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他的對手一個個倒在血泊中，這使他信心大增，何必扭扭捏捏地做個周公式的假皇帝，不如痛痛快快地做個真皇帝。
始初元年（公元8年）9月，王莽的母親功顯君去世。母親去世，對一般人來說固然令人悲痛，但也屬於無可奈何的事情，人生自古誰無死呢？但這件事對王莽來說卻與一般人有些不同，他當然也很悲痛，可他最關心的還是這件事情給他帶來的麻煩。這麻煩也許是他喜歡“玩”的政治跟王莽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們知道，王莽雖然在頭腦裏閃過當真皇帝的念頭，不過他暫時還沒有將其付諸實現，所以現在他的身份還是個給老劉家看家護院的假皇帝，他必須“忠”於劉姓血統。這樣，他就無法按皇太後的禮遇給自己的生母送終，因為現在的皇太後是他的女兒，太皇太後是他的姑姑王政君，他的生母不僅是個名分很低的封君，而且從政治的角度看，反倒成了外姓人。因此隻能按外姓人和封君的禮遇規格安排喪禮。但是按傳統，無論是誰，出於對生母的“孝”，就必須為生母服重服，行重喪。不過如果這樣，就恰恰暴露了他王莽根本沒有資格給老劉家當什麼攝皇帝！王莽碰到的這一矛盾，實際正是這個權力狂作繭自縛，自己給自己出的一道難題。平時他口口聲聲說，他是周公、孔子的傳人，口口聲聲說，他要按儒家的學說辦事。然而現在在儒家的經典中卻根本找不到使他擺脫這一困境的理論根據，這不是個天大的笑話嗎？有趣的是，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們時常會陷到這種十分尷尬的困境中，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即，如果說一種理論曾經成全過你，那麼它有一天肯定也可以敗壞你！現在王莽就嚐到了這種苦頭。
不過，王莽也有他的辦法，首先他有權，怎麼幹也沒人敢提出異議！此外，沒有根據可以找根據，沒有理論可以製造理論嘛。這個重要的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了劉歆的肩上。
對於劉歆來說，這也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任務，因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搞這種欺師滅祖的勾當是很不光彩的，而對於一個官僚來說，這一任務又顯得過於沉重，因為搞不出個所以然來，是不好交差的！但是自從他劉歆把自己的命運與王莽掛上了鉤之後，這類事情他已經幹了不止一次了，這就象一個出賣肉體的娼妓，第一次接客也許還有些猶豫和羞怯，以後也就習慣了，出賣靈魂的知識分子何嚐又不是這樣。回顧一下劉歆這些年來所走過的路，對認識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有好處。劉歆是在一個純學術氛圍的貴族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儒家知識分子。對知識的熱愛和認真鑽研的精神，逐漸培養起他那獨立思考和追求真理的品格，正由於具備了這種可貴的品格，他才能不拘流俗，對欽定的《官學》抱著批判的態度；在真理的麵前，對他父親劉向也不讓寸分；才敢於向那些抱殘守缺的所謂名儒挑戰；才能夠在學術成就上達到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成為一代宗師。可惜的是，同是這個劉歆，自從從純學術圈子跳到政治舞台上之後，他就發生了質變，但這並非是劉歆一人的過錯，要知道在古代專製政治下從來就沒有什麼遊離於政治之外的純學術，更沒有遊離於政治之外的純粹的知識分子，這點就注定了劉歆的悲劇命運。劉歆剛一踏上社會，就碰到了自孔子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碰到的一個悖論：第一、作為知識分子，必然把追求真理當成自己的終極價值，把獨立思考當成求得真理的必由之路；但在君主獨裁的專製政治中，沒有政治權力認可以外的真理。第二、假如說你追求到的真理得到了政治權力的支持，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但作為對政治權力支持的回報，你又必須用你掌握的真理為任何荒謬的政治行為服務，於是真理也就不成其為真理了。這是古代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掙脫的一個怪圈！如今我們可憐的劉歆正在這個怪圈中痛苦的掙紮著。
