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麼說吧，晚總比沒有好。那麼這是個怎樣的製度呢？在新的俸祿製度中規定：整個官僚隊伍的俸祿分為15等，最低一等是一年66斛米（實際折合成貨幣發給官吏），以此遞增，最高的四輔為萬斛。與西漢帝國的官吏俸祿相比簡直高得驚人（西漢帝國的最低值是11斛，最高值是350斛）。俸祿是作為國家實現社會管理職能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保障官吏維持正常生活、激勵官吏恪盡職守的重要杠杆。它的額定限度的合理性在於，它既不能定得太低，太低必然迫使官吏進行法外掠奪；也不能定得太高，太高必然加重民眾負擔。王莽卻恰恰在這兩個極端上危險的跳躍，或者分文不給，或者給的嚇人，但這並不奇怪，凡是理想主義者都愛犯這個毛病，那就是總是想當然，嚴重脫離實際。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當大小官僚正在為這麼一大筆俸祿眼睛發亮的時候，王莽突然來了個峰回路轉，他補充說，新的俸祿確實很高，但要拿到它卻並不太容易。王莽在這點上確實高明，他可能是世界上“彈性工資製度”的創始人。王莽發明的俸祿製度的奧妙在於，他把官吏的工作業績與俸祿掛上了鉤，廢除了過去的大鍋飯，決不允許幹好幹壞一個樣。為此他製定了一套極其煩瑣的條條框框。他說他這套東西是根據《周禮》的“豐年則充其禮，災年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的原則製定的。具體的辦法是，一個官吏俸祿的多少，按每年各地“上計”（到中央彙報工作成績）的結果而定：沒有災害者，發全俸；有災害者，按規定的百分比扣除。為了落實規定，他進而劃分了若幹個責任區，其劃分如下：
1東嶽太師立國將軍負責東方3州1部25郡。
2南嶽太傅前將軍負責南方2州1部25郡。
3西嶽國師寧始將軍負責西方1州1部25郡。
4北嶽國將衛將軍負責北方2州1部25郡。
5大司馬負責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以及前7部。
6大司徒負責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5郡。
7大司空負責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以及後10郡。
8六司、六卿歸所屬之公負責。
9宮中諸官歸太官負責。
10大小封君各自負責自己領地。
王莽的這套東西叫大小官僚大失所望，一來這套東西太煩瑣複雜，沒有可操作性，更主要的是，從擺在每一個官吏麵前的實現看，整個神州大地何處沒有災害呢？既然如此，誰又能拿到俸祿呢？於是，他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王莽給他們開了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就這樣，熱鬧了一回，大家又回到當初的起點上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賄以自供給”（《漢書·王莽傳中》），當然，最後倒黴的還是老百姓。
拿不到俸祿的大小官吏更加肆無忌憚地向貧苦無告的百姓進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奪，當時幾幾乎每個郡縣級的頭頭家財都有千金之多，可想而知，吏治腐敗到了何等不可救藥的程度！當然，民眾的憤怒也到了不可遏製的程度。王莽這才發現自己腳下的土地已經開始顫抖了。如何是好？針對這種情況，王莽又匆匆忙忙下詔發動“反腐敗運動”，他聲色俱厲地宣布：“從始建國2年對匈奴戰爭以來，諸軍吏以及邊區吏大夫以上非法增產致富者，沒收其家產4/5，充公助邊。”命令一下，中央特派員火速奔赴各地，他們興奮地想：發財的機會到了！這些人所到之處，竭力鼓勵部下揭發上級，奴婢揭發主子，看去，轟轟烈烈、雷厲風行，實際是越反腐敗，越不可救藥！這沒什麼可奇怪的，在一個亂透了的社會裏，在一個無官不貪的官場中，王莽試圖以貪治貪，豈不是緣木求魚！曆史證明，這樣的腐朽的社會隻能等待它亂透、垮掉、毀滅，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嗎？
