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僅僅當了二年皇帝，就把民族關係弄到了如此不堪收拾的地步！
這一爆炸性的消息傳來，並沒有怎麼驚動王莽和武嬉文恬的朝中大臣。尤其是玩政治玩出了癮頭的王莽，似乎一切好消息、壞消息都可以作為他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工具。當他聽到這一壞消息後，立刻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覺得一次可乘之機又送上門來了！他不假思索地醞釀出一個利用這一事件迫害政敵的政治陰謀來。
這年11月，王莽的死黨、立國將軍孫建突然拋出一篇別有用心的奏議，他在奏議中說：“今年9月，亂臣賊子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投降了匈奴。也就在前幾天，不知哪裏的一個男子攔住臣的馬車，自稱是劉漢之後，叫劉子輿，自稱是漢成帝的庶子。大喊大叫地嚷著說：“劉氏要複興了，你們趕快把竊據的劉家宮殿倒出來！”臣立刻將此妄人逮捕，經過嚴訊，方知此人乃是長安城中一個叫武仲的小民。臣以為從這兩件事情看去，劉姓的影響顯然還不能低估。過去，臣等就覺得漢家宗廟不應在長安城中繼續保存，而劉姓貴族也應與漢具廢為是。然而陛下過於仁慈，遲遲不忍做出上述決定，一拖再拖，以至於前有劉崇等人的聚眾謀反，今有陳良、終帶、武仲等狂悖之徒依托亡漢的興風作浪，所以如此，皆因陛下當斷不斷而造成的。現在臣懇請把京師的漢家宗廟全部拆毀，諸劉姓貴族擔任國家公職者一律罷免回家。”
孫建的提議不過是王莽意誌的翻版。王莽在篡漢前後對劉姓宗室極力采取拉攏、優待的政策，無非是他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一個有機部分，為的是盡量減少前進中的政治阻力而已，不過大部分愚蠢而顢頇的劉姓宗室成員卻信以為真了。現在王莽已經把“神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那麼收拾鏟除劉姓宗室的勢力及影響的工作也該開始了，問題是尋找一個什麼借口，如今借口有了，那還遲疑什麼，所以王莽聽完孫建的奏議，馬上表示同意，不過又簡單地補充了幾點：一、新嘉公、國師劉歆是國家重臣四輔之一，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32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頌言，或撲告反虜，有功於本朝，諸劉與此23人同宗者勿罷。賜姓曰王。二、國師公劉歆之女與王莽之子連婚，依照“同姓不婚“之禮，劉歆仍舊保留原姓。就這樣，王莽與孫建通過這段政治雙簧，把劉姓貴族徹底掃地出門。過去，由於政治需要，王莽給了劉姓貴族不少甜頭，贏得了他們的支持；現在同樣是出於政治需要，找個似是而非的借口，又把他們狠狠地收拾了一頓，到此，劉姓貴族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被王莽耍了，從此劉姓貴族對王莽徹底失望，政治立場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成為王莽的政治敵人。王莽打擊劉姓貴族本無可厚非，因為劉姓貴族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不擇手段地把打擊貴族勢力與風馬牛不相及的民族問題硬扯到一起來，在道義上就難以讓人接受了。
就在這時，西域都護但欽也來湊熱鬧，他上書王莽，誇大其辭、虛張聲勢地說“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已經大舉入侵西域諸國。”聽到這一消息後，王莽即沒有認真核實情況是否屬實，也沒有對自己錯誤的對外政策進行反思和檢討，更沒有采取什麼有效措施化解雙方的敵愾情緒，盡力修補已被他破壞了的漢、匈友好關係，推誠心，布公道，使一觸即發的衝突找到和平解決的渠道，避免更大的災難性的事件發生。與此相反，他又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決定利用這個機會，給匈奴人來個分而治之。他決定在匈奴人中封他十五個單於，然後讓他們狗咬狗好了，那時候，你匈奴人自顧尚且不暇，還有力量入侵中國嗎？
