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對問題的分析不能不說是相當的深刻和準確，這就象一個醫生，經過診斷，終於找到了病人的病源。但僅具有這一水平還不足以證明你是一個妙手回春的高明醫生，因為一個高明的醫生不僅要有非同一般的診斷本領，而且更需要具有非同一般的處方本領。我們看看王莽對土地“兼並”這一社會頑症開的是什麼藥呢？他堅定不移地認為，隻有掀起一場土地國有化運動，實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平均地權，嚴禁土地買賣，才能醫好“土地兼並”這一社會頑症，才能最終使眼前這一病態社會健康地長入美好的“黃金時代”。這真是一劑叫人瞠目結舌的烈性藥，然而眼前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能夠吃得消嗎？王莽似乎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是個過於自信、誌大才疏、眼高手低、急於求成的醫生，他想當然地試圖通過一劑猛藥，收到個立杆見影、一勞永逸的巨大效果。問題是天底下的紜紜眾生否認也同我們這位“高明”的醫生的處置呢？驗之於曆史事實，他們最初是認同的！因為大凡某種激進的主張，最初都是激動人心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愚昧無知卻又渴望得到解放的廣大民眾來說，更具有無限的吸引力！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安徽省阜陽城郊劉莊出土的一麵銅鏡的銘文上體味到當時人們對王莽的“王田”製所懷抱的殷切期望，銘文寫到：“劉氏去，王氏斥，天下安寧樂可喜，井田平貧廣其誌。”銘文寫得太生動了，它真實地再現了民眾在理想主義的蠱惑下，那種躁動、亢奮的心境，這種心境在中國的曆史上不止一次激起軒然大波。可是後果如何呢？以後我們就知道了。
“解放奴婢”是他“托古改製”運動另一個重要題目。
王莽在他的土地改革綱領中曾著重談到“奴婢”問題。“奴婢”就是奴隸。對於奴隸，今天的讀者大概都很陌生，但在古代的中國社會，奴隸卻是個始終存在的社會階層。最初的奴隸是戰爭的產物，失敗的一方理所當然的將淪為勝利一方的奴隸。在秦漢時代，奴隸的數量大得驚人，到西漢末期，據有人統計，“奴婢”的人數竟達到300多萬。他們分為官奴和私奴兩種類型。官奴主要來源於罪犯及其被籍沒的家屬；私奴的主要來源，一小部分是皇帝賞賜給臣子的“官奴婢”，更多的還是用金錢買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的是在天災肆虐時賣身為奴的，有的是土地被兼並後淪為奴隸的。為什麼秦漢時代奴隸這個階層頗有擴大的趨勢呢？簡單地說，就是社會需要。因為奴隸與牛馬一樣，可以提供無償的勞動，從而可以創造出非常可觀的物質財富。這對於國家，對於王公官僚，對於大土地所有者，對於富商大賈來說極具有吸引力。從另一個方麵講，當奴隸，對於走投無路的破產農民來說，也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生路，因為這總比餓死、凍死，鋌而走險被殺死強。所以奴隸及奴隸製的存在絕不是個道德問題，不管你覺得奴隸製多麼野蠻，多麼不人道，不管你對它發出多麼義憤的譴責，隻要人們尚未找到一種更人道、更有成效的製度來代替它，它就不會自動在現實生活中消失。
然而我們的王莽恰恰從道德的角度對奴隸製度發出了激動人心的譴責，痛斥這種把人“與牛馬同欄”的奴隸製度是“逆天心，悖人倫”的野蠻殘忍的行徑，作為一個儒家學說的信奉者來說，發出這樣的呼聲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儒家學說的魅力之所在，就是它那令人親近的人道主義、民本主義精神。不過，很早就有人批評儒家的這種主張是“愚遠而闊於事情”，也就是說，再動聽的主張，如果沒有可操作性，那也是畫餅充饑，無濟於事。王莽現在舉起了解放奴隸的大旗，確實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來，然而解放了的奴隸到哪裏去呢？人們將拭目以待。
“幣製改革”是王莽“托古改製”的第三個重要題目。
