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製的失敗，上層的內訌，吏治的腐敗，人口的膨脹，以及水旱之災地不斷襲來，使王莽的“新”世界成了人間地獄。
當王莽的“托古改製”的奇思妙想一股腦地拋向當時那個病入膏肓的社會時，當帝國的臣民為此而歡欣鼓舞，望眼欲穿地期待著“黃金時代”到來的時候，大多數人卻沒有認真想一想，他們賴以生存的這個久醫無效的“病態社會”能否抗得住王莽開的這些靈丹妙藥的折騰？王莽胸有成竹地向人們保證說：絕對能！帝國的臣民們也興奮地拍起手來。
但是，冷酷而公正的現實卻與王莽及其相信他的人的意願背道而馳！
這些狂熱而愚妄的人們是否清楚，我們這個古老的農業民族乃是一個靠“天”吃飯的民族？是否清楚我們從古以來為什麼始終要追求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是否清楚隻有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夠給予一個農業民族以適應其生存的靜態穩定環境？是否清楚從西漢帝國末期起，“天”與“人”的關係日趨失衡，“天”已成了一個風雲莫測的“天”，“人”已成了一群走投無路的“人”？是否清楚到了王莽君臨天下之際，“天生天殺”的危險朕兆明顯地出現了？
顯然，他們一點都不清楚！
什麼是“天”？“天”者自然也；什麼是“人”？“人”者人類社會也。在一個大陸農業國家中如何維持“天”、“人”之間的和諧？是帝王的意誌？是階級鬥爭？是生產力？還是什麼其它的未知的力量？直到今天一些自詡為理論家的人也不甚了了，更何況是幾千年前的王莽了。
就古代的農業社會而論，“天”就是土地，它是人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資源，然而這一“天”賜的資源是有限的，在一定的生產力的條件下，它的數量幾乎是恒定的。但是無限繁殖的人口對於土地資源的需求卻無盡無休。於是，有限的資源與無限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就使人類陷入難以自拔的兩難處境，這是人類始終無力徹底解脫的一個悲劇命運，而古代社會尤其對此無能為力！縱觀西漢帝國214年的曆史，不妨說是一部生產力與生殖力激烈競賽的曆史。西漢帝國建國之初，由於秦的暴政和持續四年的楚漢戰爭，使社會人口由過去的2000餘萬銳減到漢初的1000萬左右，但是經過208年的休養生息，到了王莽輔政的漢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據《漢書·地理誌》記載，人口居然躍上了59594978人的驚人鋒值！（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少見的人口高峰）。與此同時，由於生產力水平基本沒有什麼較大的提高，所以可供耕作的土地資源2個世紀中與漢初相比也基本沒什麼較大的增長。據統計，西漢帝國已墾土地數量為8270536頃，從這裏我們很容易計算出漢初人均擁有土地資源為0.8頃，而漢末人均擁有土地資源則0.1頃。當讀者耐心地看完我們枯燥的運算之後，一定異口同聲地說，原來如此，在這場生產力與生殖力競賽中，竟是生殖力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生殖力的勝利意味著什麼呢？看到上述的計算，我們恐怕應該大澈大悟了吧！試想，當人口在200餘年猛增了近6倍，而土地資源卻沒有顯著增加時，“天”與“人”的關係能不失衡嗎？
那麼這種人口與土地的失衡所導致的客觀後果究竟是什麼呢？很簡單，它必然會在社會中引發以土地為中心的資源危機。但這要分為兩方麵來講：
首先，由於人口膨脹造成的土地資源緊缺，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人們向“天”要地的強烈衝動。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的限製，人們還無法開發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廣袤土地。西漢帝國的近6000萬人口幾乎大部分擁擠在黃河中下遊和渭水流域的關中地區。