中就不能僅僅從屬於經濟增長。
對所有的人、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來說，目標是多種多樣的。但這些目標的回歸，就是發展。
本章結論是，人類將不得不共同地選擇一條發展的道路。這似乎有點近於武斷，因為直到目前為，人們對所謂‘發展”概念的理解、各國為此而采取的對策是極不一致的。然而我們還是堅持認為，以往的經濟增長戰略必須放棄，或至少加以根本性的修訂。對於‘發展”的理解和據此而采取的對策可以不盡相同，但對本章所概述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絕對不能再漠然視之，這是沒有疑問的。假定物質增長仍然在被奉作第一目標的話，那麼為了更穩定、有效地實現增長，解決一係列因為增長而引起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文化方麵的問題，已成了先決條件。如果人們願意承認這一點，發展經濟學就完成了它的第一個任務；如果各國在製定增長政策和增長模型的時候，把所有有關的重要因素都考慮在內，“發展”的概念就等於為人們所共同接受和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