王莽為什麼對幣製改革感到極大的興趣？前麵我們已經講了一些這方麵的情況，但為了徹底搞清王莽“幣製改革”的動機，這還得從秦漢以來的貨幣問題談起。誰都知道，貨幣是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無論是社會成員勞動產品的交換，還是國家對經濟運行的控製，以及社會成員實現個人財富的積累，都須臾離不開貨幣，也正是這樣，貨幣便經常異化為一種人類難以控製的異己力量，對人類興風作浪。秦漢時代貨幣問題成為一個最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其原因就在這裏。從曆史的實際情況看，秦代貨幣問題還不算大嚴重，一來秦帝國很短命，15年就完蛋了；二來秦帝國把貨幣發行權用嚴酷的法律手段緊緊地控製在國家手中。可是到了西漢時代，貨幣問題卻日益嚴重起來。漢初，由於經濟上采取放任政策，任民鑄造銅幣，結果搞得經濟領域一片混亂。為了扭轉這種混亂的局麵，從此圍繞鑄幣權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中央、地方、個人三者之間展開了長期激烈的鬥爭。經過幾十年的較量，鑄幣權到漢景帝時已由民鑄收歸地方所有，到漢武帝時，又由地方收歸中央所有。可是，事情到此並未結束，既然貨幣被人們普遍看成是財富的象征，那就永遠也無法阻擋對它的爭奪，常言道“利之所在，趨之惟恐不及”。盜鑄貨幣幾乎成了帝國當局無法克服的社會難題，鐵腕皇帝漢武帝采取血腥鎮壓的非常手段，也沒有受到實效，結果是殺不勝殺，無可奈何，隻好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當時赦免因盜鑄錢幣而被判處死刑的重犯就多達數十萬，再加上輕罪，總計被赦免者超過一百餘萬人，至於被殺的那就不可勝計了。漢武帝經過反複摸索，終於鑄出質量精高的“三官五銖錢”，由於盜鑄困難，基本上刹住了盜鑄之風。實踐證明“五銖錢”還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此就沒有貨幣問題了。又過了70餘年，到了漢元帝時，大臣貢禹提到盜鑄和富人囤積貨幣的問題；又過了若幹年，到了漢哀帝時，朝臣們又一次提出了改革幣製的建議。這些都說明當時的貨幣製度存在著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認為到了王莽當皇帝時，貨幣問題還沒有構成對新帝國的一個威脅。
那麼，王莽何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貨幣問題上大做文章呢？直到今天仍然令很多人不解。我們已經講過，在居攝2年，王莽曾搞過一次不十分成功的幣製改革。那時他還是安漢公，幣製改革至少在名義上是為了“安漢”，而現在則是新帝國的皇帝了，“安漢”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是必須予以否定的。所以在始建國元年，緊接著“土地改革”之後，進行了他的第二次幣製改革。這次改幣的理由是：他以繁體的劉字由“卯、金、刀”三個單字組成為理由，否定了上此出台的幣種，並決定建立一種與西漢帝國迥異的貨幣體製，為此他下了一道詔令，說：
我在攝政期間，深憂劉漢氣數將盡，為了挽救其命運，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在居攝2年推行的以刀幣代替傳統的園錢的幣製改革就是為了這一目的。但是劉漢政權滅亡的命運早已注定，我實在無力回天。現在天命在我，百姓眾口一詞，都說皇天革漢而立新，廢漢而興王。有鑒於“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與天意、民心不符，因此我命令，從今以後，正月剛卯之佩，金刀之錢皆不得流行於世，用以承順天心，快意百姓。
從這次幣製改革看，純粹是出於一種愚蠢的政治目的，而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他這麼搞，無非是想通過幣製變更這個新花樣，讓人們處處與所謂的舊時代劃清界限而已，為此他不惜下定“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決心，無事生非地去砸亂舊貨幣體係，連他在居攝時搞的那次幣製改革也被自己無情地否定。那時，他為了搞刀幣，曾掉唇鼓舌地說了一番大道理，現在怎麼又變了呢？對此總得有個交代吧，於是他隨手拿出天意、民心的招牌搪塞了一通，就這麼把事情辦完了。廢除刀幣後，王莽更作一銖、三銖、五銖、七銖、九銖和以前流通的“大錢五十”，共六種貨幣；在此之外，又搞出金、銀、龜、貝、布5種“寶貨”，每種“寶貨”又分為若幹“品”，共28品，如布就分為大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真是不一而足，令人眼花繚亂；然後還詳細地規定了彼此之間的複雜換算關係；這麼作他覺得還不夠味，進而又在錢幣的用料上狠下了一番工夫，過去的五銖錢不含鋅，所以呈赤色，王莽最痛恨赤色，因為漢為火德。為了改變銅幣的顏色，他命令在鑄銅幣時加入金屬鋅，這樣鑄出來的銅幣就呈淡黃色，與王莽的土德正合，真是用心良苦啊！王莽認為，為了理想，就得無條件的犧牲現實，這裏沒有商量的餘地。
