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確實沒有估計錯，果然有人在暗地裏搞陰謀了。一個製度再嚴厲，一個人的權力再大，一項措施做得再天衣無縫，也根絕不了各種形式的反對派存在。王莽對劉姓貴族極盡拉攏、防範之能事，可還是有人不買他的帳。孺子嬰剛立為太子，安眾侯劉崇和他的國相張紹就開始了他們的密謀，劉崇認為：“王莽專製朝政，必然危及我劉氏江山，狼子野心，天下皆知，可歎沒人膽敢挺身而出，力保祖宗之基業，實乃宗室之奇恥大辱！我決定首舉義旗，誅討王莽，天下必然起而響應。”張紹也是個沒頭腦的政治冒險家，這麼大的事情，連過細的籌備工作都沒做，就按照劉崇的指示，匆匆忙忙帶著幾百人去攻打南陽郡的重鎮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去了。這幾百人滿以為他們一窩蜂地擁到宛城的深溝高壘麵前，拚命地搖旗呐喊一通，就會反者雲集，然而他們完全想錯了，此時的民眾還不想跟劉姓貴族跑，所以他們被守軍給了一個迎頭痛擊，打得大敗而歸，皆作鳥獸散。
這一看似鬧劇一般的非常事件很值得玩味。他發生在王莽幾乎是暢通無阻地走向權力高峰的關鍵時刻，它的發生，至少說明王莽對形勢地估計過於樂觀了，雖然他竭盡全力搞了許多運動，但反對力量並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肅清，而隻要反對力量還存在，他王莽就不會得到安寧，而且民眾也很可能在他們認為需要的時候作出相反的選擇，這是一個獨裁者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曆代統治者無不牢記孔夫子關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誨；同時也牢牢記住老子的“使夫智者不敢為”的統治秘訣。愚民政策可使民眾喪失選擇的能力，為此就必須讓“出頭的椽子先亂”，當民眾喪失自己鬥爭的領袖時，他們就會變成一群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現在居然有人站了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但是，這時的反對派也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也看錯了形勢。這個劉崇蠻天真地以為，隻要他振臂一呼，眼前就會星火燎原，義旗招展，說不定他頃刻間就能衝進龍霄殿，坐上它一帝呢！老劉家的江山我也有一份啊！不過，這他可太一相情願了。他自己可能對劉氏江山感情頗深，天下人是否如此？他卻一無所知。要知道這時的天下人已經看透了劉氏家族的腐敗無能，對之已經大失所望，自從老劉家出了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這幾個混帳皇帝之後，把個天下弄得是一天不如一天，簡直是四海皆怨，無論是處於饑寒交迫中的民眾，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名儒博士們，無不痛感眼前的日子實在是無法維持下去了。走投無路的窮人，為求生存，有的已經開始鋌而走險了；而那些因禍之將至而恐懼憂慮的勞心者，此時有人借助經書，猛烈抨擊時政，有的甚至公開提出選賢舉能、改姓易代的主張。總之在西漢帝國的末期，社會各個階層出自不同的目的，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那就是不管怎樣，必須找到一條出路，擺脫眼前的絕境，否則將不堪設想。既然劉氏家族已經無力承擔起這一重任，那麼何不去尋找一個新的鐵碗人物呢？把國家、民族的命運全部托付於他，避免通過流血的手段，使社會重新走上平穩運行的軌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莽才得以以救世主的形象嶄露頭角。當天下人正對王莽抱著這一熱切希望時，你劉崇的輕舉妄動不是類似於螳臂當車嗎？。
經過這次政治危機的考驗，王莽對自己的統治信心倍增。問題是怎麼對這一事件進行善後處理，徹底消除它惡劣的政治影響。劉崇兵敗，震驚了與之有關的所有人，按法律規定，犯了這種滔天大罪的人不僅本人必死無疑，其親族也難逃厄運，所以劉崇及其追隨者的族屬也都惶惶不可終日。劉崇的族父劉嘉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可巧張紹的叔伯哥哥張竦也被牽連進去。張竦這個人讀者朋友一定還有點印象，此人曾經給王莽的死黨陳崇作過文章槍手，對王莽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是個過得硬的筆杆子，在社會上很有點小名氣。他與劉嘉商量，與其在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到王莽那裏負荊請罪，或者能夠求得一條生路。這一著果然很靈，王莽毫不猶豫，當即赦免了他們，這倒不是王莽多麼仁慈，而是他們這麼做正中王莽之下懷，因為王莽此時非常需要以這種表演來抵消劉崇造反的負麵影響。張竦也故技重演，將一篇以劉嘉名義寫的效忠信讓劉嘉隨之呈遞上去。
這封效忠信又臭又長，無非是說，沒有王莽，老劉家的江山早就完了；沒有王莽，劉姓貴族也早就絕了；沒有王莽製禮作樂，天下怎能如此繁榮富強。總之，王莽是個“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漢書·王莽傳上》）的救世主式的神。歌頌完王莽，緊接著又把劉崇罵個狗血噴頭，說他凶狠殘暴；說他十惡不赦；說他罪不容誅。最後建議，將劉崇的宮室夷為平地，然後放水淹沒，使之成為藏汙納垢之所。