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我們認為，王莽所推行的種種改天換地的設想，即使不帶有空想的成分，即使很切合實際，恐怕也難以實現了。譬如他推行的以“五均”、“六管”為內容的“工商業國有化”運動，目的是由國家控製經濟，增強國家的實力。首先，這種搞法並不是他的發明，在漢武帝時期，為了這同一目的，也曾強製推行過“平準”、“均輸”、鹽鐵專賣等旨在由國家控製經濟生活的國有化政策，總的來說效果也不怎麼好，老百姓不僅沒有得到什麼實惠，而且受害不淺，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專製製度下的計劃經濟是一種統治者一相情願的獨裁經濟，它不是按經濟規律辦事，而是按統治者的意誌辦事，結果是哪裏權力伸手，哪裏百業凋零，哪裏大傷元氣！漢武帝最後把國家搞到“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崩潰邊緣，固然原因很多，其中“工商業國有化”這個壞政策不能不說是起了很大作用。不過，由於漢武帝時期的吏治還沒有弄到失控的地步，所有給後來的政策轉變留下了一定回旋的餘地。
王莽的最大弱點，就是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自我感覺良好，很有一股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反潮流精神，可正因為這樣，事情就更糟了。王莽也學著漢武帝的樣子，任用大商人搞經濟，他認為商人是經濟領域中的內行，會精打細算，辦事差不了。這種想法未嚐不對，但是他忘記了“無商不奸”這句話，當這幫滿腦子生意經的官商帶著王莽的“尚方寶劍”奔赴全國各地的時候，這幫家夥想的是什麼呢？不用說，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為自己大撈一把，過去當私商時，不得不忌諱點法律的種種限製，現在搖身一變成了國家大員，那辦事就方便多了。到了地方，他們立刻與各處的貪官汙吏互相勾結、上下其手，利用王莽給的政策，大肆敲剝百姓，中飽私囊。當然，他們也得時時想到如何向王莽交差，否則他們的財路也就斷了，通過“工商業國有化”運動，除了一部分金錢被這幫蠹蟲截留、侵吞之外，大部分則源源不斷地流入長安的國庫中，直到王莽快完蛋時，王莽手裏還有60多萬斤黃金，這不很說明問題嗎？可恨的是此時沒誰想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王莽在推行“工商業國有化”運動時，一口一個蒼生百姓，一口一個天下社稷，然而是以利民始，以害民終，這樣的結果民眾能夠接受嗎？當然不能，所以大家群起抵製。可是王莽見到了金燦燦的黃金，他認為這就是成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嘛，有什麼理由反對！於是，在天鳳4年（公元17年）王莽再次下詔申明，一定要把“六管”政策推行到底，並且為每一“管”都製定了懲罰條例，違反者處以死刑！
對於大土地所有者抵製“土地國有化”運動，王莽雖然作出了讓步，但也沒有饒過他們，他在繼續強製推行“六管”令的同時，還公布了一條新律令：自公卿以下，凡擁有奴婢者，一律以一口奴婢3600錢的額度交納人口稅。規定公布後，輿論嘩然，大土地所有者當然反對這項政策，他們一方麵公開反對，一方麵利用手中的權力和經濟實力將負擔轉嫁給廣大的民眾，結果搞得“天下愈愁，盜賊起”。（《漢書·王莽傳下》）
