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滿腦子的儒家教條，其中最根深蒂固的就是“用夏變夷”的文化沙文主義狂想。為了給他的“黃金時代”錦上添花，他不惜輕起邊釁，無事生非，隨意地破壞各民族難得的和睦關係。
在王莽驅動整個民族向“黃金時代”狂奔時，各種嚴格依照儒家經典製定出來的舉措紛紛出台，直鬧得全體臣民疲於奔命，暈頭轉向。即使如此，王莽仍覺得這與他心目中的理想狀態相距甚遠，他必須再為這氣蓋山河的大好局麵平添上一段妙筆：“用夏變夷”。
是啊，一個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國，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體的“黃金時代”，沒有“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恢弘氣象那不是太遺憾了嗎？而且這不僅僅是一種遺憾，更是一個不可容忍的現實！過去，王莽為了給自己添光增色，為了滿足本民族的自大心態，已經圍繞這個主題，做了一些對其他民族耀武揚威，招搖撞騙的文章。不過那時他還沒有位登大寶，享受九五之尊，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那些舉動純屬小兒科，根本構不成什麼大格局；而今大不一樣了，且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人之天下！他是什麼？是大新帝國的皇帝，是“黃金時代”的總設計師，他要做一篇震撼古今的大塊文章！因此沒有一個“用夏變夷”的總體方案行嗎？
在這裏，我們大可不必譴責王莽對其他民族的惡劣態度，因為這是我們民族在長達數千年的一段特定曆史時期中的一種極為普遍心態，即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自戀心態。中華民族所以會具有這種集體的文化潛意識，說起來話就長了。簡單地講，生民之初，華夏族出自生存鬥爭的需要，迫使自己不得不依賴血緣關係所形成的內聚力，以便在嚴酷的環境中優先贏得生存權。於是以此為背景，逐漸形成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4年》）的歸屬感，認同意識和排外心理。隨著華夏族倫理文化的成熟以及文化整體構築的完成，尤其是當我們與周邊各民族的異質文化進行較量而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之後，這種初始的淳樸民族感情便逐漸蛻變為狹隘的文化沙文主義情結和文化自戀心態了。從此，它開始極力劃清夷、夏的界限，極力宣揚對外族的敵愾情緒，貶低外來文化的價值，限製與外族的文化交往，即使出現了文化交往，也往往是有限的、有選擇的、單向的。對此，儒家的思想泰鬥孟子說得最清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滕文公上》）這是什麼意思呢？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采取什麼手段，隻允許我們的文化去同化其他異質文化，並將其消解在我們的文化之中，而不是相反。具體地說，在民族戰爭中，或者“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即以勝利者的姿態征服和消滅對方，把對方的版圖、財產、人民納入我們的文化圈；或者我們成了戰敗者之後，就用我們自己所謂的高層次文化去戰勝野蠻的征服者，同樣使其納入我們的文化圈。如果是和平交往，我們確實有時允許異邦的宗教、繪畫、音樂以及其它一些物質文化進入我們的文化圈，但卻必須以不危及我們的固有文化為限。當我們被動挨打或者為了羈縻少數民族時，我們確實允許“胡漢和親”，但是不要忘記“自古隻見漢和蕃，未見蕃和漢”這句話，何以如此？說穿了，還不是文化沙文主義的心態在作怪！總之，華夷觀念所造成的民族隔閡和文化屏障隻是到了近代才被西方的大炮轟開。
