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要想坐穩這個皇帝的新寶座，不給懷著末世心態的千萬民眾帶來一番從未有過的新氣象是絕對不行的，何況他的期望還不止於此，經書中的“黃金時代”從青年時起就吸引這著他，如今獲得了絕對權力，難道不能點鐵成金嗎？
曆史上真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
有，儒家學派的思想家堅定不移地回答說，這就是遠古的堯舜時代。
在這個時代裏：“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然而，我們的先人認為，這個“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從此一代不如一代了，無怪孔夫子仰天長歎：“推行大道的任務，上天給予了堯、舜、禹這些偉大的社會精英，我孔丘是趕不上了！”
不過，孔子及其後繼者並未灰心，他們始終不渝地在理論上向人們證明“黃金時代”的真理性，在現實生活中則以“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尋求“黃金時代”再次降臨人間的途徑。如果說，這種思想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還僅僅是一家之說的涓涓細流，那麼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在儒家知識分子群體中，它簡直就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文化思潮了，影響所及，就連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匹夫匹婦之輩，也在儒家知識分子的鼓噪聲中，真地相信有個美好的“黃金時代”在等待著他們。強製的思想輸灌成功了！愚昧的百姓在想：“黃金時代”真要降臨到人間又有什麼壞處呢？，特別是當生活的重擔和黑暗的統治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黃金時代”的美好圖畫倒真成了他們的強烈追求，使他們心中不禁油然升起“聖人出，河水清”的朦朧的渴望。
但是，“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可不想當這樣的“聖人”，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自己流芳萬世的功名。國家的安危，民眾的死活全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列，至於儒家那美妙的學說，不過是披在他那“多欲政治”之外的一件絢麗的法衣而已。至於漢武帝以後的皇帝，最優秀者如昭、宣二帝也不過是個務實派，麵對現實的危機，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其他的皇帝則連這點也談不上了，他們終日浸泡在罪孽的欲海之中，用浪擲生命去換取個人的歡樂，哪有閑工夫去關心社稷蒼生！
這使儒家知識分子們大失所望。他們認為，既然劉姓皇帝沒出息，那就應該換換人，讓賢者任職，能者在位，進而尋找一個“聖人”，在他的率領下，實現這一偉大理想。這麼做也不是沒有先例的，堯、舜、禹不就是這樣的“聖人”嗎？他們不就開辟了一個“黃金時代”嗎？但劉姓皇帝可不願意聽這些腐儒的們的胡言亂語，這些腐儒中的代表人物如眭弘、蓋寬饒皆因鼓吹漢室讓賢而掉了腦袋！但這並沒有抑製住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繼續鼓吹“新聖人受命”的主張。在王莽的伯父大將軍王鳳執政時，這一主張由於得到他的支持，就更加甚囂塵上了。其中王鳳的死黨，以通儒自詡的穀永就公開宣講：
天生黎民，不能相與為治，因此立君以治之。治理天下非為天子，而是為了民眾。天道循環，為的是去無道，迎有德，不是為了私一家一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這套理論在西漢末期不景氣的政治環境中不僅在知識分子中很有市場，而且也在民間廣為流傳。如果沒有這一社會思想基礎，王莽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別想兵不血刃地坐在皇帝的龍椅上。