到了這種地步，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鑒於事態的嚴重性，深感到是該徹底調整現行政策了，如，當時的言官馮常就冒著風險建議王莽，對“六管”政策應該進行重新評價，王莽聽後，怒不可遏，認為馮常竟然敢於攻擊他的基本國策，這顯然是對偉大理想喪失了信心，立場發生了動搖，已經滾到了反對派的泥坑中的表現，所以他毫不遲疑地將馮常罷了官。但是，反對的聲浪不僅沒有由於馮常被無端罷官而消沉下去，反而卻越來越高漲。可王莽也上來了偏要逆水行舟的勁頭，你們越是反對，我就越要將“改製”運動進行到底。為什麼王莽會固執和愚蠢到如此程度呢？要知道王莽也並非是個糊塗蛋，他實在有他自己難言的苦衷，他清楚地看到，現在反對他的不是什麼別的人，恰恰是整個既得利益集團，其中包括他的統治基礎──官僚隊伍，如果讓他們占了上風，他的末日也就到了，顯而易見，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對他王莽已經深感厭倦了，也許他們正急切地在尋找一個更合他們心意的代言人呢！然而使王莽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些昔日狂熱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為什麼隨著運動的深化，卻突然轉而成為他的對立麵？難道他們對“黃金時代”這一偉大理想喪失了信心嗎？難道他們不理解，如果不堅決推行這些政策，社會就不足以得到徹底的改造嗎？美好的“黃金時代”就難以建成嗎？
這就是理想主義者的天真之處，王莽永遠不會懂得，僅僅依靠“本本主義”，僅僅依靠權力，是根本無法跨入他想象中的天堂的，再說，經書上的“黃金時代”是個從來不曾存在的烏托邦，因此也無法實現。王莽很像西方中世紀那個騎著瘦馬，拿著生了鏽的長矛、盾牌，向風車挑戰的唐吉珂德，他自己始終覺得自己壯勇無比，其實不過是在上演一出滑稽戲。問題的，唐吉珂德僅僅是逗人發笑，而王莽的窮折騰卻叫整個民族在一場浩劫中痛苦！
對於執迷不悟的王莽來說，一切反對的聲音和行動，都是對神聖理想的褻瀆，因此都是不能容忍的，你們不想自覺地走向“黃金時代”，那好，我就用暴力驅趕你們走向“黃金時代”！馮常敢以反對派的姿態站出來，這說明對官僚們監管的太鬆懈，既然如此，從現在起，設置嚴密的監察係統，選派“能吏”，對全國各大政區的官僚進行直接監察。那又怎麼樣呢？所謂的“能吏”，無非是些沿著政治風向標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分子，這類人是專製政治體製下的必然產物，他們高喊著比主子還激進的口號，但他們在內心深處隻有“私利”二字，所有一切政治運動他們都舉雙手讚成，因為隻有利用政治運動才能叫他們踩著別人的肩膀飛快地爬上去。他們攫取富貴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把肆無忌憚的掠奪，慘無人道的迫害，冠之以為了“理想”這個神聖的光環，從而一切卑劣、齷齪、殘忍的行經就都合理合法了，而且還會得到主子的嘉獎，現在王莽任用的這些“能吏”就屬於這類人渣，據史書記載：“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擒而覆蔽之，寢淫日廣。”（《漢書·食貨誌下》）我們認為，造成這種“人禍”的原因很多，恐怕王莽的“能吏”政策應算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吧。
在中國的曆史上，“人禍”與“天災”永遠是一對行影相隨的孿生兄弟，“人禍”橫流，“天災”必然橫掃人間，原因何在呢？一部人類發展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人類不用理性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麼大自然就會無情地伸出它的懲罰之手，強製矯正人類的反理性的行為。我們曾經說過，由於生育的無政府狀態導致的人口膨脹，已經使西漢帝國的生態環境日趨惡化了，其主要標誌就是“天災”降臨的頻率越來越大，到了西漢帝國末期，王莽執政時，生態環境的惡化已經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由於空前嚴重的“天災”才為王莽攫取當時最高的政治權力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因為處於政治腐敗和“天災”橫行逆境中的民眾亟須一個拯民於水火之中的救世主。