他從青年時代就是王莽誌同道合的朋友，但二人的誌趣卻有很大區別，劉歆誌在學術和知識；王莽雖然精熟《五經》，但他更迷戀政治。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裏都作出了令人驚訝的成績。但是這裏麵我們必須清楚一個事實，那就是王莽沒有劉歆的學術成就的支持完全可以達到目前的高度，而劉歆沒有王莽在政治上的援引，恐怕在被權臣名儒們攆出朝廷後，將永遠要在邊荒之處悄無聲息地亂掉。是王莽當政後，他的主張才靠政治強權得以被立為“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學術地位；是王莽當政後，他們父子二人的偉大學術著作《七略》才得以完成；是王莽當政後，他劉歆的天文曆法傑作《三統曆》才得以通行於世，是王莽當政後，他劉歆才躋身於帝國的最高決策層，成為主管意識形態的一把手。他對王莽的知遇之恩是感激泣零的，是無以為報的。既然如此，那你就忠心耿耿的服務好了。於是劉歆由一個令人尊敬的大學者搖身一變成了帝國的一個顯赫的官僚，王莽對他要求的不多，他的任務隻有一個，就是為王莽的一切政治行為在儒家的經典中找到理論根據，把王莽的思想當作真理去進行宣傳，直到帝國的每一個臣民都接受為止。這是個十分沉重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需要的不是才氣和思考，不是專研和探索，不是切磋和爭論；而是需要執行和照辦，是編造和粉飾，是需要什麼就得去說什麼。這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夠痛苦的了。但是劉歆想到王莽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特別是想到自己所享受到的叫人眼紅的物質、政治待遇，他覺得這個買賣幹得過！從此他就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官僚，久而久之，他反倒習慣了官僚的生活，而對那些埋頭專研學術的書呆子們則嗤之以鼻了。揚雄，這個王莽、劉歆過去的老同事，一個始終在埋頭搞學問的人，在窮愁潦倒中，傾其全部心血寫出兩部哲學著作：《太玄經》和《法言》。劉歆卻當著他的麵，不屑一顧地說：“你揚雄是徒然自討苦吃啊！而今國家用利祿養著的那些學者還沒一個人搞明白《周易》究竟是怎麼會事呢，聽說你又搞什麼《太玄》？我真擔心將來人們用它蓋醬缸去！”可見，劉歆自從變成官僚之後，就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
現在王莽的任務壓下來了，他在感到沉重之餘，信心還是有的，而且這也是個機會，問題不困難，能找我劉歆嗎？每逢此時，他都迫切地想在帝國的臣工麵前露一手，讓人們看看，他劉歆雖然不會斬將搴旗，攻城野戰，但憑著筆杆子照樣能，辦大事，立奇功。為了盡好地完成任務，劉歆組成了一個由78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他牽頭，征集了在京師的博士、儒生，經過反複的討論、修改，終於搞出來個理論方案，交由王莽審查。
現在讓我們看看劉歆一夥禦用文人是怎樣“天才”地決這個問題的。他們在這個方案中說：
居攝之義，是為了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定海內也。過去，商湯去世，太子早死，其子太甲幼小愚頑，伊尹將其放逐於桐宮，然後居攝，以此挽救國家。周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周公代成王而居攝，以此振興周王朝。今太皇太後委政於安漢公，治理天下。卻遭孺子幼弱，無力為君。正值此時，天降丹石之符，因此太皇太後順應天意，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興盛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密府，會群儒，製禮作樂，眾官各得其所，大功得以告成。聖心無所不知，獨具慧眼，發揚周禮而光大之，猶如孔子之不可超越，若非聖哲，誰能如此！今功顯君去世，按《禮》規定：“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承皇天之命，受太後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其私親。《周禮》說“王為諸侯緦衰”，“弁而加繯垤”，攝皇帝應如天子吊諸侯之服，以應聖製。