想到這裏，王莽立刻派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率領萬餘騎兵，攜帶大量珍寶，浩浩蕩蕩來到長城腳下，以此招誘呼韓邪單於諸子，實施他的陰謀詭計。藺苞和戴級為了完成任務，他們特派翻譯深入匈奴的腹地，將左犁汗王鹹和他的兩個兒子登、助三人誘騙來。來到之後，藺苞和戴級用威逼利誘的卑鄙手段強迫左犁汗王接受“孝單於”的封號，助接受“順單於”的封號（這種所謂的封號顯然帶有侮辱的性質），然後把助、登弄到長安，作為人質。藺苞、戴級二人完成了這一極不光彩的任務後，大得王莽的讚許和褒獎，藺苞被封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戴級被封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王莽的這一舉動分明是在大張旗鼓地鼓勵官僚們用破壞民族關係來建功立業，告訴他們全要像藺苞、戴級這麼“宣威”，這麼“揚威”。可想而知，如此一來，舉國上下該被一種怎樣反常的氣氛所蠱惑。
鹹被迫接受了“孝單於”的封號，來到長安後，伺機逃回了單於庭，把王莽如何脅迫他們接受封號，企圖分裂匈奴的陰謀如實彙報給單於本人。可以想見，事情弄到這一地步，雙方本已緊張的關係肯定還要進一步激化。果然，單於一聽王莽居然給他來了這麼一手，不禁怒氣衝天，他大罵道：“我們單於世世受到漢宣帝的宏恩大德，豈可辜負？現在這個王莽算個什麼東西，他根本不是漢宣帝的子孫，有什麼資格當皇帝！”盡管鹹是被迫接受王莽封號的，盛怒之下的單於也沒有饒過他，大吼一聲，把他趕出龍廷，貶他做賤官去了。事後單於想，你王莽不安好心，那我也就不客氣了，一不做，二不休，在建國3年（公元11年），單於派兵大舉從雲中益壽塞入侵中國北部，瘋狂屠殺當地的吏民，以示報複。在此之後，單於一一告知匈奴各部，今後可以放手入侵中國。各部酋豪有了單於的鼓勵，那就更有恃無恐了，他們有時萬餘人，有時數千人，有時數百人，懷著掠奪財富和奴隸的強烈衝動，紛紛殺向富庶的內地，“掠吏民畜產不可勝數”，雁門太守、朔方太守等地方高級官員也成了匈奴人的刀下之鬼。經過匈奴人的輪番進攻，中國北部邊疆地區一片殘破，滿目淒涼，民眾的生活和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這完全是由於王莽極其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的！現在王莽終於把戰爭這個逃遁了幾十年的魔鬼重新了召喚回來，自此國無寧日了！
事態的進一步惡化，非但沒有使王莽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反而更加刺激起他那固有的民族狂熱情緒，他突然感到：自己建立蓋世奇功的時候不是到了嗎？中國如此富強，府庫如此充實，泱泱我大國，豈容匈奴這種醜類跳梁！所以他決意盡其所能地壓一壓匈奴的威風，玩一次更大的政治賭博。他首先下令把匈奴單於更名為“降奴服於”，以示侮辱。然後下詔全國總動員，命令立國將軍孫建為首的12員大將，分10路全線出擊匈奴：其中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一帶）；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即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帶）；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今河北省蔚縣一帶）；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今內蒙古與陝西省交界處一帶）；誅貉將軍楊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今北京市密雲縣一帶）；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今甘肅省張掖縣一帶）。為了贏得這場政治賭博，王莽下死令征集包括天下囚徒、成丁男子、各地甲卒在內的人眾，組成30萬人的一支大軍，征集一年的軍糧。為了支撐這隻大軍的運作，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大海之濱頓時一片騷動，人們竭其所有，紛紛將衣物、兵器、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到北部邊境，即使如此，中央特派使者仍然乘傳車風風火火趕赴各地，嚴加催逼，向所到之處反複申明：有不用命者，軍法從事。王莽又命令先到指定地點的部隊原地待命，等待諸路大軍到齊，全線出擊。王莽發誓要對匈奴窮追猛打，將其趕到大漠之北，然後按照他事先的設想，將匈奴分割為15個部分，把親漢的呼韓邪的15個子孫全都立為單於，實行分而治之。氣焰之囂張，前所未有。
但在王莽的追隨者中，也有極少數人這時還能夠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討穢將軍嚴尤就是其中的一個。嚴尤對王莽這種不顧天不顧地的一味胡來深為憂慮，他清楚地看到，王莽再這麼搞下去，國家不要垮了嗎？想到這兒，他決心冒險觸觸王莽的逆鱗，就不顧一切地勸諫說：