最初，王莽以其有條不紊的施政手段，不僅穩定了西漢帝國末期搖搖欲墜的政局，而且在與自然災害作鬥爭的過程中也取得了一些看得見的成果，從而確立了他良好的政治威信。如果在此之後，王莽不急功近利，不想入非非，不跌入理想主義的泥潭而無力自拔，而是在他取得的成果基礎上，腳踏實地、講究實效地幹下去，他所建立的帝國也許不至於那麼短命。遺憾的是，曆史從來不允許假設！實際情況我們都看到了，那就是王莽剛坐上皇帝的寶座，就開始為一個虛幻的理想認認真真地窮折騰起來，也許他的倒行逆施真地激怒了上天，在他即位之前的情況就不說了，單說他即位之後，老天似乎也像跟他有意過不去似的，自然災害開始日甚一日地向這個人滿為患的貧窮之國無情地襲來。現在就讓我們翻開當時史官關於這方麵的記載吧：
王莽當皇帝的第一年，既始初元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始建國元年，“真定、常山大雨雹”；“冬，雷，桐華。”
始建國3年，“天下遭陽九之厄（旱災），比年饑謹。”；“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附近），泛清河以東數郡。”（需要說明的是，這次黃河決口純係王莽造成的災難。當時正值黃河汛期，王莽擔心河水泛濫，會淹沒王氏家族在魏郡元城黃河西岸的祖墳，於是派人將東岸河堤決開，任其四處橫溢，可憐東岸數郡民眾陷入一場浩劫之中，這位以社稷蒼生為己任的救世主完全暴露了他那反人民的醜惡本質。）
天鳳元年，“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雨雹，殺牛羊。”；“緣邊大饑，人相食。”
天鳳2年，“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天鳳3年，“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這次大災嚇得大司空王邑上書辭職，王莽未允。
天鳳4年，“枯旱、蝗蟲相因。”
……
說實話，在一個生產水平低下，人類本來就是半靠天，半靠人的活著的農業社會中。如果天不遂人願，隻要能夠盡人事，即使災害肆虐，社會也不會陷到不可挽救的絕境；然而如果“天災”加上“人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等待人們的肯定是一場禍國殃民的浩劫。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在“天災”肆虐的這些年裏，王莽都幹了些什麼，一個弱智都會很輕易地猜出來，什麼結果在等待著那時的人們！
在“天災”和“人禍”的蹂躪下，民眾實在受不了啦，他們心中詛咒著：讓王莽的“黃金時代”見鬼去吧！如果連動物式的生存權都保不住，“理想”還有個鳥用！人們都說，中國的民眾是最好統治的，隻要有飯吃，隻要有衣穿，他們就會像牲畜似的任你驅使，你說納稅就納稅，你說戍邊就戍邊，你說大興土木就大興土木，你說窮兵黷武就窮兵黷武，你說複古就複古，你說向前看就向前看，你說“黃金時代”美好就美好，反正政治是你們玩弄的娼妓，權力是你們耍弄的魔方，我們聽喝就是了。但是，倘若你們的政治把老百姓的飯玩沒了，你們的權力把老百姓的衣耍沒了，最後把老百姓推到了死亡線上，那麼他們那種一切生物都具備的起碼的求生本能，就會被饑寒交迫的絕境逼得抬起頭來，既然忍受是死，反抗也是死，選擇後者也許還有一線生機，此時此刻，先哲老子說的那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警句就好理解了。
天鳳4年（公元17年），臨淮人瓜田儀以會稽郡長州（今江蘇省蘇州市附近）為根據地首先揭竿而起，點燃了反抗王莽暴政的星星之火。