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指出，王莽的不可饒恕之處在於，他為了他那虛幻的“黃金時代”，在文化沙文主義的錯誤道路上走得實在太遠了，遠到了叫理智正常的人無法接受的程度！
我們已經知道，王莽在始建國2年（公元10年）為了揚威海外，曾派所謂的“五威將”分四路出行：東出者遠到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今東北地區和朝鮮的北部）；南出者遠到益州以外（今川、滇、黔、桂地區）；西出者遠到西域（今新疆及中亞地區），北出者遠到匈奴的大本營（今外蒙地區）。這幫家夥本著王莽“用夏變夷”的愚蠢思想，來到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耀武揚威、為所欲為，把本來相安無事的民族關係完全破壞了。
如果說東、西、南各方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關係被無理破壞以後，對中國政局的影響還可以容忍的話，那麼，當北方的匈奴族與中國的關係被破壞之後，問題可就嚴重了！因為匈奴族始終是我們的最難對付的夙敵，它在曆史上給中原地區造成的災難幾乎史不絕書。與此同時，華夏族為了抵禦匈奴人的侵害，不知與之進行了多少代殊死的鬥爭，不知付出了多少血的代價！正當兩族人民對互相廝殺的刀光劍影逐漸淡忘之時，正當兩族仇恨的傷口剛剛愈合之際，王莽這個狂妄而愚蠢的家夥卻輕易地勾起了兩族人民對仇殺的記憶，無端地撕裂了兩族人民剛剛愈合的心靈創傷，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一般人對於匈奴這個在曆史上已經消失了的民族很陌生了，所以我們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匈奴族的曆史和它與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的關係。
說到匈奴族的曆史，可以說與我們華夏族一樣古老。據史書記載，匈奴族的祖先叫淳維，大約與中國的夏王朝同時。“匈奴”這個稱謂最初見於我們的戰國時代，在戰國之前，它有時稱獯鬻，有時稱鬼方，有時又稱獫狁，其實都是匈奴的一音之轉。匈奴是個與我們農耕民族不同的草原遊牧民族，他們世代繁衍棲息於今天的內蒙古的黃河河套和大青山一帶，這裏天蒼蒼，野茫茫，水草豐茂，禽獸出沒，堪稱是舉世無雙的天然大牧場，過著遊牧生活的匈奴人就在這裏展開了他們民族的悲壯生活畫卷。然而匈奴人始終沒有創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若不是我們的大曆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巨著《史記》中特辟有一篇《匈奴列傳》，那麼這個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十分煊赫的民族的一些情況，就很難讓我們後人知曉了。所以，我們今天要想了解匈奴人的事情，還得翻開太史公的《史記》，且看他是怎麼說的。據司馬遷說，匈奴族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都與中原的農耕民族截然相反，他在《匈奴列傳》中寫到：
匈奴，……生活於北方的蠻荒之地，跟隨飼養的家畜四處遷徙。牲畜的種類主要有馬、牛、羊，其中比較奇特的是駱駝、驢、騾、駃騠（一種駿馬）、騊騟（一種野馬）、驒奚（一種野馬）。匈奴人因逐水草而四處遷徙，所以沒有城市，也沒有農業。但各部落間也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沒有文字，因此語言成了他們彼此互相聯係的唯一工具。匈奴人在兒童時就能騎在羊背上，彎弓射殺飛鳥和老鼠；稍微長大後，就能射殺狐狸和野兔，並以此作為食物。年輕人全都是射箭好手，也全都是能征慣戰的鬥士。匈奴人的風俗是：平時，大家集中全力搞畜牧業，打獵則是重要的副業；戰時，人人參戰，進攻敵人。這似乎是他們生就的本性。匈奴人的長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刀矛。打仗時，他們有利就前進，不利則後退，不以逃跑為恥辱。隻要有利可圖，根本不講禮儀。從君王以下，都以肉為食，以皮為衣，外麵披著皮襖。青年人吃上等飯食，老年人吃剩下的東西。以年輕壯健為貴，以衰老虛弱為賤。父親死後，兒子可以娶後母為妻，兄弟死後，存者可以娶死者的妻子……