我們所以不憚其煩地把他們搞的這套東西完整地呈獻給讀者，並不是為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而是讓大家看看專製政治下的禦用學者墮落得有多深，以及專製政治是怎樣成功地塑造了儒家知識分子的奴性人格的。這些孔子的門徒，為了王莽的政治需要，居然把他們心目中的神聖理論當成一塊碎布，撕來扯去，東拚西湊，把反映人情的“禮”，踐踏得麵目皆非！這些孔子的不肖的子孫，為了自己的這種傑作反倒沾沾自喜，因為他們討得了主子的歡心和誇獎。王莽確實對他們搞出來的方案非常滿意。那麼王莽究竟滿意在哪裏呢？我們已經說過，王莽陷到了“忠”與“孝”的兩難處境中而不能自拔。可劉歆這些禦用的理論家們卻幫助王莽及時的擺脫了困境，他們引經據典，振振有辭地說，王莽當假皇帝，這是古以有之的，這是天意，這是為了劉姓的江山，這是為了天下蒼生，所以首先要考慮的是盡“忠”，而不能考慮如何盡“孝”。王莽作為天子，應將其母放在天子之下的諸侯的位置上，因此王莽不能給自己的生母服三年的重喪，而隻能為生母服幾個月的輕喪。到這裏，人性扭曲了，然而王莽卻解脫了。不過，我們在這裏倒不必刻意去譴責王莽及其同黨們，要知道這類事情在以往中國的專製政治史中彼彼皆是，不足為奇，相反，在這種荒謬的政治中，如果不發生這類事情，那倒是令人駭怪了。
王莽母親的喪事在劉歆等人的遮掩下總算體麵地過去了，但事後王莽始終感到別扭，問題出在那裏？思前想後，關鍵還是在自己自編自導自演的這出“周公戲”上。孟子早就說過“出乎爾者，必返乎爾。”“周公戲”使王莽贏得了觀眾，成為西漢帝國末期一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然而也正是這出“周公戲”，無時無刻不在束縛著自己的手腳，因為周公這個角色在一開始就規定了演出的內容：他隻能是老劉家的一個忠實的臣民，隻能是西漢帝國的捍衛者，充其量他把這個角色發揮到現在這種地步，作個假皇帝。最初，他對這個角色非常感興趣，一個人象周公一樣在政治大舞台上表演一番，使一個老大的帝國危而複安，在扶危定傾之後，製禮作樂，帶領帝國的臣民奔向夢寐以求的“黃金時代”，這是何等輝煌的事業！再說，作為一個孔門弟子，能夠由他實現孔夫子抱恨終生的“吾不複夢見周公”的遺願，這又是何等的偉大啊！人生如此足矣！可是，現實與設想的距離太大了。回想一下，從漢哀帝死，自己重掌權柄，到現在，屈指一算，已經9年有餘，他天天在扮演周公這個角色，盡量想把它演好，為此他使盡節數，絞盡腦汁，但是仍然有人不理解他，明裏暗中反對他，弄得他心勞力絀，不得安生。特別是母親的死，對他刺激太大了。有人說他“意不在哀”（《漢書·王莽傳》），可有誰知道他的苦衷？他扮演的是周公，而不是一國之君！他不知道為母盡孝是人子之責嗎？但為了周公這個角色他必須作出犧牲。如果他真地按皇帝的身份去為母親盡孝，當然是再好不過了，可到那時，更會有人罵他是個喪心病狂的“野心家”！想到這些，他開始痛恨過去他曾是那麼樂於扮演的角色──周公了。從此他下定決心，不能把這個角色再演下去了。怎麼辦？從現在起，封還“假皇帝”的印璽，脫下周公的行頭，急流勇退，象閑雲野鶴般作個江湖散人，但這樣做現實嗎？他為了扮演周公這麼個角色，多少人倒在血泊中，這裏麵既有自己兒子的血，也有政敵的血，他手上的鮮血能夠因此而揩幹嗎？再說，他從年輕時起，就從來沒想在人生的旅途上後退過，如果退，他早退了，何必等到今日。現在更不能退，理想還沒有實現，人們還期盼著他，更何況從現在的位置上隻要向後稍稍倒退一步，就會立刻跌得粉身碎骨！眼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不當假皇帝，當個真皇帝。關鍵是怎樣從假皇帝一躍而成為真皇帝？
正當他苦思焦慮地琢磨這件大事情的時候，他的寵臣、司威（王莽新置的官，負責糾察百官）陳崇向他揭發了一件令他十分惱火的事情：剛被封為衍功侯的侄子王光暗地裏囑托執金吾（首都公安局長）竇況為他抱私仇，將仇人殺死。竇況是王莽的愛將，屢立奇功，平叛以後當上了執金吾，負責京師的治安。竇況見王莽的侄子來求他，受寵若驚，滿口答應。他自恃功高，手握重權，覺得殺個人那還算什麼！於是，找個理由就把王光要殺的人殺掉了。王莽聽完陳崇的彙報，勃然大怒。王莽對吏治始終是嚴加關注的，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深感吏治腐敗帶來的惡果，所以他層層立法，多處監察，結果仍然是防不勝防。他對“高幹子弟”的要求更加嚴格，他知道這幫家夥，狗仗人勢，無惡不作，是人們最痛恨的對象。因此他從自己作起，堅決執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就是他的兒子犯法，他也決不寬貸！所以社會影響很好，得到了輿論的讚譽。可是就在他想當真皇帝的關鍵時刻，良好的政治氣氛卻讓王光和竇況全給破壞了，怎能不叫他怒氣衝天！