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觀念是什麼關係？搞清楚這個問題對於全麵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對於不斷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這個問題現在表麵並沒有什麼爭論，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在國內外學術界中，時隱時現地存在一種傾向，誇大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的差異，甚至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否認前者是對後者的繼承和發展。
這些年也出現不少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龔育之認為，“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係，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一脈相承，兩個階段”，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不是枝節的發展和補充，而是開創了新時期、開辟了新道路、開拓了新局麵”。山東大學的一項研究成果認為，“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同一個曆史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繼承、糾正和發展的關係，其中繼承是前提，糾正是契機，發展是主體”。這些成果都既強調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又指出其差異性。其正確性是不必否認的，但也確實使人產生一種不滿足感。如何更鮮明和準確地概括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二者的關係呢？筆者經過初步研究，把它概括為“一個主義，兩種模式”。
一
先講“兩種模式”。
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整個曆史發展進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在他們的理論指導下產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
何謂社會模式？我們這裏指的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社會組織形式，社會發展道路、運轉機製，而主要是指體製。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總體上說是搬用了蘇聯模式。
這種照抄照搬蘇聯模式問題，在經濟體製和經濟文化建設上表現尤為突出。如在經濟管理體製上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計劃管理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為主要管理手段的體製。正如毛澤東後來總結的，“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在文化教育體製上，也存在這種情況。甚至因為某些具體的管理機構設置不同於蘇聯而自責犯了原則性錯誤。毛澤東曾舉一例說，“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這完全是把蘇聯具體的管理體製神聖化了。
仿照蘇聯模式表現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是采取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在政治體製上，如幹部管理體製和黨委對政府部門的直接對口領導體製，以及權力過於集中的弊端，都是模仿蘇聯體製的表現和後果。
誠然，在講到照搬蘇聯模式時，必須同時作如下說明：
第一，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在“學習蘇聯”的口號下，仿照蘇聯模式當時是收到了積極效果、取得重大成果的。
第二，我們在體製建設上並非一切都照搬蘇聯模式。特別是在政治體製和政治建設上，毛澤東根據中國國情，吸取了蘇聯模式的某些經驗教訓，形成了具有中屆特色的體製。這個體製同蘇聯政治體製的區別有四個方麵。其一是沒有照搬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後者同前者的突出區別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屬於人民的範圍，而俄國資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後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其二是我們沒有沿用蘇聯的蘇維埃的政權構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其三，我國形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主黨派的存在、各級人民政協的建立，是我國政治體製與蘇聯的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執政的體製的重大區別，也是前者優於後者的重要表現。其四，我們沒有搬用蘇聯的聯邦製的國家機構形式，而是建立了單一製的國家，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等。
第三，1956年蘇共二十大尖銳揭露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一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又麵臨著社會主義建設如何發展的新課題。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認識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集中表現在《論十大關係》的重要報告中。這個報告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在重、輕、農三者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民族關係、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中國和外國等關係問題上，初步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的若幹新方針。這實際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別於蘇聯模式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鄧小平後來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毛澤東這個時期的探索是一脈相承的。
可惜毛澤東的這種探索在1957年很快就中斷了。“文革”前的十年中，盡管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又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和體製建設的許多經驗，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現了嚴重失誤。1957年反右派鬥爭、1958年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開展“反右傾”鬥爭、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1963年中蘇大論戰、開始農村社教運動、1965年提出重點整“黨內走資派”……這些使得“文革”十年的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水到渠成”。
雖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但與蘇聯模式和他對蘇聯模式認識的曆史局限性都有一定關係。1956年前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製開始進行了某些探索，但此後反複性很大。因此直至改革開放前，我國的體製始終未能真正革除蘇聯模式的弊端。“文革”的“左”傾嚴重錯誤，既是這種弊端的表現，也是以它為背景、為根源的。把階級鬥爭問題當成我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僅同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沒有什麼區別，而且理論形態更加完備了。個人集權、個人崇拜是蘇聯體製的突出特點和弊病，毛澤東不僅對此缺乏正確認識，而且提出存在正確的和必要的個人崇拜的問題，終於重犯斯大林晚年的削弱和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那種嚴重錯誤。
綜上所述，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從總體上說是搬用了蘇聯模式。這一點，鄧小平有過一係列的明確論斷。1986年，他同雅魯澤爾斯基談話時就指出，“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製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1987年，在會見南共聯盟領導人時他又說，“過去我們搬用了別國的模式”，1988年，他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時再次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諸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裏鄧小平講得十分清楚，改革開放以後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不同於改革前的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