司馬遷筆下的匈奴人的風俗，在中原人看來既新奇又不可理解。實際匈奴人對中原人的那套禮儀也同樣感到陌生。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兩個民族、兩種文化的差異。從古至今，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因文化差異而形成的心理隔閡，從來就是各民族之間互相交往和理解的最主要的障礙，也是各民族間不斷衝突的主要原因。而中原的華夏族與大漠南北的匈奴族尤其如此，他們之間衝突和鬥爭了數千年，始終沒有融合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關鍵的原因就在於，一個是農耕民族，一個是遊牧民族，前者的生存基礎是土地，後者的生存基礎是牲畜，他們之間的生存方式實在相距甚遠，所以無法找到認同點。既然如此，對於兩個民族最好的生存辦法就是選擇一條共存共榮的道路，而不是你存我亡，非此即彼。
認識到這個真理是相當不容易的。從秦末漢初的匈奴族突然強大算起，經過200餘年漫長的時間，在兩族人此起彼伏的流血衝突中，到了西漢帝國的後期，雙方才都認識到一個真理：隻有和平共處才是不同民族間最佳的選擇。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這一真理，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從秦帝國到西漢帝國後期漢、匈兩族的關係史，這對我們認識王莽那不可饒恕的錯誤對外政策決不是多餘的。
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的第四年（公元前215年），命令大將蒙恬率領30萬大軍，發動了對匈奴族的戰爭。秦軍奪取了匈奴的“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帶），而且渡過黃河，將匈奴人打得北退700餘裏，然後沿北部邊境修築了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以便一勞永逸地杜絕匈奴人的南侵。於是，漢、匈之間長期鬥爭的帷幕拉開了，從此大漠南北，刀光劍影、碧血橫飛，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一場曆史上最為悲壯的民族之間的大仇殺就此開始。
然而，隨著秦始皇一係萬世大帝國之夢的轉瞬既滅，中國重新陷入群龍無首，戰亂頻仍的苦難深淵中。正當中原地區的各路豪傑殺得難分難解之時，匈奴族卻出現了一位傑出的領袖冒頓單於（公元前209-174年），他以超人的智慧和果敢，殺其父頭曼單於而自立，並將匈奴各部落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使匈奴族空前的團結到他的周圍。然後他東破東胡，西敗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而且重新收回被秦將蒙恬奪取的匈奴故地，並乘中原大亂之機，揮師南下，在中國北方邊境燃起了久已熄滅的戰爭烽火！
當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最後擊敗了他的勁敵西楚霸王項羽的時候，剛剛建立的西漢帝國猶如一個滿目創痍、疲憊不堪的泥足巨人，淹沒在粘稠的血泊中，再也無力應付哪怕是輕微的一點打擊了。此時此刻，舉國上下，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得到片刻的喘息。不巧的是，匈奴這個北方的夙敵卻突然崛起，號稱“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強大後的匈奴的鐵蹄，有如疾風暴雨般向極其虛弱的西漢帝國橫掃過來。