經調查，情況屬實，他二話沒說，下令將竇況逮捕，經審訊後，處以死刑。王光也被王莽找來痛加指責一頓，讓他在家聽候處理。王莽對王光的處理所以猶豫不決，是因為他與王光感情頗深。王莽的哥哥早死，嫂子帶著幾個孩子寡居，王莽毅然挑起了撫養寡嫂兄子的重擔，盡心盡力，很受社會輿論的讚揚。現在侄子犯了大罪，怎麼辦？王莽也拿不定主意了，還是先讓王光回家在說吧。但王莽的嫂子卻因兒子的事情嚇得要死，王光回家後，他母親指著王光說：“你自己好好看看，你和王獲、王宇哪個跟王莽更親？他們是王莽的親兒子，犯罪都得死，你如今難道能逃一死嗎！”結果母子一起畏罪自殺，這個結局大出王莽意外。這次的執法如山並沒有給王莽帶來讚揚與喝彩，有人說王莽所以大義滅親是為了釣名沽利，撈取政治資本。看來做人真難啊！你姑息縱容自己的子女，有人罵你；你秉公執法、大義滅親，還有人罵你。但我們必須為王莽說句公道話：王莽殺得好！一個專製獨裁者能夠作到這點實在難能可貴，至少民眾支持他這麼做。問題是隻要專製製度不變，王莽就是作得再激烈，也僅能收到一時之效，卻無法杜絕類似是事情永不發生，因為專製製度是不受製約的特權產生的溫床和保護傘，隻要這種製度存在一天，權力的濫用就必然存在一天，就是比王莽再明智的統治者對它也無可奈何！
按理說，王莽永遠也不能從假皇帝一躍而成為真皇帝。因為根據幾千年的傳統，無論是王位還是皇位都必須按照血緣關係世代傳承，一個外姓人如何能給老劉家當皇帝？如果你非要這麼幹，除非你用暴力去搶，隻要你能搶到手，皇帝的桂冠就是你的，勝者王侯敗者賊嘛，中國人向來認這個。你不想這麼幹，怕流血，怕死人，想耍點小手段，把皇冠悄悄地弄到手，人們一般不認你這個，認為你非法，罵你是竊國大盜！看來王莽用人力是難以回天了，於是，他想到了借助於當時人們普遍相信的超自然的神力幫他度過這一難關，這就是所謂的“符命”。
什麼是符命？這是個一言難盡的學術問題，對此，我們沒有必要作一番學究式的考察。簡單地說，“符命”就是“天符之命”或者“聖王受命之符”。這裏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符命”這種鬼畫符是與科學相對立的迷信。從古至今，人類都無法消滅迷信，甚至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人在內心深處仍然有著難以克服的迷信心理，何況生產力水平極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了。那時，人在自然、社會的麵前很難把握自己的命運，因此始終相信有一個超越自然、社會的神秘的力量在左右著人類的命運，人類的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的，同時也是不可違抗的。這就是“符命”產生的思想土壤。不過“符命”這種迷信的東西能夠登上大雅之堂，還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具體地說，是秦始皇這個千古第一帝把它請到巍峨的廟堂之中的，然後放在帝國政治祭壇的最高處，成為臣民膜拜頂禮的神秘力量的化身。在這個予智予雄的獨裁皇帝統一中國之前的戰國時期，“符命”之類的迷信思想就久已在社會上流傳。可是，它卻遭到理性主義思想家的普遍地抵製。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夫子就曾明確地表示，他“不語怪力亂神。”在思想大解放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為了使自己學派的思想立於不敗之地，更是不屑於將見不得人的迷信之物納入自己的學說中，所以在那時的思想界理性主義乃是主流，迷信思想受到了最大的遏製。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理性思想的主流之外，確實還有一股反理性的逆流存在，這就是在戰國中晚期出現的陰陽家學派的《五德終始說》。《五德終始說》的要點是：一、把傳統的“五行”說引入政治學領域，用以解釋曆史上朝代興亡的終極原因，為某一個君主的暴力奪權做必然性的辯護。二、為獨裁君主製造“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這就是所謂的“符命”，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符命”記載，見之於戰國時代的一本書──《呂氏春秋》，其內容如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蚓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