臣聽說匈奴為害中國由來已久，可從來沒聽說過誰能徹底征服匈奴。遠的不說，就拿晚近的周、秦、漢幾個王朝來講，他們都曾想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遺憾的是，他們都未得上策。如果認真去考察，臣認為周僅得中策，漢僅得下策，秦則無策可談。周宣王時，匈奴內侵，宣王命將出師，驅之而已，國家損耗有限，因此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時，選將練兵，廣征糧財，遠征大漠，雖有克獲之功，匈奴也不甘示弱，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結果是兩敗俱傷，天下稱為下策。至於秦始皇，他不忍小恥而輕用民力，修築萬裏長城，征調天下民、財，邊防雖暫得粗安，國內卻民不聊生，結果轉瞬即亡，這就是所謂的無策可談。
現在我們連年受災，西北地區尤其嚴重。此時卻要征發30萬眾，征調300日糧，除非竭澤而漁，否則難以達標！何況還有其它重重困難：一、各地征調的部隊，按路程遠近計算，很難在一年之內聚齊於邊境地區，先到者長期待命，暴露於野，師老械弊，已無戰鬥力可言。二、邊境非農業地區，不能供應軍糧，內調於郡國，又很難及時供應。三、按一人三百天計算，耗糧近18斛，非牛力不能勝任，牛自身又須攜帶食物，加起來共計20斛，實在太重了。況且胡地多是沙漠，無水無草，根據以往的經驗，軍出未滿百日，牛多已死掉，餘下的軍糧很難靠人力搬運。四、胡地秋冬甚寒，春夏風大，所以很難攜帶大量生活必需品，再者部隊長期野戰，更難於適應那裏四時多變的氣候，因此必有疾役之憂，前人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實在是環境太惡劣了。五、部隊隨身攜帶輜重，機動之師必然不多，行軍速度也必然緩慢，如果敵人逃遁，我方難以追趕，如與敵人遭遇，我軍難與敵人力戰，如遇險阻，我軍首尾相銜，宛如長蛇，此時敵人發起攻擊，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臣以為耗竭海內民力，此戰未必成功，所以憂心重重。如今既然已經發兵，就應命令先至者迅速出擊，不必等待其他部隊的到來。今臣請率先深入敵境，打擊胡虜。
嚴尤的一席話說得有理有據，難以辯駁，他既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與教訓，又透辟地分析了當前的具體困難；既想到了民眾的疾苦，又考慮到國家的安危，實際是向王莽發出一個警告，勸王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繼續拿國家、人民的命運當兒戲了。但王莽與所有的專製皇帝都犯一個通病，就是聽不得逆耳之言。在他們看來，如果真理掌握在臣民手中，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偉大形象又將置於何地？！皇帝永遠應該和絕對真理、偉大形象是三位一體的東西，所以大多數專製皇帝寧可鬧得粉身碎骨，國破家亡，也不願意向正確的意見和建議低頭。王莽這個滿腦子儒家教條，固執成性，以救世主自居的家夥那就更不在話下了，尤其現在又是在他的興頭上。這就難免不使嚴尤這番語重心長的話語，猶如耳旁風般吹過去，根本沒有激起王莽的什麼反應。
以天下第一強人自居的王莽，此時眼前展現的是一幅氣吞山河的戰爭畫卷：這位從來不知戰爭為何物的56歲老人，現在突然挺胸昂首，威風凜凜地佇立在紫金城的最高處，以一副不可一世的軍事強人的雄姿，把手一揮，頃刻間，各路大軍晝夜兼程，紛紛從全國各地趕赴遙遠而荒涼的北方邊境待命。然後，在他的命令下，不可戰勝的帝國大軍，鋼鐵洪流似的滾滾湧向大漠南北，所到之處，玉石俱焚，卑怯的匈奴人望風而逃，稱臣拿貢，……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應該是這幅畫卷的最後神來之筆，即那旌旗蔽空，頌聲幹雲，極其威嚴壯觀的凱旋式。在他的想象中，這肯定是一場泰山壓頂、摧枯拉朽、一邊倒的戰爭。試想，欲立如此曠世奇功，舍我其誰！想到這裏，他情不自禁地有些昏昏然。
王莽的這次軍事大冒險可謂聲勢極大，確實給人一種空前未有的轟轟烈烈之感，而王莽就是喜歡這種轟轟烈烈之感，就是願意陶醉在這種轟轟烈烈之感中。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在這種由自己製造的聲勢中，可以品味到一般人難於體驗到的那種生命的“高峰體驗”，隻有找到這種近乎神秘的體驗，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升華到“超人”的境界，而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境界。