“行政改革”是王莽“托古改製”運動的第四個重要題目。
西漢帝國的行政體係完全承襲於秦代的製度，所以有“漢承秦製”之說。秦代創建的這套製度，包括皇帝製度、官僚製度、郡縣製度、司法製度，對於專製政治來說，證明還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莽似乎患了恐秦症，隻要與秦，進而與漢有關的東西，他都不能容忍！人們會問，難道王莽從此不想當皇帝了嗎？難道王莽從此不需要官僚隊伍了嗎？難道王莽從此要廢除郡縣製了嗎？當然不是這樣。這頂皇冠是他費盡心機得來的，現在正做得起勁，怎能掛冠而去，不僅不能去，還得象秦始皇那樣，讓子子孫孫把它傳之無窮！至於官僚隊伍和郡縣製也同樣不能取消，不僅不能取消，而且還要強化之！那麼怎麼辦呢？王莽在這裏以其近乎病態的“懷古情結”，拿出了他慣於使用的偷梁換柱的拙劣伎倆，對人們已經約定俗成的現行體製來個改其名而不更其實的大更新，即用經書中記載的三代時希奇古怪的官名、行政區劃名稱去代替現行的名稱。這一工作遠在漢平帝元始元年2月就開始了。如，在這年，他設置了一個羲和官，這一官名就是從《尚書?堯典》裏挖掘出來的，等到漢平帝元始4年，他對現行的行政區劃、職官的名稱作了一次全麵的更改，結果鬧得“吏不能紀”。現在搞全方位的“托古改製”，這方麵的工作更得上一個新台階！也是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他下達了即位之後的第一個“行政改革”命令，即責令政府各部門必須按照所謂的“典誥之文”，將職官名稱全部更改過來。如設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把大司農更名為羲和，後來又更名為納言；大理叫作士；太常叫秩宗；大鴻臚叫典樂；少府叫共工；水衡都尉叫予虞；……太守叫大尹，都尉叫大尉；縣令叫宰。行政係統的名稱改完，王莽的癮頭還沒有過去，他又把長樂宮改成常樂室，長安更名為常安，其他的官名、宮室名稱、郡縣名稱全部更改無餘！
5年之後，到了天鳳1年（公元14年），王莽覺得過去行政體製的改革還不夠理想。於是又不憚其煩地對行政體製作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改革。這次王莽完全按照《周官》、《禮記?王製》的記載來變更全國的行政區劃和職官名稱的。如設置卒正、連率、大尹，相當於過去人們所熟悉的太守；屬令、屬長，相當與過去的都尉。又設置周牧、部監25人。劃分長安城周圍為6鄉，每鄉置帥1人。分長安附近的三輔地區為6尉郡；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6隊郡。更名過去的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把河南郡湊滿30個縣，設置6郊州長各一人，每人負責5縣。其他的官名也全部更改。他又把大郡改分為5個小郡，在全國湊成125郡。九州之內，湊成2230縣。王莽還仿照《周禮》“六服”的製度，設置了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等6個特殊的行政區劃，以它們與長安的遠近位置來確定其稱謂，以便湊成周代那種所謂的“萬國”的態勢。王莽對此仍然意猶未盡，事後還在不斷地改易其名，據《漢書?王莽傳中》說：“其後，歲複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複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係其故名。”我們不禁要問，這個王莽究竟要幹什麼呢？是在過複古癮？還是在拿嚴肅的政治開玩笑？也許都不是，那就是想用這種改來改去的辦法，能夠使這些名稱盡善盡美，讓它們真正配得上“黃金時代”的要求吧！
“工商業國有化”是王莽“托古改製”的第五個重要題目。
這一題目是他最倚重的理論家劉歆向他提出來的。劉歆說：“在周代，國家設有泉府之官，它的職能是，當社會生產品過剩時，國家將過剩的部分收購進來；當社會生產品不足時，再把國家儲存的社會生產品供應給民眾。這與儒家經典《易經》所說的“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的精神是一致的。”始建國2年，王莽根據劉歆的建議，頒布了“工商業國有化”的第一道詔令──“五均令”。他說：