不過，劉邦也是個見慣了鮮血與屍骨的軍事強人，回首往事，多少英雄豪傑敗在他滴血的劍鋒之下，對於一個蠻夷之邦的挑戰，他豈能容忍！公元前201年，匈奴人大舉進攻馬邑（今山西省朔縣），據守馬邑的韓王信叛國投敵。匈奴人勢如破竹，兵鋒直指腹地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情況十萬火急！劉邦決定率兵親征。當時正是隆冬時節，寒風凜冽，大雪狂飄，戰士手指被凍掉者“十二三”，可見這是一場多麼驚心動魄的苦戰！冒頓單於利用漢兵有輕敵之心，誘敵深入，然後猝不及防地用30餘萬騎兵將劉邦鐵桶般包圍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的白登山。陷入重圍的劉邦為了挽救幾十萬漢軍的命運，不得不與匈奴人進行一次屈辱的幕後交易，冒頓總算給了劉邦一條生還之路，。這場戰爭的失敗使劉邦以及漢初的統治者終於認識到，單憑當時西漢帝國的國力還不足以與強大的匈奴人一決雌雄，所以在漢初的50幾年中，西漢帝國隻好用送公主，送財物的屈辱政策來換取和平，以便專心致力於國力的恢複和發展。
西漢帝國經過“文景之治”，國力不僅迅速得到了恢複，而且社會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財富。所以當予智予雄的漢武帝接手他父親漢景帝留給他的這筆政治遺產時，他就下定決心，要徹底改變西漢帝國對匈奴的屈辱關係。為此，他於公元前127年發動了“漠南戰役”；公元前121年發動了“河西戰役”；公元前119年發動了“漠北戰役”。三大戰役對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匈奴人不得不退出西至祁連山，東到大青山的水草豐茂的天然大牧場，遠走大漠以北的高寒荒蠻之地。但是西漢帝國也為此付出了“海內虛毫，人口減半”的慘痛代價，將近五六十年的民族戰爭，幾乎把西漢帝國的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就告訴我們，戰爭決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最佳選擇，古人早就有人說過：“乃知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看來這是很清醒的看法。
匈奴人被趕到漠北之後，勢力日益虛弱，到了漢宣帝即位之初，匈奴人困獸猶鬥，再次發兵南侵。為了反擊匈奴人的侵略，公元前72年，西漢帝國進行軍事總動員，分五路出擊匈奴人。在漢軍的打擊下，匈奴人死傷慘重，倉皇逃竄。也許天公有意要懲罰這個自稱是“天之驕子”的剽悍民族，就在這前後，大漠南北，蒙古高原，雨雪肆虐，人畜凍死，大自然的偉力遠比漢軍的金戈鐵馬還要強大，到了公元前68年，令人恐怖的大饑荒又接踵而來，它無情地吞沒了匈奴將近60%的人畜生命！匈奴人的社會被推到了絕境。人類的曆史證明，天災與人禍乃是一對孿生的兄弟，緊接著匈奴人內部爆發了爭奪領導權的血腥廝殺，史稱“五單於爭立”。這場大混戰的結果使匈奴人的處境更加惡化。在饑餓、死亡的威脅下，五單於中的呼韓邪單於向西漢帝國的皇帝漢宣帝俯首稱臣。在西漢帝國的支持下，呼韓邪單於重新統一了匈奴各部，使匈奴社會轉危為安。西漢帝國對呼韓邪的歸順當然是十分歡迎的，要知道這是西漢帝國經過數代人的流血犧牲才換來的最珍貴成果啊，他怎能不讓中原地區的民眾歡欣鼓舞呢！可喜的是，西漢帝國的統治者在欣喜的氣氛中總算還能保持住比較清醒的頭腦，西漢帝國的統治者一方麵對來降的匈奴人進行妥善安置，予以物質上的慷慨援助；一方麵對呼韓邪優禮有加，把他的位置擺在諸侯王之上，拜見漢天子時隻須稱“臣”而不必唱名，頒給他金質綠綬的“匈奴單於璽”，承認他對匈奴人的最高領導權。當然，西漢帝國的統治者對於這隻受了傷的猛獸也決不敢掉以輕心，而是時時、處處注意它的動向，以防猝然事變的發生。雙方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接觸，逐漸建立了信任關係，而這種關係到了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達到了高潮。這一年，呼韓邪來朝，他自願請求做漢家的女婿，以示匈奴人對西漢帝國的友好關係的新的發展。漢元帝欣然答應了他的請求，選後宮“良家子”王昭君下嫁匈奴呼韓邪單於，於是就有了“昭君出塞”，維護民族和睦的曆史佳話。從此之後，兩族人基本相安無事，中國北部邊境出現了“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幹戈之役”（《漢書·匈奴傳》）這種曠古未有的和平景象。