我們多次強調，王莽與很多帝王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是個地道的理想主義者。他鄙視過去帝王們那種“架漏過時”，“牽補過日”，得過且過的統治方法，他決心要做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新聖人”，他不僅要革除西漢帝國的積弊，而且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腳下這片倍受苦難煎熬的土地上，徹底把數千萬嗷嗷待哺的民眾帶到“河水清，聖人出”的“黃金時代”去。一想到這裏，他就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回首自己走過的坎坷人生之路，真可以說是躓踣者屢，險象環生，確實叫人感慨係之！捫心自問，自己與清貧搏鬥，與政敵搏鬥，與逆境搏鬥，總之，與一切阻止他前進的障礙搏鬥，究竟為的是個什麼？難道僅僅是為了圓一個簡簡單單的富貴之夢嗎？不，如果這樣，他早就應該罷手了，他所以還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還不是為了實現從青年時代起就在心中定型了的這一夙願！
而且，王莽對落實自己的夙願信心十足。這倒不僅僅是由於他而今是個萬人之上，可以雄視一切的驕橫帝王，這樣的帝王在曆史上多的是，而且其中大多數是些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王莽自然不屑於與他們為伍。他之所以敢於相信自己能夠在曆史上響起振聾發聵的空穀足音，一是他懷抱著其他帝王根本不敢想象的遠大理想，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一整套宏偉方案，二是他在攝政時期已經開始了落實偉大理想的最初實驗，並且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誰不承認他“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安然。”(《漢書·食貨誌》)沒有這些，人們能夠心悅誠服地認可他取漢而代之的“非法”行為，捧他當皇帝嗎？能夠粉碎劉氏餘孽一次次的猖狂反撲嗎？這都說明什麼？不正說明人們對他有更大的期望嗎？王莽對傳統儒家“人存政在，人亡政息”的人治萬能論是堅信不移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英雄造時勢”，所以他認為隻要自己能夠高瞻遠矚，堅持理想，就會好夢成真。
王莽盡管對自己已經取得的成果沾沾自喜，但回想過去的自己的一些舉措，仍然深感不滿，那些東西與現在即將要實施的宏偉計劃相比，不過是“急則治標”時搞的小打小鬧罷了，離自己的宿願實在相距甚遠。這時，站在權力之巔的王莽，新帝國的創始人，決心徹底放棄過去那種零敲碎打的修補工作，決心實施他醞釀以久的一整套改變現實的理想藍圖，讓曆史的長河按照他的意誌向前流淌！他要通過這一豐功偉業，使帝國的臣民們看到，他不是秦皇，更不是漢武，而是一位“黃、虞複出”式的救世英雄，他賜予帝國臣民的不僅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小康生活，而是一個人們世代夢想的“黃金時代”。
如何把“黃金時代”這一偉大理想變成現實？王莽的著眼點是：“製定則天下自平”，即進行一場驚世駭俗的全方位的製度改革。就此而言，王莽確實是個有頭腦、有眼光的思想家，因為人類的實踐證明，任何一次現實世界的根本變革，都是一次製度上的根本變革。但更重要的問題則在於：你用以代替舊製度的新製度“新”在哪裏？它與舊製度的本質區別是什麼？它的優越性是什麼？這種優越性能否在現實的土壤中將其顯現出來？對於這些頭等重要的問題，王莽與所有理想主義者一樣，根本沒有加以考慮，他們總是喜歡一相情願地認為，理想既然那麼美好，就應該是合理的，就應該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標，就不應該對它產生任何懷疑！與此同時，王莽與所有理想主義者一樣，也都是些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者，他們慣於把冠以“聖人”的言行，特別是所謂“聖人”所著的“經典”，一無例外地皆視為不容置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現實中的人們照著幹就是了，何須討論和驗證！就這樣，王莽出於對儒家教條的推崇，出於對手中權力的迷信，出於對自己製定出來的宏偉計劃的孤芳自賞，再加上臣民們違心的吹捧和真真假假的期待，那顆本來還比較清醒的頭腦開始升溫發燒，那顆本來跳動得還比較正常的心髒開始狂躁起來，結果在那被權力和教條熱昏了的頭腦中，再也不願去考慮他所在的那個時代究竟允許他作什麼，不允許他作什麼，而是想當然地按照儒家的經典，特別是《周禮》設計了一整套從政治到經濟，從經濟到軍事，從軍事到文化，從文化到民風禮俗，幾乎包羅萬象、規模宏大的“新”的製度體係，去代替秦漢以來的所謂舊製度。王莽認為這個舊製度是暴秦留下的壞製度，它不符合儒家“仁者愛人”的人道精神，它去古甚遠，罪惡累累，這就足以成為廢棄它的理由。他現在要發動一場狂飆式的政治風暴，揚清激濁，將黃虞堯舜的理想王國落實在人間。於是，一場名之曰“托古改製”的運動以衝決一切之勢，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剛剛坐上龍椅的王莽，急不可耐地拉開了他那醞釀已久的“托古改製”運動的序幕。
