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我們在建國初期的六七年間，在如何對待蘇聯模式問題上，在“學習蘇聯”的高潮中，有重大的成就，也有失誤。具體總結起來，可分三類情況。
第一，在政治體製和政權建設上，我國基本上是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體製的基礎上進行建設的。其一，我們沒有照搬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根據中國實際，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也包含無產階級民主，毛澤東領導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製度實質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兩者是有區別的。突出之點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但卻屬於人民的範圍。其二，我們沒有沿用蘇聯的蘇維埃的政權構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其三，我國形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主黨派的存在、各級人民政協的建立，是我國政治體製與蘇聯的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執政的體製的重大區別，也是前者優於後者的重要表現。共產黨以外的人士在國家和各級政權機關中擔任一定領導職務，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其四，我們沒有搬用蘇聯的聯邦製的國家機構形式，而是建立單一製的國家，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等。可見，毛澤東領導建立的中國的政治體製是吸取蘇聯模式的某些經驗，但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我們在政治體製的某些方麵，也曾存在仿照蘇聯體製的問題，如幹部管理體製和黨委對政府部門的直接對口領導體製；我國政治體製也存在著權力過於集中的蘇聯政治體製的那種弊端。
第二，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麵，毛澤東注意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遵循了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馬列主義原則，領導我黨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發展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髙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毛澤東指出，這種做法“可以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地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程度，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們較少地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好像是突然地到來的”。對於富農經濟，我們沒有采取蘇聯的沒收和驅逐富農分子的做法，而是采取由限製到逐步消滅的政策，從而避免了傷害富裕中農利益和生產力破壞的惡果。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麵，則是通過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係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設想過、但在俄國並未實現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當然，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也存在缺點和偏差，如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後來並沒得到糾正、反而擴大了。這與毛澤東同誌對蘇聯這方麵的經驗教訓認識上存在局限性也有關。
第三，在經濟體製和經濟文化建設上——“學習蘇聯”主要表現在這個領域，有巨大成績，也有突出的照搬照抄的毛病。在這幾年間，蘇聯對我國“一五”計劃的實施是給以很大的幫助的。它幫助中國興建了156個項目，是這時工業建設的中心。蘇方派來我國的技術專家達3000人，我國派往蘇聯的留學生達7000人，實習生5_人，這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我們采取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這在當時是需要的。因為我國重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如同毛澤東所描述的，中國這時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經濟管理體製上，從宏觀管理到微觀管理，我們照搬了蘇聯的許多東西，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計劃管理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為主要管理手段的體製。毛澤東後來總結說，“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化教育體製上，也存在這種情況。總之，在經濟文化建設和體製上，“學習蘇聯”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確實存在照抄照搬的局部的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在1958年成都會議的講話中指出了這個問題。這裏仍然是把蘇聯模式、經驗絕對化、神聖化。“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對蘇聯經驗“不能有絲毫懷疑”，“科學技術上也要倒向蘇聯”等口號和觀點反映了這種教條主義錯誤，甚至於人家的短處也去學。毛澤東曾風趣地舉一例子：“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更為嚴重的是把對待蘇聯的態度不加分析地作為衡量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的標準。1957年反右鬥爭中，一些人就是因為在對蘇問題上發表過一些並非錯誤的言論，便被打成右派。
在建國以後的幾年間，在對待蘇聯模式方麵的正確與錯誤，都不能僅僅歸功或歸咎於毛澤東個人；但也與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論觀點有密切關係。毛澤東在總結這個問題時，總是把自己擺進去的，如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就坦率地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他主動承擔責任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善於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1956年，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認識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一年，我國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建立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和發展，成為黨所麵臨的全新課題。這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尖銳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和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在蘇聯、中國和國際上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毛澤東和黨中央不讚成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的曆史，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有重要的意義。
1956年4月，在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委彙報和討論的基礎上，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報告。報告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研究了我國建設發展中的問題，初步提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的若幹新方針。毛澤東強調對外國的經驗，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指出由於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更要引以為戒。
在經濟體製和經濟建設方麵，毛澤東提出，鑒於蘇聯“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的教訓，我們要處理好重、輕、農三者的關係，“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鑒於蘇聯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關係中的教訓，特別是“把農民挖得很苦”，損害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教訓，我們務必更好地處理好三者關係、特別是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鑒於蘇聯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這一教訓，我們在強調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等。
在政治建設和政治體製方麵，毛澤東清醒地指出我們要從蘇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民族問題上，“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處理好我國的民族關係，“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鎮反問題上，斯大林“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我國過去鎮反是必要的，現在“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內部清査反革命，則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在處理黨內矛盾和是非問題上，毛澤東尖銳批評斯大林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不分錯誤與反革命的界限，“犯了錯誤就殺掉……錯殺了許多人”，根據這一慘痛教訓，他鄭重地重申我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這裏特別要談到黨與非黨的關係。毛澤東指出，蘇聯是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光，隻剩下共產黨，結果很少能聽到不同意見。根據蘇聯的教訓，毛澤東明確宣布不搞蘇聯那樣的一黨製，同時提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重大方針。他認為，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毛澤東在這裏實際涉及到執政的共產黨如何看待反對派的問題。他說，民主黨派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
綜上所述，毛澤東此時對蘇聯模式的問題和弊病，看得是很中肯、很深刻的。在此基礎上，他為我黨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係列新的正確方針，實際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別於蘇聯模式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時期毛澤東對蘇聯模式及其弊端的根源的分析，《論十大關係》和緊接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
在以後我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又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和體製建設的許多經驗，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已出現嚴重失誤；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這些失誤又發展為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在這場由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提出了一套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的論點，其中有不少是他本人過去提出過或支持過的。毛澤東的錯誤的表現形式、實質和根源有一些恰恰是同他批評過的斯大林的錯誤、我黨曆史上發生過的照搬照抄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的錯誤相類似的。這是很值得深人研究、認真總結的。
三
毛澤東是如何對待蘇聯經驗、蘇聯模式，其中有什麼經驗和教訓呢？總結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這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把蘇聯的根本製度、基本經驗與其具體製度、體製、具體政策和做法區別開來。堅持兩點論，“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中國革命必須“走俄國人的路”，這是他始終肯定的。這指的是不能走西方資產階級走過的路。“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但中俄兩國國情畢竟有不少差異，兩國的革命和建設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完全一樣。所以，中俄兩國革命必經的主要階段、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就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奪取政權之後也同樣有同有異。因此既要“以俄為師”，又不能照搬照抄。我們拿毛澤東同三次“左”傾錯誤、特別是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分歧最大的兩個問題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