可是，現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王莽，卻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民族和睦。早在他當所謂的“安漢公”時，此人就明顯地表現出大國文化沙文主義的強烈衝動，幾次肆意破壞本是相安無事的各民族關係。我們曾講過，遠在漢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他就派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出使匈奴，廢除漢宣帝時與匈奴人訂立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的條約，代之以“中國人、烏孫人、西域人、烏桓人逃亡到匈奴者，匈奴不得接受”為內容的新條約，而且還迫使單於改從漢名。更危險的遊戲還在後麵。王莽對匈奴頒布了“四條”之後，他又開始挑撥和破壞匈奴與其他各少數民族的關係。過去烏桓族臣屬於匈奴人，必須定期給匈奴人納貢。王莽指使西漢帝國的護烏桓使者，讓他命令烏桓人不得再向匈奴人交納“皮布稅”。當匈奴人按慣例派使者前來收稅時，烏桓人仗著西漢帝國撐腰，傲慢地對匈奴人說：“我們奉天子詔書，不當與匈奴稅。”匈奴來使勃然大怒，將烏桓族的酋長綁起來，倒掛在木樁上。酋長的親屬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把匈奴使者及其屬官殺個淨光，又把跟隨使者前來作生意的匈奴人和帶來的牛馬全部掠為己有。單於聞訊，怒氣衝天，立刻派左賢王率兵殺入烏桓族的領地，大難臨頭的烏桓人作鳥獸散，除被殺者不計，婦女兒童被掠近千人。匈奴人說：“趕快拿牲畜、皮貨、布匹來換人！”烏桓人信以為真，被掠人的二千餘名親屬拿著財物前來換人，結果這些人也一個不留地被扣留下來，成了匈奴族的奴隸。過去有句古老的格言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王莽就希望運用這種手段，達到以夷製夷的卑鄙目的。
我們已經說過，王莽剛當上皇帝時，曾派出一支由“五威將”率領的龐大隊伍，分頭去頒發“符命”。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揚威四夷。始建國元年，“五威將”王駿、甄豐、王颯、陳饒、帛敞、丁業等6人，攜帶著豐厚的財禮來見單於，這些人首先通報了新帝國代漢的情況，然後讓單於交回原先的“匈奴單於璽”，再更換“新匈奴單於章”。單於按慣例召集各處將帥，參加授印儀式。正當漢使準備從單於手中收回舊印時，一個站在單於旁邊的手下人對單於說：“我們沒有看到新印文，不應該交出舊印。”單於覺得此話有理，於是交接儀式當即被取消。事後，“五威將”咄咄逼人地對單於說：“請你馬上把舊印上繳給我們！”單於屈於漢使的壓力，不敢再做推辭，隻好說：“遵命就是了。”但單於手下人卻再次勸阻單於不要輕易交出舊印，單於不高興地對他說：“印文怎麼會變更呢？”說罷，把舊印交給漢使，把新印連看也沒看的就接了過來。賓主雙方為此歡宴至深夜。盡興而散。漢使回到住處，心中有鬼，夜不能寐，禁不住議論起此事來。隨行的陳饒擔心地說：“在交接儀式上，單於險些聽了他人的話，拒不交出舊印，如果他看到印文有了所變化，一定得索要舊印，到那時我們如何說服他？如果我們舊印得而複失，那實在是有辱這次使命！我看不如把舊印砸碎，以絕禍根。”其他人覺得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都很猶豫，陳饒還沒等其他人發表意見，猛地掄起大斧，把個舊印砸得粉碎。第二天，單於果然派人前來質問漢使：“單於的舊印稱‘璽’不稱‘章’，又沒有‘漢’字；可是單於手下的諸侯王卻有‘漢’字，而且和單於一樣稱‘章’，這不是君臣無別了嗎？所以請求把舊印還給我們。”漢使捧著粉碎的舊印出視給匈奴人，咄咄逼人地說到“新帝國順天而起，單於應該順天承命，聽從新帝國的命令，至於舊印，我們已經把它廢了！”單於對此雖然無可奈何，但卻耿耿於懷。
