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傾向的鬥爭中，反教條主義，反僵化問題也不能忽視。以蘇聯為例，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政界、理論界一方麵出現過違背馬列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麵教條主義影響也很嚴重。不少理論觀點不能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修改、完善，使之合乎實際，而成為僵硬的教條。
如在時代問題上，在對待當代資本主義看法上，在社會主義所有製、分配製度、商品經濟等問題上，長期以來，沒有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得出合乎實際的新觀點新理論。既然不能用馬列主義回答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新問題，結果就隻有把一塊一塊的理論陣地讓給其他的非馬列主義。再拿民族問題來說，蘇共長期以來的官方教條是“民族問題巳經解決”、“形成了人們新的曆史共同體——蘇聯人民”，沒有合乎實際的民族理論，蘇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連民族關係問題研究室都沒有，當然不可能有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綱領和方案。結果如何呢？等到人們有所醒悟，已經來不及了。搞教條主義隻能喪失馬列主義陣地。
二、思想理論工作的基點是爭取廣大人民群眾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大眾自己的事業；革命的失敗或因敵人過於強大、或因沒有得到廣大大眾的支持。當革命遭受挫折或失敗以後，又不可避免地會有部分群眾疏遠了革命，離開了革命。所以革命低潮時期重要的策略原則就是爭取群眾、集結隊伍、積聚力量。走出危機的依靠和重要標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在歐洲革命失敗以後，提出了“到群眾中去”的口號，製定了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實行這種策略原則的典範。毛澤東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開辟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向農村，也充分地體現了這種策略思想。與此相反，右傾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連黨都想取消了，更談不上爭取群眾、領導群眾的問題。而“左”傾機會主義，不論是“非常法令”時期莫斯特等人鼓吹的個人恐怖策略，還是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後召回派否認合法鬥爭、議會鬥爭的策略，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的“左”傾機會主義主張的“城市中心論”、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進攻路線”，都是斷送革命的冒險主義的理論和策略，都是脫離群眾、為淵驅魚的策略。
蘇東劇變，共產黨喪失了執政黨的地位甚至被解散，說到底，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場複雜的鬥爭中沒有贏得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自覺支持。他們嚴重脫離了群眾。不承認這一點，就缺乏起碼的唯物主義態度。宣布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宗旨的黨，在這些國家搞了近半個世紀或半個多世紀社會主義的黨，為什麼走到這個地步？值得每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猛醒和深思。離開群眾觀點這一我黨的根本觀點，就無法認真和深入地總結經驗教訓，切實而有效地改善黨的領導。我們黨在蘇東劇變的曆史關頭，及時作出了關於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係的決議是很正確的。
我們現在講要經得起掌權的考驗。理論工作、理論教育、理論宣傳也有這個問題。我們共產黨人掌權以前，人民群眾聽我們的、信我們的、跟著共產黨走，隻是因為共產黨有理，隻是因為我們的理論、觀點對廣大人民有利，並且在實際鬥爭中被證實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掌權了，我們宣布以馬列主義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有了權’就懶惰了，不深人實際了，把馬列主義當成教條；就不謹慎了，簡單粗暴，以勢壓人，壓製不同意見，甚至“雙百”方針、“三不主義”也隻是掛在嘴上，並不誠心誠意地實行’就容易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人家服我們，到底隻是因為我們有權，人家怕我們，還是因為我們有理，人家服我們，人家到底是口服心不服，還是心悅誠服，我們心中無數。這樣，表麵上的認識一致常常掩蓋著極大的危險。一旦有了風吹草動，失去了原來的政治平衡，理論隊伍是否經得起實踐的考驗，就很令人擔心。所以在掌權條件下，要牢固地占領思想理論陣地，就更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對於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問題，隻能采取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辦法。“低潮”時期的思想宣傳、理論教育工作難度很大。教育群眾是為了爭取團結群眾；旗幟鮮明是為了堅定動搖者。把教育群眾和依靠群眾、原則上的堅定性和宣傳工作的說服性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當然，如果認為我們手中有權有專政工具，就可以不去做深人細致的思想工作，那就是一種危險的理論，它本身就不是馬列主義理論。
思想理論戰線的鬥爭還涉及到在國際上如何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問題。國際關係中，不僅有意識形態的關係，更有國家關係，同外國黨的黨際關係。如果把思想理論鬥爭放到壓倒一切的地位那就是缺乏全局觀點。我們在這方麵也不是沒有教訓的。重要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這個“事情”的中心是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