這裏的人們為了攫取新的土地資源，為了解決日漸緊張的燃料問題，便開始瘋狂地向自然開戰，他們把貪婪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瞄準了黃土高原、秦嶺、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陰山等森林地區，或者毀林造田，或者伐木燒材，總之，在人類的瘋狂掠奪下，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直接的惡果就是水土嚴重流失，出現了“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鬥泥”的現象，然後是氣候的惡化（風雨不時）……。如果我們翻開《史記》、《漢書》，從漢武帝起，黃河就像一條被人們激怒了的巨龍，時常在風雨雷霆的伴隨下，衝決了幾千裏單弱的河堤，以不可阻擋之勢，湧向那被不肖子孫們蹂躪得疲憊不堪的神州大地，將其一次次變成萬民哀號的水鄉澤國。“治河”成了西漢帝國曆屆統治者一件最令人頭痛的大事。且不說王莽之前的統治者，單說王莽，在他自封為“安漢公”時，就將“治河”一事及時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漢平帝元始4年（公元4年），王莽召集全國的治河專家數百人，商討治河之策。甄豐直接負責這次會議，大儒桓譚是會議的主持人，長水校尉關並、大司馬史張戎、禦史韓牧、大司空掾王橫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和方案，彼此爭論的十分激烈，始終沒有形成共識。結果是會上熱熱鬧鬧，會後不了了之。其實，我們沒有必要責備王莽對治河一事的走過場，因為麵對大自然對人類的瘋狂掠奪所作的嚴厲懲罰，不要說王莽，就是比他再高明的人也無回天之術！
除了水患之外，由於生態環境的破壞，使旱災、蟲災、風災……接踵而來，讓西漢帝國的統治者簡直窮於應付，盡管曆屆政府都把救災賑濟工作當成大事來抓，但是與災害造成的巨大損失相比，實在是杯水車薪！
其次，人口膨脹造成的土地資源緊缺，必然激發人們的另一個內在衝動，即不擇手段地、最大限度地占有越來越緊缺的土地資源。但是在這場激烈爭奪土地的競賽中，所有人並不是機會均等的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曾反複強調過，中國從古以來，隻有“權力的私有”，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私有”，一句話，這裏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所以權力也就成了分割社會財富的唯一依據和手段，所以你也就別幻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確立希臘、羅馬那種嚴格意義上的“私有產權”的法製觀念。在這樣的前提下，你還能指望有什麼公平交易嗎？你還能指望這場占有土地資源的競賽有什麼遊戲規則嗎？所以我們必須再一次指出，抓住“權力私有化”這一概念，才能真正了解中國社會。於是，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就在一把把大大小小的“私有權力”之刀下，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在權力的麵前，隻有巧取豪奪，哪裏會有公平交易！西漢帝國的“土地兼並”現象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
到了王莽執政時，這位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正巧一隻腳踏在曆史上罕見的人口高峰期上，而另一隻腳又踏在西漢帝國末期瘋狂的“土地兼並”和腐敗政治的低穀中，而我們這位理想主義政治家竟想在這樣的現實基礎上勇敢地去創造他心目中的輝煌業績──“黃金時代”！
他繼董仲舒、師丹等人“限田”的主張，根據儒家經典《周禮》，拋出了一份更為激進、更為大膽的烏托邦方案，即我們前麵提到的“王田”、“私屬”製，意在一勞永逸地解決“土地兼並“這一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應該承認，王莽這一以“王田”、“私屬”製為內容的“土地國有化”運動肯定會喚起廣大無地、少地以及破產後淪為奴婢的廣大農民的熱望和期待，使他們那絕望的眼光中突然閃現出一道靈光，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土地又怎麼生存，誰又願意販兒鬻女，妻離子散，甘做權貴富豪的牛馬呢？