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從世界觀高度總結教訓
不從哲學角度，從世界觀高度總結曆史教訓，就事論事，就無法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就難以執行正確路線。革命領袖都很重視低潮時期哲學領域的鬥爭，重視從哲學高度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從世界觀上批判機會主義，用以指導新時期黨的工作。列寧在1908年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澤東在長征以後發表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是這樣的偉大哲學著作，為黨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今天，我們很有必要從哲學上總結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曆史教訓。蘇東問題有遠因近因。遠因即曆史根源。斯大林模式是一種社會主義模式，但有許多嚴重弊端。這與鍛造這個模式的斯大林思想上的形而上學有很大關係。他的一些理論和做法離開了適度的原則。政治上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做法，經濟上如經濟發展戰略的過分和過長時期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造成的經濟結構畸形、經濟管理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導致經濟沒有活力，所有製上的越大越公越純越好，等等，問題都在於過度、過火、過左。
有位蘇聯學家認為“過火行為是曆史上的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斯大林主義……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特殊極端主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蘇東老百姓對執政的共產黨不滿意的主要是兩條：傷人太多，民主不足；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不盡如人願。而造成這兩個問題都與黨的領導者思想方法上背離唯物辯證法有很大關係。蘇聯的解體首先是其執政者指導思想、路線不正確所致，也與其領導人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有很大關係。真理多走一步，就成為謬誤。蘇共曆史上雖有錯誤，應該在肯定曆史成就的同時認真總結曆史教訓，但他們卻全盤否定蘇聯70年的曆史。既然這個黨一無是處，還要這個黨幹什麼？！蘇共和蘇聯國家機關中確有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需要下大力氣整治，但他們卻誇大為一個“官僚階層”，並把它作為掃除對象，實際上變成了把矛頭指向黨和原來的廣大黨政幹部；蘇聯原來確存在著黨權過大過於集中的弊病，需要通過體製改革逐步加以解決，但他們走向極端，主張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多黨競選製，取消黨的領導地位，最後公然宣布解散黨組織；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公開程度，本來也是無可非議的，蘇聯執政者卻鼓吹“沒有限度的”民主化、公開性，結果捅出了一個反共的民主派，捅出了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民族分立浪潮，導致經濟生活、社會、政治的全麵失控。蘇聯這個多民族的聯邦製國家的成立、鞏固和發展，本來就是靠實行民主集中製的黨的領導，既然把黨削弱、取消、解散，它的最後解體也就勢在必然了。它的曆史大悲劇教訓著人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指導，是斷然不可能有建設和改革的成功的。
我們現在需要認真冷靜總結教訓。“四人幫”的猖獗的形而上學曾給中國帶來災難。他們垮台以後，形而上學、片麵性、愛走極端的東西還是常常出現。如從用階級和階級鬥爭觀點分析一切、隻講人的階級性到幾乎一切都不用階級分析方法，隻講人的社會屬性、自然屬性；從用人隻講家庭出身、政治，到不怎麼講政治、過分強調學曆、才能、業務；從過分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忽視個人利益到有人公開宣揚個人至上，個人第一主義；從把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當成同社會主義根本不相容的、閉關鎖國到不怎麼講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的區別，我們已經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現在應該更穩當些，適度些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從原來批“唯生產力論”、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我們用很大的代價換來的曆史性轉變。在今天的條件下，要防止走到原來的那個極端上去。應該承認，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理論失誤中，“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以階級鬥為綱”是最重大的失誤之一。我們應該看到階級鬥爭還將長期存在，但不能估計過頭。有三個限定：其一，它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其二，它的存在是“一定範圍內”；其三，“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是其重要表現。但講防止和平演變如果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如果離開了體製改革，如果離開了拒腐防變，如果離開了對外經濟開放，離開了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這個工作基點，就會走偏方向。
原載《國際政治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