所謂“托古改製”，就是按照遠古“黃金時代”的模式改造現實社會。
當時，兩個儒家知識分子張邯、孫陽首先拋出來一份“土地國有化”方案，深為王莽激賞，並且立刻成為他的“托古改製”運動的首選題目
王莽為什麼要把“土地國有化”作為他“托古改製”運動的首選目標呢？要了解這個問題，在這裏，讀者朋友們必須耐心地了解一下土地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新莽政權之前的中國土地製度的概況。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它與陽光、空氣、水一樣，都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最重要的生存資源，沒有這些資源，人類一天也難以存活。最初，在狩獵采集社會，土地與其他自然資源一樣，都是人類共同占有的財富。但是自從人類在一萬年前左右完成了“農業革命”之後，土地突然成了人類心目中超乎一切的最重要的寶藏，因為土地太神奇了，經過人類辛勤的耕耘，它居然會長出在大自然中所沒有的，人類又亟須的糧食，有了它，人類就可以擺脫完全靠天吃飯的命運，從此由必然王國向自然王國邁進了一大步。然而人類的每一次進步都必然伴隨著一次退步。既然土地對於人類如此重要，它從此也就成了人類勢在必爭的東西，特別在與日俱增的人口壓力下，以爭奪土地資源為目的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很早便開始了。據古書記載，“炎黃故用水火矣。”也就是說，我們民族是以血腥的戰爭手段揭開自己文明史的序幕的，有關“五帝“時代爭奪土地的原始戰爭的記載可以說是史不絕書。這裏哪有什麼王莽所說的”黃虞堯舜”那種美好誘人的圖畫？
在這長達數千年的原始戰爭中，我們的祖先華夏族團先後用血與火戰勝了東方的東夷族團，南方的苗蠻族團，贏得了在黃河、長江這片廣袤的熱土上的生存權，並且進入原始國家的新階段。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夏、商、周的王國時代。這時，作為一個原始農業國家，它是怎樣分配土地這種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呢？簡單地說，既然原始國家是建立在某一個強大的族團對周邊相對弱小的族團的征服之上的，那麼在這種原始國家中，征服者必然享有對土地這種重要的自然資源的獨占權，而被征服者則必然被無情地剝奪了對自己原有土地的占有權，而淪為征服者的奴隸。這裏哪有什麼儒家所宣揚的“湯武革命”那種解民於倒懸的感人場麵？
即使在征服者中，每個人的社會地位也是截然不同的，原來在原始氏族社會中的氏族顯貴們，在原始國家中搖身一變成為不同等級的大小封君，以西周為例，除天子外，依次有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等不同等級的貴族。他們按其權力的大小和等級地位的不同，取得了與其身份相對應的一份社會財富的獨占權，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權和對自己宗族內部的平民及奴隸的統治權，在當時把這叫作“授民授疆土”。這時的土地製度是一種特殊的宗族土地所有製。說它特殊，就在於這種土地製度對於原始國家來說，它明確了宗族的土地不受國家的直接管轄和支配，而歸各級貴族所有；對於宗族的成員來說，他們對族內的土地隻有使用權而沒有占有權；對於宗族的土地所有者──各級貴族來說，土地的所有權是世襲的，但在一般情況下，族內的土地不能作為商品出售，隻能定期平均分配給族內的成員耕種，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井田製”。
由於曆史的原因，“井田製”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就逐漸的瓦解了。特別是到了一切為了戰爭的戰國時代，這時，僅存的七大強國：秦、楚、燕、韓、趙、魏、齊之間的鬥爭簡直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各國為了最後戰勝自己的對手，無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通過“變法運動”，找到一種能夠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製敵手於死命的法寶。這個法寶終於被找到了，它就是中央集權的君主獨裁製。