《周禮》中有賒貸的記載，《樂語》中有五均的記載。現在根據經書的記載，一切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事宜，均由國家所設立的有關部門負責，目的是“齊眾庶，抑兼並。”
其具體措施是：一、由國家規定物價指數。辦法是，國家指派市場管理者──“市常”，在每個季度的中月，將每種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種價格，作為每季度市場商品的標準價格，稱為“市平”，任何人必須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商品，不得隨意漲落。二、由國家平衡市場供應。當社會生產品，特別是五穀、布帛、絲綿等重要物資過剩時，經國家設置的均官驗定等級後，按本價收購，避免生產者虧損。如果商品短缺，物價上漲，國家將自己平時收購的生產品按平價拋出；如果商品供過於求，聽任商人自由交易。以此打擊商人囤積居奇。三、由國家經營金融賒貸業務。賒是無息貸款，對象是有一時急用（如祭祀、喪葬）而又無錢操辦者，祭祀10天內，喪葬3月內必須還款。貸是低息貸款，對象是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而又缺乏資金的人，年息為10%。
為了落實上述政策，王莽立刻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地設置“五均官”，並將這幾個城市的市場負責人更名為“五均司市師”。“五均司市師”下設交易丞5人、錢府丞1人。又根據這幾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將全國劃分為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市區、邯鄲為中心的北市區、臨淄為中心的東市區、宛為中心的南市區、成都為中心的西市區，以及長安特區。長安特區原來的東市改為京市，西市改為畿市。在各市還首次設置了類似現在儲蓄所的“司市錢府”，工商業者可以將自己的資本存放在那裏，隨須隨取。
同年，羲和（過去的大司農）魯匡又向王莽拋出了鹽、鐵、酒國有化的一攬子計劃，內容如下：
現在名山大川的自然資源，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都已經控製在國家手中，惟獨釀酒業未在國家掌握之中。酒為天下美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非酒不行。但根據《詩經》所記，太平之世，釀酒業在官；孔子所言，衰亂之世，釀酒業在民。臣請以古為法，建議酒業專賣。
於是王莽在“五均“之後，緊接著又頒布了“工商業國有化”的第二道詔令──“六管令”將魯匡的建議擴大為：鹽、鐵、酒實行專賣，鑄幣權國有，自然資源國有，“五均賒貸”國營。其理由如下：
鹽是飲食不可缺少的成分；酒是人際交往，調劑藥品的媒介；鐵是農業的根本；名山大川的自然資源是社會共有的財富；“五均賒貸”是平抑物價，保障供給的有力手段；錢幣的鑄造和發行是商品流通，互通有無的重要保障。這六項關係國計民生的事業，決非編戶齊民某個家庭所能一一解決的，所以必須仰仗於市場，人們都知道，生活必須品的價格再貴，也不能不去購買。於是豪民富商乘機榨取貧弱百姓。對於這種社會積弊，先聖往哲早知其然，所以才極力主張國有化。現在決定這裏提到的每一項都由國家依法管製，違令者罪至於死。
與此同時，王莽還根據《周官》的記載，頒布了新的稅收政策，內容如下：
凡土地閑置不耕者，納三倍之地稅；城市居民住宅周圍不栽樹種菜者，納三倍之人頭稅；不事生產，遊手好閑者，每人納布一匹。無力交納者服勞役，國家供給其衣食。凡利用國有自然資源者，從事家庭手工業者，以及其他非農業生產活動者，一律向所在地政府申報其從事之職業、財產狀況，國家根據成本核算，從其利潤中抽取1/11，作為貢獻。有敢不自動申報及申報不實者，除沒收其全部收入，另罰一年苦役。
這些通過“托古改製”運動一股腦地推向當時社會的一項項新政策，確實叫人有接應不暇之感，也著實讓人們為之振奮，不管這麼說，這些東西勾起了人們的向往，吊起了人們的胃口，暈暈忽忽感到一個“新世界”的到來。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那就是我們千萬不要把這些東西看成是王莽個人獨出心裁的創造，而應該視之為是當時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創作。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知識分子終於登上了政治舞台，這為他們用儒家的理想去改造不能令人滿意的現實提供了政治條件，令他們遺憾的是西漢帝國的皇帝們卻死守著“王霸雜用”的家法，玩著“儒表法裏”的政治遊戲，僅僅將神聖的周、孔學說作為一件遮羞的外衣，披在拿著屠刀的手上，所以社會生活每況愈下，令人痛心疾首！叫人驚喜的是，現在儒家的代表人物王莽，大新帝國的皇帝，公然否定了秦漢舊製，決心“托古改製”，即按照周、孔的理論，進行一次空前偉大的社會實驗，誓把儒家的理想國落實在人間，讓普天之下的王臣在有生之年跑步進入“黃金時代”，這是何等輝煌、何等鼓舞人心的偉業！投入到這一偉業是何等的光榮，能夠親手從事這一自有生民以來的偉大實驗又是多麼的幸運！