除此之外，他所以沉迷於大造聲勢的政治把戲中，更重要的是，大造聲勢有它無與倫比的使用價值，在這裏，他與所有的理想主義者一樣，總試圖通過人為製造的一種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強大聲勢，來煽動起社會全體成員歇斯底裏的狂熱情緒，然後利用這股反理性的集體感情騷動，催生出一場大有衝決一切之勢的政治運動，去掃蕩想象中的頑敵，去建構虛幻的理想大廈，並且從中體現出自己的偉大，最後把自己定位於無所不能的救世主的位置上。像王莽這類常常沉溺於自我陶醉而不能自拔的理想主義者，最不可救藥的弱點正是他們愛做一些一相情願的美夢，總以為他們的設想是天衣無縫的設想，總以為他們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計劃，總以為他們的行動是無往不勝的行動，總以為他們的理想是一定能夠實現的理想，總以為他們真的是什麼救世主。然而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為了他們那一相情願的美夢，千千萬萬民眾卻被迫一次次地涉足於淚河血海，無辜無告的生靈卻必將一次次地葬身於異國他鄉；而且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就在他們認認真真地胡鬧之際，他們頭腦中的那個理想王國已經開始破滅了，他們腳下的現實土壤也已經開始塌陷了，一隻無情的巨手──民意，正在作出埋葬他們的準備。
民眾的愛憎往往與統治者是大相徑庭的。徹底消滅匈奴人的戰爭總動員並沒有像王莽期待的那樣，激起民眾的狂熱情緒。老百姓沒有，也不想有他那“高遠的理想”，因為老百姓隻知道打仗就得死人，而且去死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人。現在，皇帝要打仗，他們就得父子相離，夫妻相送，就得與親人做生死之別；此外，他們還知道，仗一打起來，比平時不知多上幾倍的亂攤派又會鋪天蓋地地壓下來，那時他們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老百姓想錯了嗎？戰爭總動員一開始，對民眾的大搜刮也就同時跟上來了。頭腦正常的人都會知道，打仗是要花錢的，兵聖孫武子說得很清楚，“凡興師十萬，出兵千裏，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所以他警告說“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作戰篇》）自以為聰明的王莽懂這些道理嗎？不懂，因為他除了儒家的經典之外，根本不屑於攻乎“異端”，但他可知道打仗得向老百姓要錢，而且是我要你就得給！在他看來，要想實現儒家的最高理想，“用夏變夷”簡直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沒有赫赫的武功，怎能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呢？所以為了理想作出點犧牲是絕對必要的。王莽的詔令一下達，各地的悍吏便如狼似虎地撲向貧苦無告的百姓，催糧催款的催糧催款，拉丁抓夫的拉丁抓夫，皮鞭飛舞，呼號震野。而那些先期到達邊疆地區的部隊，在等待向匈奴人進攻之前，竟然先向駐地附近自己的同胞“開戰”了，當官的縱兵四掠，奸淫燒殺，無所不為。走投無路的民眾隻好奮起反抗，“棄城郭流亡為盜賊”（《漢書·王莽傳中》），這種情況在並州等邊疆地區尤為嚴重。
對外戰爭還沒有開始，國內的災難就釀成了！
這類消息傳來，使王莽感到大殺風景。他立刻派出武將軍逯並等朝廷命官坐鎮各大城市，嚴加監察；另外，又加派中郎將、鏽衣執法55人，分別深入到邊境各郡督察“大奸滑擅弄兵者”（《漢書·王莽傳》）。可恨的是，這些家夥不去還好，一去更糟。他們很快就與當地的“大奸滑擅弄兵者”裏勾外連，沆瀣一氣，更加肆無忌憚地蹂躪起百姓來。結果鬧得天怒人怨，昏天黑地。
王莽聞訊大怒，他急忙又下達了一個緊急的“紅頭文件”，氣急敗壞地警告說：
醜虜匈奴單於罪當夷滅，因此朕派遣猛將率領12路大軍，同時並出，誌在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問題。今則不然，各路官兵，未戰之前，威逼良民，掠人為奴，借機敲詐錢財，無惡不作，至使民眾紛紛逃亡，軍中司監與之同流合汙，可謂稱職嗎？從今以後，敢有殘害良民者，嚴懲不貸！
王莽以為，隻要憑他的一紙詔書，即刻就可製止住醜惡的腐敗現象，但他未免想得太天真了。事情為什麼會弄到這個地步？這得問問這幫官僚為什麼當官？其實王莽對此應該有所了解，如果說你王莽還有個什麼“理想”的話，那麼官僚們的眼中卻隻有“實惠”，他們所以緊緊地跟在你王莽屁股後麵跑來跑去，就是想千方百計地撈取個人的“實惠”！除此之外，他們很少兼顧其它。所以這些人從來不怕你唱高調，你唱高調，他們唱的調門比你還高；他們也不怕你窮折騰，你窮折騰，他們比你折騰的更凶，因為唱高調、窮折騰的時候，他們最有可乘之機！相反，他們最怕皇帝不“找事”、無為而治，這時他們就感到百無聊賴了。王莽是個愛“找事”的皇帝，這正投合他們的胃口，此時不撈，更待何時！因此他們根本不理會王莽的什麼“紅頭文件”，你有政策，我有對策，腐敗擾民之風不僅毫無收斂，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而倒黴的當然隻有老百姓了。