這種製度所以在戰國時代被證明是最行之有效的，就在於這種製度與西周時代的宗法貴族分權製截然不同：首先，政治上的集權（君主獨裁、郡縣製和官僚製）最大限度地的抑製了宗法貴族分權製所造成的政治離心力，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國家機器的運轉效率。另外，經濟上的集權（土地國有化）摧毀了宗法貴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宗族土地所有製），把全社會的人力、物力高度集中到國家手中後，最大限度地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正因為中央集權的君主獨裁製有如此巨大的優越性，所以它才被當時各國普遍接受。而這種新的製度在秦國經過商鞅變法，體現的最為完備，這是後來秦國能夠統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中央集權的君主獨裁製乃是戰爭的產物，更確切地說乃是人類暴力運動異化出來的一個怪胎，難怪它渾身散發著血腥的惡臭！如果想要揭示它對中國曆史發展的負麵影響，這需要寫一本厚厚的專著，但這就超出了本書的任務。
我們在這裏隻能繼續討論我們所關心的土地問題。就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土地製度而言，近來在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的幫助下，在專家的努力下，徹底推翻了過去西漢時代的思想家董仲舒關於商鞅變法是中國土地私有化開端的所謂定論，認清了戰國時代乃是個由土地宗族所有製過度到土地國有製的過程。這是理論界的一個最大的收獲。不過，商鞅變法在土地國有化的同時，卻為今後的土地私有化留下了一個並非始料所及的缺口。這就是商鞅搞的那套“軍功爵製”。我們已經說過，戰國時代是個一切為了戰爭的時代，為了最大限度地鼓勵民眾為獨裁君主賣命，“軍功爵製”出台了。它的主要精神有兩個方麵：一、通過軍功爵給予立戰功、事功的人以大小不等的政治特權；二、通過軍功爵給予立戰功、事功的人以大小不等的經濟特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給予立功者以多少不等的土地。軍功田純屬私有土地，它雖然不能買賣，但卻可以世襲下去。因此，商鞅的土地政策其實是個雙軌製，對廣大民眾來說，他們對土地隻有使用權而沒有占有權；對立軍功者來說，他們不僅對土地有使用權，而且還有占有權，於是一批軍功地主就應運而生了，他們就是中國地主階級的前身。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繼承了商鞅以來的秦國土地政策，沒有什麼改動，由於他橫征暴斂，逼得民眾揭杆而起，結果15年就把一個強大的帝國葬送了。（有人說秦始皇的“使黔首自實田”是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土地私有化的開始，這是毫無根據的，詳見拙著《秦始皇·嬴政》）
痞子皇帝劉邦經過4年的楚漢戰爭，在秦帝國的廢墟和千百萬民眾的屍骨上建立起一個新的西漢帝國。民眾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這個新帝國究竟給苦難中的民眾帶來了什麼呢？它帶來了民眾期盼的沒有死亡威脅和流血的穩定社會，帶來了一個姓劉的新皇帝，除此之外，一仍其舊，曆史上說：“漢承秦製”，指的就是這點。在這裏我們隻關心劉邦當上皇帝後，他是怎樣解決土地問題的，因為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不能理解王莽“土地改革”運動的實質。
東漢時的大經學家鄭玄說過這麼一句話：“漢無授田之法”，如果他的話指的是西漢帝國從一開始就沒有製定一套有別於秦代的土地分配製度，那無疑是正確的。這從公元前202年，項羽兵敗於垓下，劉邦即位為皇帝之後所發布的詔令中看得很清楚，有關土地問題，他說：“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在同一詔令中他又說“法以有功勞行田宅。”這就是劉邦為西漢帝國奠定的土地分配原則。前者是對那些沒有參加起義的廣大民眾說的，即承認他們過去的土地狀況，不作任何改變；後者則是對參加起義的全體人員說的，那就是繼續按軍功爵辦事。一句話，還是商鞅變法時定下來的雙軌製。
問題是西漢帝國建立後，這種產生於戰爭中的土地製度是否能夠在和平時期保持下去呢？這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要想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耐心了解一下帝國製度本身的若幹特征。
