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分開主要是使政治領導權與行政管理權分離
十三大報告中在闡述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時，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這是抓得很中肯、很準確的。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享有管理國家和企事業的權力。”人民當家作主除了通過直接民主的形式（如直接參加對國家重大決策和重要法案的討論）外，主要是通過政權機關、群眾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途徑來實現的。我們現行的政治體製的特點是過分集權。黨處於政治體製的核心地位。過分集權的最主要表現就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把政權機關、群眾團體和各種社會組織的許多事情都包攬過去了，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造成了各種官僚主義現象。其結果既影響了工作效率，又妨礙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所以要建設民主政治，克服權力過分集中和官僚主義現象，關鍵就要實行黨政分開。
黨政如何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職能分開是什麼意思呢？看看十月革命後七十年來的曆史，再看看今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黨政關係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筆者認為可以作出這樣的理論概括：黨政分開主要是實行政治領導權與行政管理權分離（當然，從管理過程說，管理包括決策、執行、監督。因此，從廣義上說，黨領導決策、行使監督職能，也是一種“管理”，而且是更高層次的“管理”，但不是行政管理）。
列寧在領導建設蘇俄政治體製時，多次提出黨政要分工，黨不要代替蘇維埃政權。但實際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還是嚴重存在。列寧不僅強調了黨對國家的領導，還作出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結論。他有時是把領導和管理一起提的’如說，黨在“管理和領導整個國家”，“掌握著行政管理”我們是由惟一的執政黨在管理國家”等論斷。這裏他並沒有把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的職能分開。實際上是黨既當領導者，又當管理者。當時無產階級政權還不鞏固，階級鬥爭十分劇烈，國家機構和各項製度還很不健全和完備，政治管理任務非常突出，在這種條件下，領導和管理合一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斯大林也講黨不能代替蘇維埃、越過蘇維埃’但他更強調黨不僅是領導國家，而且是在“管理國家”，黨不要實行“一般的領導”，而要實行“具體和實際的領導”。他認為，黨是執政黨，因而黨的幹部也是國家幹部：“黨的幹部是黨的指揮人員，而由於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所以他們也就是國家領導機關的指揮人員”他擔心國家機關有脫離黨的危險，甚至把黨的領導和發揮國家機關的作用對立起來，認為後者作用愈增大，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對黨的反抗就越猛烈，他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這就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有了理論根據。當時，甚至於什麼地塊施用什麼肥料，用多少，火車客車用什麼牌號，貨車用什麼牌號，都要由黨來議決。其結果是使黨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總管家。
現在蘇聯、東歐各國在政治體製改革中都朝著使政治領導職能與行政管理職能分開的方向發展。除了個別國家仍實行黨政一體化之外，不管是蘇聯的黨領導下的黨政分工，還是波蘭黨提出的黨發揮三種作用（對國家的領導、對社會的指導作用、對勞動人民的服務作用），還是南共聯盟實行的黨的“非國家化”，強調的都是黨要切實地起領導、指導、引導作用，而不是從事行政管理。
南共聯盟強調共盟“不要求在國家機關中占壟斷地位”，不是通過享有無限製地使用國家機器的權力來獲得領導作用。鐵托說，國家將不再由黨代表人民進行管理，而是由人民通過各種自治組織直接進行管理。波蘭雅魯澤爾斯基指出黨的地位問題是政治體製改革中“關鍵性問題”；黨的領導，是我國製度的“原則的原則”，但是我們“反對把黨變成‘超級部門’從而取代和暗中替換行政機構”。他認為，在黨政關係上，波蘭的經驗是黨“不應該起行政作用”。保共黨綱規定要堅決把黨的政治領導職能同社會管理體係中的其他環節的職能分開，他們各自都有一定的活動範圍，有自己特殊的結構、工作方式和方法”。捷共總書記胡薩克也指出，黨的領導作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理解為，黨的機構將把國家和經濟機構的職權和責任都奪過來。
綜上所述，在政治體製改革中，解決黨政關係實際上主要就是實行政治領導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分離。
政治體製改革中的這種“兩權”分離是一個巨大的曆史性轉變，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大改革。很有必要從改善黨同人民群眾關係的角度認識其重大意義。
當我們黨尚未執政時，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真是魚水關係，這是人們一致承認的。當時我們黨手中無權，為什麼會形成這種關係呢？因為我們黨靠的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靠的是廣大黨員為人民的解放奮不顧身的犧牲精神，因此人民就擁護我們黨。我們黨建立並領導了人民軍隊。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黨的影響，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幾乎是同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強弱成正比的。然而我們的槍杆子是用來消滅敵人的，而不是用槍杆子這個“非常權威的手段”把廣大人民群眾驅趕到黨的旗幟下。
在黨成為執政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為了鞏固人民政權，鎮壓反革命的反抗，擴展社會主義陣地；由於國家機構和各項製度的不完善和管理隊伍的弱小等原因，我們黨不僅肩負著政治領導的重任，還處於直接執行者的地位。這在當時幾乎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也曾起了積極的曆史作用。但是這種黨政不分、政治領導職能與行政管理職能混淆的體製也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弊病表現為：它久而久之會使領導者錯將人民群眾對帶有強製性的權力影響力的敬畏和服從當成是他們對領導由衷的敬佩和信服，容易滿足和追求行政權力的影響力，甚至濫用權力，以權勢壓人，搞主觀主義、命令主義等，而放鬆對自身的品格、知識、才能等非權力因素的修養，不能經常地、謙虛謹慎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呼聲，糾正路線、方針、政策上的偏差和錯誤，而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條件下，要製訂出反映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的方針政策，自然是不可設想的。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犯過的急於求成、盲目求純等“左”傾錯誤，主要原因就在這裏。黨政不分還使黨不管黨，削弱自身建設，從而使執政黨內各種不良傾向和腐敗現象易於滋長，影響、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使黨處於繁忙的行政工作的第一線，不能高瞻遠矚地發揮駕馭矛盾、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者的作用。總之，它降低了黨的領導地位，削弱了黨的領導作用。實行政治領導權與行政管理權的分離，上述弊端將能得到較好的克服，將會使黨的領導得到真正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