王莽的土地政策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次徹底的解放！（遺憾的是班固之類的曆史學家，出自正統主義的偏見，是決不想記錄民眾此時的歡呼聲的。）不過，與此同時，苦難中的民眾不免心生疑竇，世界上有過把自己的土地無償分給窮人的闊人嗎？有過對牛馬不如的奴婢一視同仁的善人嗎？但是誰又能懷疑王莽那人道主義精神和改革的決心呢？他明明說了“天地之性人為貴”，他明明下了“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眾者”堅決鎮壓的決心，那就聽其言，觀其行吧。這也難怪，那些長期在專製重壓下生活著的民眾，看慣了闊人們的巧取豪奪，聽慣了皮鞭的呼嘯和悍吏的喝罵，所以從來不敢相信皇帝的浩蕩龍恩，從來不敢相信闊人門的好心腸，隻要這幫騎在自己脖子上的“老爺”們少在自己的頭上拉點臭屎，撒點臊尿就足矣！如今王莽這個新皇帝向他們許下一個比天還大的願，實在叫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莫非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我們也應該承認，王莽確實是在非常執著而認真地去落實他那些大而無當的計劃的。但可想而知，他碰到的阻力會是何等之大，指望大土地所有者在他的一紙詔書下達之後，就會乖乖地把多餘的土地通通交出來，那無疑是做夢！這些人慣用的伎倆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要雷厲風行，我就軟磨硬泡；你搞大張旗鼓，我搞我行我素，你搞繩之以法，我就送你一頭替罪羊，等等，不一而足。
退一步講，就算既得利益集團全力支持你王莽的“王田”、“私屬”運動，試問，在一個人口近6000萬，而人均耕地麵積僅有0.1頃的國度中，要實現《周禮》中“一夫百畝”的土地占有量不是癡人說夢嗎？這點，東漢的曆史學家和政論家荀悅看得比誰都清楚，他說：
井田之製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可為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製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通典·食貨一》）
荀悅的意思是說，均田的設想在地廣人稀的開國之初還勉強可行，一是有地可均，二是豪強地主尚未形成。當到了一個朝代的中晚期，人口膨脹，加上豪強的勢力已經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時，再搞這種均田方案不僅行不通，而且會造成禍亂，曆史的經驗基本上證實了他的論斷。但沉浸在理想迷夢中的王莽卻根本沒有考慮這些道理，他認為聖人的書是錯不了的，理想是美好的，“黃金時代”是絕對能夠實現的。隻是群氓太愚蠢，必須讓他們開開殼，而讓群氓開殼的最好辦法就是暴力鎮壓。這可以說是理想主義者永遠無法擺脫的一個悖論：即為了實現最美好的理想，就必須使用最殘暴的手段；為了民眾的幸福，就必須先讓他們帶上沉重的鐐銬；為了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就必須先走上反道德之路。王莽在為他的理想而不懈奮鬥的時候，正是在這一悖論所形成的怪圈中左衝右突、疲於奔命的。可想而知，反對和抵製“王田”和“私屬”製度的人決不會是少數，不同的階層各有自己的理由，那些無地少地的民眾年複一年的期盼著那塊王莽許諾過的活命的土地，然而卻寸地未得，相反倒被王莽發動的對外戰爭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折騰得死去活來，苛捐雜稅不斷地加碼，征兵征役不斷地升級，水旱之災不斷地襲來，一次次使他們陷入破產的絕境，而法律卻規定買賣土地和人口為非法，可他們除了一小塊立錐之地和一家人口之外，他們還有什麼東西可供出讓！你王莽凍結了人們的土地轉讓權，並且宣布買賣人口為非法，你讓他們如何生存？所以破產的農民很快把王莽對他們的許諾當成一場騙局而棄之不顧了。至於大土地所有者們，你王莽讓他們把自己的土地交出來，分給無地的農民，那簡直是要他們的命！於是消極抵製和積極反對便同時開始了。王莽對此也沒有手軟，你反對，我鎮壓，“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漢書·王莽中》）