帝國製度的內在框架是個封閉的、等級森嚴、高度集權的權力金字塔，在金字塔的最頂端自然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在其下是同姓與異姓貴族集團；然後是龐大的官僚群體，他們是“治人”的勞心者。而在“治於人”的勞力者中，首先是國家認定的“編戶齊民”，等而下之的是商人階層，以及最下麵的奴婢階層。籠統地說，在這種專製帝國中，隻有兩種身份的人，即“官”和“民”；但要仔細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在專製帝國的每一個階層中，又都可以分成許多社會地位不同的群體。
在這種身份性社會中，人們的地位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它既不是由威望和業績，也不是由你擁有的財產，而是由你占有的政治資源──權力來決定的。記住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傳統的中國社會從來不是個金錢萬能的社會，而是一個權力萬能的社會！所以，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拚命爭奪的首先是政治資源──權力，這個社會裏的人們誰都知道一個最普通的常識：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即使你有金山銀海，也難得保住！
有人會問，在這種身份性社會中，人們的的身份標誌是什麼呢？這就比較複雜了。首先，皇帝與貴族的標誌是血統；官僚的標誌是職位；編戶齊民的標誌是民爵；商人、奴婢的標誌是市籍。
其中最重要的階層是“編戶齊民”，它是專製帝國的社會基礎。因為在這個時代裏，社會的穩定，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能否過太平日子，都要取決於這個階層的狀況。所以專製帝國尤其關注這一階層的動態，國家政策的製定和調整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也是圍繞著這個階層進行的。
那麼，“編戶齊民”是一個什麼樣的階層呢？
第一、這是個以土地為生的社會階層，他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是古代農業社會社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
第二、這個階層與專製帝國一樣，都是戰爭的產物，因此在其身上必然打著深刻的戰爭烙印。這個階層為什麼叫“編戶齊民”？就是因為這是一種軍事編製。國家按戰爭的需要，“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史記?商君列傳》），並通過這種軍事化的戶籍製度對他們嚴加管理，隨時聽候國家的支配和調遣，即使是農業生產，也是在國家的統一指導和監督下進行的。他們的身份是爵位，他們的社會單位是“戶”和“口”，簡稱戶口。凡喪失“戶口”者都屬觸犯刑律，要按法律嚴加懲罰。（爵位共20等，無爵者稱“什伍”。）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根本沒有古代西方世界那種“自由民”的概念。
第三、這個階層的權利和義務。從法律地位看，他們遠遠高於商人、手工業者、奴婢。他們是專製帝國重點保護的對象，他們有受教育的權利；有成為國家官吏的權利；有從國家手中獲得土地的權力；（有爵者“各以差次名田宅”，無爵者國家按規定授田。）有權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有限的私有財產。他們的義務是必須承擔專製帝國按法律規定的賦稅和徭役。就漢代而言，國家規定“編戶齊民”：1.必須按占有的土地數額向國家交納土地稅，漢景帝之前是“十五稅一”，漢景帝之後是“三十稅一”，此外還有以實物交納的地租附加稅──芻槁。2.必須交納人頭稅，人頭稅分為“口錢”、“算賦”、“更賦”，口錢征收的對象是未成年人，年齡從7歲至14歲，每人每年20錢（漢武帝增至23錢）；算賦征收的對象是成年人，年齡從15至56歲，每人每年120錢（各個時期不盡相同）；更賦是按男丁征收的徭役稅，漢代規定每個成丁每年“戍邊三日”，折錢300。3.必須按每戶擁有財產的多少交納財產稅──“訾算”，有訾10000錢，納稅120錢。4.必須按法律規定服徭役。在法定年齡中，其中勞役每人每年服役一個月；兵役一生服兩年。
第四、這個階層從法律地位看似乎是平等的，但是從爵位的不同和資產的多少看，又不屬於一個階級。首先，爵位是一個人享有特權的標誌；其次，從擁有財產的多少看，他們又可分為家訾50萬以上的“大家”，家訾10萬以上的“中家”，家訾10萬以下的“小家”，其中“家訾不滿千錢”的赤貧者也為數不少。這裏的“大家”和“中家”幾乎都是靠軍功起家的軍功地主，而“小家”幾乎都是沒有爵位的“什伍”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