事情搞到這般地步，實出王莽意外。國內，民怨沸騰；邊境，軍無鬥誌，麵對這種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再愚蠢的人也看得出，橫掃匈奴的美夢是絕對難以成真了，那麼怎麼叫這場流產的戰爭收場呢？此事不難。滯留於邊境的厭難將軍陳欽（曾是王莽青年時代的老師）和震狄將軍王巡給王莽送來了他需要的消息，他們說：“臣等活捉到幾個匈奴人，經過審訊，得知匈奴人所以大舉入侵中原，完全是孝單於鹹的兒子角一手造成的。”王莽聽到這兩個人的胡說八道，根本不假思索。，立刻在長安大會各國使節，當眾宣布了這則消息，然後不分青紅皂白，把孝單於鹹留在長安作人質的兒子登押赴刑場，斬首示眾。王莽為了顧全自己的麵子，就這麼隨隨便便地把民族關係當作遮羞布，不計後果地耍來耍去，真難讓人理解！
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荒謬的指導思想必然產生荒謬的政策，荒謬的政策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王莽這一“用夏變夷”的文化沙文主義狂想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據《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初，北方邊境自漢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不計其數；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疲敝，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總之，戰爭代替了和平，仇殺代替了共處，災難代替了空想，人們不禁要質問：這究竟是誰之罪？
麵對千夫所指，專製帝王是不屑一顧的，在王莽之流的專製帝王看來，擴張戰爭不知要比人的生命價值高出多少倍，國家的強大、民族的理想、帝王的輝煌大業，難道不全靠戰爭的威力來維護和支撐嗎？所以必須發動擴張戰爭，而且必須將已經發動的擴張戰爭不惜任何代價地繼續下去。至於民眾，為了國家的強大、民族的理想、帝王的輝煌大業難道不應該付出些代價嗎？有了這些理由，專製帝王們無不心安理得地沉湎於血腥的擴張主義的遊戲中而不願自拔。王莽所以到了應該止步卻決不止步的原因就在這裏。
就在王莽自己也覺得焦頭亂額的時候，被戰雲緊緊籠罩著的中、匈關係突然出現了喜人的轉機。始建國5年（公元13年），與王莽結下不共戴天之仇的烏珠留單於去世，權力落到親漢派大臣須卜當手中，此人是王昭君的女婿。王昭君的女兒伊墨居次雲與她母親一樣，始終在致力於漢、匈兩族的友好工作，她本人平素與左犁汗王鹹的關係又極好，見王莽前後多次拜左犁汗王鹹為單於，以為王莽很重視這一係的匈奴人，所以力勸她的丈夫須卜當立鹹為單於，就這樣，鹹被立為烏累單於。烏累單於為了報複烏珠留單於對他的貶黜，立刻將其長子蘇屠胡的繼承權剝奪，貶他去作左屠耆王這樣的“賤官”。在親漢勢力占了上風之後，匈奴人開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主動去修複被王莽破壞殆盡的兩族關係。
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昭君的女兒和女婿派人來到西河郡虎猛縣製虜要塞之下，要求會見王昭君的侄子，當時在新帝國任和親侯的王歙，當地邊防軍的負責人將這一情況立刻上報給王莽。匈奴人這種主動恢複友好關係的舉動，可以說是漢、匈兩族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好事情，如果王莽真是個明智的政治家，就應該馬上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開誠布公，反省過去，糾正錯誤，著眼未來，重結友好，化幹戈為玉帛。但王莽這個被“用夏變夷”這種文化沙文主義思想浸透了人物，是很難用正確的眼光去看待民族關係的。聽到消息後，王莽想的不是大局，不是如何消除隔閡，竭盡全力地修複兩族已被破壞的友好關係，為避免今後的戰爭衝突創造條件；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樣利用這一事件，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怎樣盡量掩蓋自己破壞兩族友好關係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