不過，現實是最好的老師，王莽的“王田”運動強製推行了3年，他自己也覺得搞不下去了。他做夢也沒想到，事情居然如此複雜，好事居然如此難作，就此罷手吧，何以麵對天下人；一意孤行吧，真要天怒人怨了，那麼如何是好呢？大土地所有者一見王莽為“限田”一事而一籌莫展時，覺得時機已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大官僚們暫時還不敢走到前台去直接勸說王莽放棄“限田”運動，就耍弄慣常的伎倆，躲在幕後，指使幾個不怕死的小官僚與王莽對話。始建國4年（公元12年），一個身為郎中的小官僚區博在大官僚們的慫恿下，終於跳了出來，向王莽犯顏直諫說：“‘井田’雖然是聖王之法，但久已廢棄不行了。自從周代以後，民眾不願遵從‘井田’製度。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於是廢‘井田’，開阡陌，從而一統天下。現在陛下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跡，即使堯舜複起，沒有百年的準備，也難以奏效。今天下初定，萬民新附，實在不可急於施行‘井田’製。”
區博在這裏一口一個“民眾”，裝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架子，難道這個“民”指的是無地少地的農民嗎？難道他們反對“耕者有其田“嗎？當然不是，那麼這個“民”究竟是些什麼人呢？顯然是那些反對“限田”的王公貴族、大小官僚以及地方豪強。有趣的是古往今來的統治者不管作什麼事情，總愛打著“民眾“的幌子！
王莽正在進退維穀之際，聽到區博的這番話，非但沒有龍顏大怒，反而覺得為自己的後退找到了一個最恰當的機會，既然你們為“民”，那麼我何嚐不可以為“民”？“民”不願意“限田”，那就算了，他不加猶豫地下了一道詔書，宣布“從今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不受法律限製。買賣人口，也不受法律追究。”到此，王莽的理想王國的經濟基礎徹底坍塌了，他那“天地之性人為貴”的人道主義精神也隨之灰飛煙滅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偉大實驗經過一段喧鬧之後，又回到了它原來的起點上來。
當然，王莽不會輕易服輸，他像曆史上所有自以為是的專製統治者那樣，為了維護一己的尊嚴、權威、利益，寧可把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大眾的生存當作賭注，壓在永遠贏不了的政治賭桌上，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無能和愚蠢。他認為，在“土地國有化”運動上他雖然輸了一局，但他一定要在其它方麵贏回來，征討四夷的戰爭一定要打下去，幣製改革一定要搞下去，行政體製的改革要搞下去，國民經濟國有化更要搞下去，要搞的事情多著呢，隻要能夠證明我英明、我偉大，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搞下去！曆史證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遇到這種賭徒式的政治家，那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悲的事情，因為他帶來的隻能是浩劫。
從始建國元年到始建國4年，表麵觀之，正是王莽及其追隨者們熱火朝天地建設“
黃金時代”的階段。這時，今天一個運動，明天一個方案，從中央推向地方，此起彼伏，方興未艾，大有乘風破浪，一創輝煌之勢。其實拋開“土地國有化”運動不談，其它的舉措也好不到那去。無事生非的對外戰爭就不用說了，“幣製改革”一出籠就難產了。我們已經說過，王莽不斷毫無道理地變更貨幣係統，而且越搞越複雜，複雜到了誰也無從掌握的程度，可想而知，這種為複古而有意違背經濟規律的東西，一旦投放到流通領域中，該會出現怎樣可怕的後果！《漢書·食貨誌》記載說，新的幣製推行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這肯定是實錄。王莽見事與願違，作了一個讓步，除保留“小錢值一”和“大錢五十”兩種貨幣外，宣告其它幣種暫停流行。不過，即使如此，舉國上下仍然繼續抵製他這兩種新幣，人們私下裏照舊用五銖錢進行交易，並且謠言四起，說新幣將要作廢，搞得人心惶惶，使得新幣流通嚴重受阻。不僅如此，由於新幣比值不合理，質量遠遜於五銖錢，也為盜鑄者大開了方便之門，假幣漫天飛，使本來日漸惡化的經濟秩序更加混亂。
