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俄國經濟的重新崛起十年八年之內是不可能的，誰在台上主政必然麵臨搞好經濟的巨大壓力，一般情況下不會挑起大的事端。
第三，同中國建立友好協作關係，是俄國政壇的主要政治派別和政治代表人物的共識。
以蘇為鑒，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科索沃危機使我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當年的蘇聯。從這個角度講，前蘇聯的突出的教訓有三：
其一，前蘇聯加強國防工業、維護國家安全、反霸是對的；但軍工優先、W外擴張、爭霸稱霸則是錯誤的，不可取的。
其二，西方對前蘇聯的封鎖、包圍等是造成前蘇聯的封閉半封閉狀態的客觀原因。即使是這樣，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兩個平行市場”理論也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對外開放。
其三，前蘇聯把許多屬於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的東西當成都是姓“資”，這使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一些具體製度和做法離開了人類文明的大道，形成高度集中的僵硬的政治經濟體製；最後使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失去活力和生命力。
我國幾年來對前蘇聯的經驗教訓已有較多的研究和吸取。我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的取得與此緊密相關。但認識是一個長期和反複的過程。科索沃危機對中國思想理論界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如何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全麵、更加深入又少出偏差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三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各個領域的合作和鬥爭都在發展。其中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最為深刻，最難把握，但它處於基礎的地位，將給政治和經濟以巨大的影響，是我們推進政治經濟體製改革首先要抓的。
在思想文化領域，存在著“融合”與“衝突”；實際上“融合”是總的趨勢衝突”是這個過程中相伴而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融合”就是互相吸取，並非一下子就“融為一體”，因而“文化多元”將是長期的。現在談論在新的世紀將是什麼文化為主為時尚早。“應該是……”的提法則隻能表達主觀願望。但中國在這個領域具有不可低估的優勢。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又有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在西方文化麵前完全不必自卑。一般說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西方人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了解要多得多。我們對外開放不隻是“引進”，還要“推出”。一旦我們進一步向西方世界推出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現在隻能說是“開拓”），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將會出現令人鼓舞的情勢，這是可以預料的。
另一方麵，我們又必須繼續吸取西方優秀的文明成果，包括在政治文化領域，以便進一步剔除和清除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科索沃危機之後，對此更要有清醒的認識。
比如關於自由、民主、人權問題。這次科索沃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用自己的表演揭穿了它的偽善麵孔，使人們領教到在美國那裏，“新聞自由”、“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幹預”、“民主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概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還沒有從西方那裏受到如此廣泛、集中、生動和深刻的反麵教育。這叫做壞事變成好事。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籠統地認為“自由”、“民主”、“人權”都是壞東西，在西方國家，這些東西都是假的、騙人的，那就失之偏頗了。我們應該說，沒有抽象的、籠統的、超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民主從來就有階級性，自由從來就不是不受限製的，人權在各國標準一樣。民主、自由、人權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當西方資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上暴露其虛偽性的時候，社會主義的中國當然不應該放棄這個旗幟，而應該更有自信心，在這些問題上搞出高於西方資產階級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原載《中國評論》1999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