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除少數例外，大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王莽所領導的“托古改製”運動中來。象王舜、平晏、馬宮等深諳儒學的大官僚，劉歆、桓譚等精通儒學的大理論家就不必說了。一些儒林名流，如崔發、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尊等輩也都紛紛獻計獻策，為“托古改製”推波助瀾。至於四方名不見經傳的眾多儒生更是為此而歡呼雀躍，搖旗呐喊。這時的朝廷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氣騰騰的一番景象。公卿大臣、各派名儒齊聚在王莽的周圍，依照王莽“製定則天下平”的指導思想，對於地理區劃、禮樂製度、《六經》的宗旨等大問題，根據儒家經典，各自殫精竭慮地進行認真的考證，展開激烈的辯論，他們早出晚歸，很多問題連年不決。由於他們太投入了，以至於忘記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麼司法案件，什麼官吏任免，全都被他們拋到了九霄雲外，激動他們的隻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偉大的理想要由他們這些時代的幸運兒親手來實現了！
轟轟烈烈的“托古改製”運動也驚動了王莽的老同事、老朋友揚雄。這位從來都以甘於淡泊、清淨自守而自詡的大思想家、大文豪，居然也從與世隔絕的書齋中走了出來，投身到這火熱的大變革中去。麵對這前無古人的偉業，他太興奮了，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心中的頌歌。為了謳歌新時代，為了謳歌這前無古人的偉業，為了謳歌這一事業的領導者王莽，揚雄滿懷激情，揮起那獨霸當時文壇的椽筆，寫下了一篇後來將他死死地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的奇文，名之曰《劇秦美新論》，其詞曰：
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而起，為四海之主，尚古愛民，兼天地之神明，配五帝，冠三王，自開天辟地以來，未之有也，臣披肝瀝膽不足以頌其萬一。
臣聞有史以來，太上莫顯於三皇之世，其次當屬五帝之世，再次莫盛於西周。其後五霸、七雄征戰不已，天下大亂，至秦王政橫掃海內，吞並六國，稱始皇帝。施行暴政，窮兵黷武，焚書坑儒，天怒人怨，二世而亡，何其劇也！漢高祖起於豐沛，轉戰南北，首入鹹陽，再克項王，稱帝天下，除秦苛政，解民倒懸。然而承襲秦之舊製，違古悖儒，至使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彰，傳之數世，氣數絕矣。
今我大新受命，與天剖神符，與地合靈契，非新室誰能比之，真天子之表也。受命以來，繼商周之失業，續唐虞之絕風，製禮作樂，修明堂，建九廟，定《六經》服匈奴，複五爵，製井田，免奴婢，以德服人，廣開言路，使先哲往聖之精神，發揚而光大之。如今國勢蒸蒸日上，萬民欣戴，四夷賓服。今日之偉業，必將流芳百世！
對於揚雄的積極表現，王莽雖然沒像對待那些踴躍獻符命的墮落文人那樣慷慨，但也算沒有忘了他，給了他一個中散大夫（皇帝的顧問），作為歌頌的回報。
當然，最興奮的還得數王莽，常人說：在晚年實現青年時代的理想，那才是最幸福的人。王莽榮登大寶之年已是54歲的將老之人，能夠在這時眼見自己青年時代的夢想就要實現了，怎能不叫人興奮呢！為了加快理想實現的步伐，他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發動的“托古改製”運動中去，史書說王莽此時“常禦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漢書·王莽傳中》），我們相信這是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