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和挫折的曆史經驗，同時也是在借鑒其他國家、主要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近年來，在總結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中，理論界、特別是從事蘇東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中的絕大多數，堅持冷靜觀察、實事求是、全麵總結的科學態度，使我們的認識逐步合乎客加實際，為黨和政府借鑒蘇東經驗教訓作出重要貢獻。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過某些片麵的不正確的觀點。今天，我們要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大精神，堅定地、全麵地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進一步地、全麵地總結蘇聯東歐以高昂的代價換來的曆史教訓，消除在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宣傳中曾出現過的某些不正確的觀點。這些不正確的觀點、片麵的認識主要有：
一、在內因和外因的關係上，把外因的作用誇大到起決定作用的地步，沒有如實地承認蘇東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執政黨的工作沒做好——經濟發展不盡如人意、民主不充分、階級鬥爭擴大化造成傷人太多等等。外因決定論在東歐劇變剛發生時很是盛行，後來基本得到糾正。但在有關的研究著作、文章中，對執政黨的“失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製的弊病，總是一筆帶過，或者把這隻看成是為敵對勢力“提供可乘之機”，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得出內因起決定作用的結論。有的則把內因說成就是執政黨內出了叛徒和修正主義者，而忽視了體製問題。按照這種觀點，就很容易把反和平演變放在不適當的、甚至是壓倒一切的地位上，把它同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對立起來。
二、在近因和遠因的關係上，隻強調近因而忽視遠因，即曆史原因。有的甚至認為研究蘇聯解體不宜涉及斯大林，隻能追根到赫魯曉夫。如果把這種意見作為科研的指導方針，那顯然是非科學的。蘇東劇變的根源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一個“係統”，而且是“立體”的，不是一個橫斷麵。忽視客觀存在的曆史原因的結果就是使人們不能從蘇東劇變中進一步認識斯大林模式的嚴重弊端和危害，從而也不能看清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這一道理。蘇東劇變的直接原因，是在變革中推行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泛濫；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前因則在於斯大林模式（它在曆史上起過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的弊端引起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問題和危機。把問題隻歸結於曆史根源，容易得出“劇變”是曆史的必然性的不正確結論。隻講近因的結果就不能把批判民主社會主義同政治經濟體製的改革統一起來，似乎防止蘇東劇變在中國的重演隻有放棄改革，特別是放棄政治體製的改革。前些年對市場經濟、股份製、權力的相互製約觀點的否定就反映了這種傾向。
三、在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的關係上，過分地強調前者而沒有把後者放在應有的地位上。其實蘇東演變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幾十年來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落後於今日世界整個經濟發展的新水平，使廣大勞動者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提高。承認不承認起決定作用的說到底是經濟問題很重要。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承認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和把經濟搞上去對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決定性意義。其必然結果就會走到把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放在中心地位，搞“空頭政治”的老路上去。有的甚至把我國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看成是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矛盾，是階級鬥爭問題。如果真的如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自然也就不正確了。當然，否認或忽視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同樣是不合乎實際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它會使人們埋頭搞經濟，忽視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從而也影響甚至損害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
四、在上層原因和下層原因的關係上，離開了曆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孤立地把個別領導人的作用抬高到決定一切的地步，似乎蘇東劇變僅僅是這些國家及其執政黨的新的領導人、他們的觀點、主張所導致的惡果。人們應該去追究一下，為什麼他們的思想和主張會有那麼大的市場？為什麼一個掌握著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黨一下子就喪失了政治權力，甚至潰不成軍？誠然，在某個曆史關頭，對領袖人物的叛變群眾是無所作為的，如同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批判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時所指出的那樣。但是，蘇東國家共產黨人失去政治權力恰恰是在重要的曆史時刻多數群眾不投共產黨代表的票。這裏當然不是說“和平演變”是群眾造成的，而是說，反和平演變的工作基點應該放在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上。人民群眾是我們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是關係到黨生死存亡的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勇敢地正視這種最為平凡的真理，不從這裏去研究執政黨喪失政權的教訓，不以“人民”為問題的核心來作反和平演變的文章，實質上等於沒有吸取教訓。“接班人”、“領導權”確實是問題的關鍵。但是如果孤立地片麵地強調個別領導人的作用，離開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這個基本問題去談“接班人”、“領導權”的重要性，可以說沒有搞清楚蘇東劇變的症結，不懂得或隻是口頭上懂得共產黨的宗旨、無產階級政治權力的真正基礎。至於那種把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對立起來或顛倒過來，把群眾當成防止和平演變的“防”的對象，更是同共產黨人的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如果按那一套去做，隻能使執政黨在脫離人民群眾的歧路上越走越遠。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是清醒的。在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之後，很快就做出關於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係的重要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