琅邪女子呂母也聚眾起事，他們攻下海曲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西）之後，退入海中，隊伍很快發展到兩萬餘人。
此時，在長江中遊的荊州地區也爆發了農民起義。這裏的民眾被嚴重的饑荒折磨得走投無路，為了死裏逃生，新市人王匡、王鳳與南陽人馬武、潁川人王常、成丹等人率眾進入綠林山（今湖北省鍾祥縣和隋縣交界處大洪山），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起義軍數月間就發展到七、八千人。
還有南郡的張霸、江夏的羊牧也聞風而起，號稱萬人。
總之，這時黃河、長江流域都閃耀著反抗王莽暴政的火光。
王莽對這些民眾的反抗並未看得那麼嚴重，他自認為是個鎮壓反叛事件的政治老手了，貴族、官僚們的武裝暴亂都被他無情地粉碎了，難道幾個目不識丁的泥腿子還能成什麼大氣候嗎？現在無非是幾個不法刁民，扇動不明真相的群氓聚眾鬧事而已，隻要一紙赦書傳下去，免他們無罪，這幫烏合之眾頃刻間就會土崩瓦解。
然而王莽過於自信了，他派往各地招安的使者回到朝廷向他彙報說：“大赦根本不起作用，他們在這裏解散了，又到別處重新集合起來，繼續跟政府作對。”王莽感到非常奇怪，造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啊，我以慈悲為懷，赦免了你們，你們這些人不感恩戴德，向闕叩首謝罪，洗心革麵，重做新人，反而怙惡不悛，繼續逞凶跳梁，難道你們不知道人心似鐵，國法如爐嗎！他不解地責問使者：這裏原因何在？使者們眾口一詞地回答說：“造反的人主要是痛恨嚴刑酷法多如牛毛，動輒得咎，言足成禍；痛恨拚死勞動也不足以交納賦稅；痛恨本想作個安分守己的良民，卻因連坐法而隨時飛來橫禍；痛恨貪官汙吏無孔不入地敲剝無辜百姓。老百姓被逼到這種山窮水盡的絕境，所以全都起而成為‘盜賊’。”
王莽聽後，怒氣上騰，他將這些說實話的使者一律罷官免職。在王莽看來，使者們的話純粹是一片謊言，是別有用心的蠱惑宣傳，說不定這背後還隱藏著什麼更大的陰謀，很多人不就是利用這種辦法來反對他們痛恨的“改製”運動嗎？所以對這類人決不能手軟。朝臣們見王莽這般喜歡文過飾非，疑神疑鬼，誰還敢講真話，從此每當王莽問及此事，官僚們就挑王莽愛聽的說，有的說：“這都是些刁民，該殺！”；有的說：“這幫盜賊成不了什麼氣候，旦夕可滅！”王莽聽後，心裏很舒服，於是凡是會說話的一律升官。
旁觀者一定覺得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有點滑稽，難道能真有其事嗎？是否這是對王莽有偏見的人向他身上潑的髒水？其實類似的懷疑都是沒有必要的，隻要有興趣翻翻中國曆史，隨便找出幾個皇帝研究研究，你很容易就會發現他們與王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願意聽喜不聽憂。所以然者何？一言以蔽之：專製政治使然。專製政治有兩個支點，一個是暴力；另一個就是欺騙，離開這兩個支點，它一秒鍾也難以存在。現在你把真相當眾揭露出來，讓天下人看穿了“皇帝的新衣”究竟是件什麼東西，你讓這些獨裁者怎麼高高在上、氣指頤使的做人上人！怎麼承受千夫所指的輿論壓力！怎麼抵擋苦難中民眾對他的詛咒和唾罵！怎麼能保住好容易搶奪來的江山！所以對於專製統治者來說，謊言比真話更寶貴，他既可以欺騙天下人，又可以欺騙自己那因恐懼而顫抖的神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既然皇帝愛聽謊話，臣下何樂而不為，既沒風險，有可升官發財，那就盡情的撒謊吧。於是我們就會發現這麼一條規律：中國曆史上，如果哪個皇帝喜歡用謊言編織“形勢大好”的美麗外衣，那麼哪個朝代的政治情況就越發糟糕；如果哪個朝代忙於用一個個政治謊言去自欺欺人，那麼這個朝代的統治者肯定是個獨夫民賊，而且總有一天這個獨夫民賊將被自己編造的謊言淹死！
王莽現在正按照這條規律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