但王莽卻根本不考慮新幣製是否有問題，而是狠下一條心，非把新幣製推行到底不可。為此他先命令公卿上朝時必須手持新幣，一般吏民外出時，必須把路條和所用貨幣放在一起接受檢驗，否則旅店、關卡、渡口不得接納、通過。與此同時，他毫不猶豫地啟動了鎮壓之權，對於盜鑄者，規定“一家盜鑄，五家連坐，並且全部罰為官奴婢”；對於消極抵製新幣者，他嚴厲警告說：敢有私藏五銖錢，謊稱新幣當罷者，與攻擊“王田”同罪。禁令一下，“農商失業，食貨具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漢書·王莽傳》），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全被他搞亂了。
在這個“火熱”的年代裏，為了理想，王莽確實忙昏了頭，使他大有治絲而棼之感。對外，忙於戰爭；對內忙於“改製”。而偏偏在這時候，家裏的事情也使他很不順心。自從王莽的女兒當了皇後，滿以為贏得了一個他人望塵莫及的幸福歸宿，但父親篡漢之後，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原來不過是父親卑鄙而肮髒的政治遊戲中的一個小小籌碼而已，為了父親的“大業”，她被迫嫁給了一個11歲的小皇帝，這也無可厚非，父親畢竟讓自己得到了其他女人不敢祈望的榮華富貴。然而這場榮華夢隨著父親的取漢而代之卻轉瞬既逝。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聽說是被父親給毒死的，想到自己幾個哥哥的慘死，父親未嚐不能下這個狠手！如今自己究竟算什麼名分呢？亡國之君的皇太後？還是一個被毒死的皇帝的未亡人？自己年僅18
，就被父親的政治賭博葬送了青春！想到這裏，她對父親恨之入骨，所以每逢朝會慶典，她都托病不去，以此向王莽作出無聲的抗議。作為父親的王莽，在骨肉親情之前，那顆在權力的毒汁中浸泡已久的冷酷的心，尚未完全硬化，他見女兒處境如此淒楚悲涼，也動了惻隱之心，為了給女兒正名，把安定公太後的名號更為黃皇室主，意思是王氏家族的未嫁人，以為貼上這樣的標簽就是新鮮的貨色了。緊接著命令大臣孫建的大兒子盛裝打扮，以問疾請安為名，前去求婚。女兒對父親玩的這番把戲感到惡心！當孫建之子到時，女兒大鬧一通，嚇得孫建之子抱頭鼠竄。從此王莽再也不敢勉強女兒的婚事了，但父女感情也就到此告一段落。
女兒的事情是王莽心中難以抹掉的一片陰影，不過越是如此，王莽的心就越是趨於冷酷，因為他覺得，為了政治他付出的太多了，既然連身家性命都押進去了，其他的東西還有什麼值得顧惜的呢，幹吧！
但他突然發現，當他越是鼓足幹勁，拚命向理想衝去的時候，碰到的阻力就越大，而且這阻力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王莽能夠當上皇帝，除了一些客觀條件之外，主要是有一個以甄豐、劉歆、王舜、甄邯等全力支持他的政治集團，所謂“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當然，王莽也沒有虧待他們，這些人封侯的封侯，居官的居官，受賞的受賞，可謂大富大貴，光宗耀祖了。不過，走到這一步，這些人也就不願意再走了，一來他們覺得欲望已經滿足，再無所求；二來他們清楚地看到，越跟王莽往前走，風險就越大。當王莽有意要當“假皇帝”時，他們就已經露出不願意賣力氣的意思了，他們開始對王莽的意圖置若罔聞，對王莽的部署按兵不動，這使王莽十分惱火。倒是一些沒有撈到大好處的後進者，如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等人揣摩到王莽的心思，竭盡全力地為王莽策劃“居攝”的步驟。甄豐等人見事已至此，才隻好順水推舟，按照王莽的意圖把事情辦了，王莽雖然心中很不滿意這些跟著自己起家的死黨的表現，但表麵上對他們仍然優禮有加，事成之後，將其子孫也各個晉封了爵位，以作為回報。不過此時的王莽是不滿足於當什麼“假皇帝”的，他見自己已經羽翼豐滿，於是決定來一次更大的政治冒險，取漢而代之，當真皇帝！甄豐等人覺得王莽實在走得太遠了，改朝換代難道是件小事情嗎？麵對劉漢宗室、天下豪傑等強大的社會勢力，你怎麼交代？搞不好，到手的榮華富貴全得付諸東流，所以他們對王莽當真皇帝的打算反應非常消極，尤其是甄豐，更是表現出一付不支持的架子。倒是像哀章之類急功近利的政治無賴們幫了王莽的大忙，他們左一個符命，右一個符命，為王莽當皇帝大造輿論，把事情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