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關於對待資產階級的方針。毛澤東既堅持列寧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但又不照搬俄國在民主革命中孤立和麻痹資產階級的方針。毛澤東指出，“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的資產階級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動搖性、妥協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對於後者不能采取俄國布爾什維克對待資產階級的方針。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即使對於大資產階級，在特殊條件下，也要把它們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階段也具有兩麵性，建國以後，我黨對其也采取了如前述的不同於蘇聯的方針。
二是關於革命鬥爭的形式和道路。毛澤東堅持了列寧和斯大林的暴力革命學說，他多次引述了斯大林的論斷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但他沒有停留在堅持武裝鬥爭的抽象原則上，而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不斷總結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拒絕和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照搬俄國以城市為中心的做法。他在《中屆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篇中，分析了中國的曆史條件，指出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以及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得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鄉村革命根據地，以為全國勝利的出發點。正是在這個理論分析之上，形成了中國式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
在其他問題上，毛澤東都是采取這樣的分析的態度。如在新民主主義體製和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上，他一方麵堅持和繼承了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思想，又根據中國的實際創立了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式，即毛澤東所稱的“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他堅持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原則，從民主革命開始就創造性地確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他指出，“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和個人，對於共產黨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到了50年代中期，他明確地否定了限製社會主義民主的蘇聯式的一黨製，即使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文革”期間，毛澤東也多次講民主黨派還是要的，政協還是要的。
第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之所以能以正確的方針和態度對待蘇聯模式和蘇聯經驗，抵製和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錯誤方針和態度，是因為他在鬥爭中逐步形成和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
和那些脫離實際、空談馬列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在從事革命鬥爭中，十分注重調查研究，注意不斷地總結實踐的經驗教訓，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其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於中國的革命道路，他也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的。周恩來在1944年的一個報告中曾談到，大革命前，有一次惲代英看到陶行知他們搞鄉村工作，寫信犖毛澤東。毛澤東回信說：我們現在做城市工人工作還忙不過來，哪有空去做鄉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養病，在湖南作了一些農村調查，才開始注意農民問題。但對於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即使在上井岡山時，毛澤東也還沒有這些思想。後來他總結了1929年紅軍發展的經驗，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工作中心。
可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是建立在正確的思想路線之上的。而為了抵製和糾正“左”傾錯誤路線，堅持對蘇聯模式的正確方針和態度，毛澤東一貫非常重視從思想路線解決問題。1930年5月，他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響亮地提出“沒有調査，沒有發言權”的論斷，提出離開實際調査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王明的教條主義一再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之後，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下了很大的力氣，在全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1938年10月，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全麵闡述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的問題，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尖銳地批判了脫離中國實際、空談馬列的教條主義。1942年，毛澤東又創造和倡導了全黨整風運動。其中心問題就是反對王明路線的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通過這次整風，我黨才基本上克服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左”傾教條主義的消極影響，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多次談到我們經驗缺乏，知識不夠，必須從實踐出發，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他仍然十分注重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教育全黨，以便端正思想路線，善於調査研究，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高領導水平。
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就是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裏的“結合”，不是機械的相加，而是對理論與實踐有完整的統一的理解；不是從理論這一端開始，而是以實際為出發點。在毛澤東那裏，對蘇聯經驗和蘇聯模式采取分析的態度，即分清根本製度、基本經驗與具體製度、體製、經驗、做法，這種辯證方法也不是用來死背硬套的公式，而是把它同實踐、同調査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必須著重指出的是，即使判定什麼屬於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根本製度，也應是以實際為出發點，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毛澤東提出，必須“向群眾的實踐請教“這樣就可以解決框框問題，即教條主義問題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總之，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采取對蘇聯模式、蘇聯經驗的正確方針和態度，不斷糾正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錯誤，是因為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
那麼，從理論到實際堅持同教條主義進行長期鬥爭的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弊端、對斯大林的錯誤已經有了相當中肯和深刻的認識的毛澤東，為什麼在其晚年還犯了類似他本人曾經批評過、反對過的錯誤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總的說來，是因為他在“文革”中的理論和實踐——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確指出的那樣，是“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在理論上，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係列“左”傾的方針和政策；從實際上看，是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了主觀主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如說黨內走資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路線，這“根本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在許多重大理論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毛澤東此時已經離開了他自己製定的對待馬列主義的正確方針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雖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但與蘇聯模式和他對蘇聯模式認識的曆史局限性卻有一定關係。1956年前後，以毛澤東為首的我們的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製開始進行了初步的探索，這個曆史進程很曲折，反複性也很大。因此，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盡管我國的體製在許多重要方麵具有區別於蘇聯模式的特點，但也始終未能真正革除蘇聯模式的弊端，在經濟體製上的所有製過於單一，忽視商品生產和市場的作用，在政治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等，都說明這一點。“文革”的“左”傾嚴重錯誤，既是這種弊端的表現，也是以它為背景、為根源的。把階級鬥爭問題當成我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僅同斯大林的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理論和“肅反擴大化”沒有本質區別，而且理論形態更加完備了。個人集權、個人崇拜是蘇聯體製的突出特點和弊病，毛澤東對此缺乏正確認識。他在1958年和“文革”中，提出過存在著正確的和必要的個人崇拜問題，加上相同的理論根源和社會根源，他終於沒有避免斯大林晚年的這種錯誤，發生了削弱和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嚴重錯誤。這是毛澤東本人、也是國家的悲劇。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指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我們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鬥爭，其間充滿著勝利與失敗、交替出現正確與錯誤。人們在實踐中受了挫折，吃了苦頭’得到鍛煉，有了經驗，於是又前進了。我們黨經過這次嚴重挫折’吸取了曆史教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又開始了新的征程。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及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偉大實踐，表明我們黨已經恢複了毛澤東倡導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的原則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表明我們黨對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表明我們黨已經找到了一個適合的社會主義體製。十幾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現了毛澤東所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和光輝。
原栽《北京大學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