在回國的途中，這幫狐假虎威的漢使們經過匈奴左犁汗王的領地時，看見那裏拘留著不少烏桓人，就責問左犁汗王這是怎麼一回事。左犁汗王便把烏桓人拒絕交納貢稅的事情講了一遍。漢使們聽後，說這嚴重違背了王莽頒布的“四條”戒令，命令匈奴趕快放人。左犁汗王請示單於之後，向使者轉達了單於的答複，說：“讓我們放人可以，但我們想請示一下，我們是把烏桓人押送到中國境內之後釋放他們呢？還是就地釋放他們？”單於這種政治試探顯然是別有企圖的。漢使們請示王莽後，答複是“就地釋放。”可見，王莽也有了戒心。就這樣，雙方來之不易的信任關係被相互的猜忌代替了。這六個人回國後，王莽對之大加表彰，特別是陳饒，由於破璽之功而被破格封為威德子。從此之後，朝廷上下彌漫著一片不可一世的大國沙文主義的虛驕之氣。
匈奴這個以驃勇不羈著稱於世的草原民族，當然不會對王莽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行為無動於衷。這次無端改動印文的事件，更是勾起了匈奴人的新仇舊恨，單於暗中決定給王莽點顏色看看。他利用送還扣押的烏桓人的機會，命令手下的十幾個將領率領萬餘騎兵，來到朔方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的長城腳下，準備伺機而動。朔方郡太守急忙將告急軍情傳給中央朝廷，多年未聞的戰爭警報響起了！可嚴重的事態並沒有使王莽等決策者熱昏了的頭腦清醒過來，他們仍舊沉迷於大國沙文主義的美夢中而不能自拔。這回，匈奴人隻是見到朔方郡已經有所準備，所以才沒敢輕舉妄動，但雙方的關係卻日甚一日地惡化下去。當此之際，一個人如果稍有頭腦，就會感到戰爭的陰霾已經在長城一線冉冉升起了，感到漢、匈兩族人民正在慢慢地滑向一場巨大的災難中。
王莽的錯誤的民族政策不僅傷害了匈奴人的感情，也必然傷害其他周邊民族的感情。西域是個多民族聚集的地區，也是漢、匈兩族必爭之地。自從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之後，西域便基本處於西漢帝國的控製之下，成為西漢帝國西北部最重要的安全屏障。長期以來，西域與內地的關係總的來說是友好往來、相安無事的，但到了王莽的手中。這種難得的友好關係卻來了個180度的逆轉。就在匈奴人的鐵騎準備大舉入侵中原的第二年（始建國2年），西域的形勢也急劇惡化。王莽看到西域形勢吃緊，便決定派他的的柱石之臣甄豐為右伯，帶領重兵前去加強西域的防務。西域的車師國後主須置離聽到消息後，深怕甄豐的大隊人馬到來之後供給煩費，會把他這個小國壓得喘不過氣來，於是暗中策劃投降匈奴，不幸被新帝國的西域都護但欽發覺，並將其不計後果地殺掉。由於但欽處置失當，這一地區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終導致須置離的哥哥狐蘭支帶領舉國2000餘人，驅趕著全部牲畜投降了匈奴。然後又與匈奴人連手殺回故地，極盡報複破壞之能事，從此西域的多事之秋開始了。
俗語說“上行下效”。駐守在西域的漢官吏，也都是些平時妄自尊大，擅做威福，可一旦災難臨頭就驚恐萬狀、手足無措的家夥。當時，鎮守車師前、後部的長官戊己校尉刁護患病，不能主持公務，他手下的官吏陳良、終帶、韓玄、任商等人見形勢不妙，惶惶然聚在一起，共商自保之策。這幾個家夥磋商的結果是：“現在西域諸國都在蠢蠢欲動，匈奴人眼看也要大舉入侵，到那時，我們這幾個身陷絕域的外鄉人就隻有死路一條了！要想死裏求生，我們不如殺掉校尉刁護，率眾投降匈奴。”於是一場叛國投敵的惡性事件發生了。這年9月，這幾個家夥喪心病狂地殺掉刁護及其親屬，裹脅軍民共2000餘人跑到匈奴地區去。單於大喜，立刻給他們加官進爵，優禮有加，以示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