這封效忠信寫得王莽是心花怒放，他想說的話，文中都說了，他沒想到的，文中竟也替他說了，這封信真是一場他所需要的及時雨！王莽深感到筆杆子的威力，它有時可以辦槍杆子辦不了的事情！眼前就是如此，你王莽殺也殺完了，到處是血腥味，到處是恐懼和懷疑的目光，沒有這篇筆杆子的傑作，你怎麼去收場？張竦的這篇文章總算給王莽解了圍，王莽怎能不高興呢！他立刻命令公卿們討論這篇效忠信。經過認真討論，公卿大臣們眾口一詞地說：“應按劉嘉所說照辦。”
劉嘉和張竦二人因禍得福，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成為被到處宣揚的政治樣板，而且回報是驚人的豐厚：劉嘉被封為帥禮侯，食邑1000戶，他的七個兒子都被封為關內侯；張竦被封為淑德侯。對於這種拿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搞政治投機的渣滓，人們始終是嗤之以鼻的，當時的長安人編了幾句順口溜，諷刺他們說：“欲求封，過張伯鬆（張竦的字）；力戰鬥，不如巧為奏。”王莽也沒有忘記參加這次平叛鬥爭的南陽吏民，其中100餘名有功人員封了爵。劉崇的宮室按建議被放水淹沒。並通過一項決意：以後如有謀反者，以此為例。
王莽暗自想，事情還不能這麼完，他得借助這場叛亂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關鍵是誰去落實他的想法。他的擔心其實是多餘，朝中的官僚辦別的事情也許低能，可挖空心思地去揣摩主子的念頭個個都是高手！沒多久，群臣就上奏太後王政君說：“劉崇所以敢於發動叛亂，是因為“假皇帝”權力太輕，臣等以為應進一步加強其權。”太後不得不下詔說：“以後王莽朝見太後可以自稱‘假皇帝’”。就這樣，王莽借助“劉崇事件”把自己頭上的最後一個障礙也給搬掉了，從此以後再也用不著太後長，太後短的了。
不斷增加的權力並沒有給王莽帶來預期的好運。他自從作了假皇帝之後，幾乎是凡事不順，劉崇謀反的事情就不必說了，這年年底，羌族叛亂的消息又震動了京師長安，使本來就很難過的居攝元年，顯得更加暗淡無光了。
我們曾經講過，兩年前，也就是漢平帝元始4年，王莽為了給他受“九錫之賞”製造輿論，曾用十分卑鄙的手段誘騙了羌族人的大片土地，並在那裏設置了海西郡，派遣漢族官吏進行統治。羌族人對此一直扼腕切齒，久蓄反誌，現在終於在酋長龐恬、傅幡的號召下，起兵叛漢。海西太守程永見事不好，倉皇逃竄。王莽聞之大怒，一刀結果了程永的性命，然後派護羌校尉竇況帶兵前去平叛。
王莽居攝2年春（公元7年），羌人的暴亂總算被鎮壓下去。不過，此事卻叫王莽大丟麵子，因為如此一來，他精心設計，用以粉飾太平的“四夷賓服，萬邦來儀”的政治神話就徹底破產了，這不僅使他陷入愧對輿論的尷尬境地，而且很可能動搖人們對美好理想的信心。人在這時，心都很虛，王莽他仿佛聽到了反對派幸災樂禍的竊笑聲，仿佛聽到了追隨者們失望的歎息聲。王莽作為一個政治家，相當清楚某一事件的分量，孤立地看，這件事很無所謂，曆朝曆代這類事情可以說層出不窮，所以無足掛齒，更何況叛亂已被鎮壓下去，我王莽不還是勝利者嗎？。但從他那跑步進入“黃金時代”的整體戰略部署觀之，有時一個環節的斷裂，往往會引起整個鏈條的崩解，到那時，不僅他的理想、他的事業、他的權力、他的位極人臣的榮華富貴要付之東流，而且他將會由一個萬民景仰的救世主轉瞬之間變成一個任人唾罵的政治騙子！想到這些，他真有點不寒而栗，他再次感到“玩”政治是多麼的危險。可是，自古以來的政治家都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迷信心理，當他們遇到溝溝坎坎時，都會念這麼一句咒語：“時來天地皆同力”，堅信自己是命運的寵兒。可他們卻常常忘記還有這麼一句話：“運去英雄不自由”！這時王莽的事業正如日中天，火得很！因此他堅信幸運之星將繼續照耀著他，眼前這點亂子，隻要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也就挺過去了。
叛亂平定後，他決定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這些年來，他王莽處心積慮想的就是一件事，即如何抓權；可舉國上下卻望眼欲穿地期盼著這位救世主解民於倒懸，並且盡快走上富民之路。王莽接到手的這個亂攤子，最叫人頭痛的就是經濟問題，而經濟問題中最需要解決的則是政府的財政危機。而造成政府財政危機的根源乃是政府財政開支數額浩大，僅宗廟祭祀一項的支出就是個天文數字，據當時的史料記載：
凡祖宗廟在郡國68處，合167所。加上京師的廟數共176所。每所廟園中還有寢殿、便殿。而且按禮數規定要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寢殿每日上食4次；廟每年祭祀25次；便殿每年祭祀4次；每月抬先帝衣冠遊行一次。而曆代死去的皇後、太子也各有寢園，與諸帝合計共30所。每年祭祀時，供應食品24455份，動用衛士45129人，助祭人員12147人，其中還不包括飼養祭牲的雜役。（《漢書?韋賢傳》）
王莽執政後本應革除如此糜費民財的不合理製度，可恰恰相反，王莽上台後，為了籠絡人心，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他不僅不限製這種製度，反而肆意擴大其規模和範圍，《漢書·郊祀誌》說，由於王莽的提倡，“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顯然，王莽這種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做法，必然加深政府的財政危機。
需要清楚的是，這筆費用僅僅是政府財政支出的極小部分。政府更大的支出則是龐大的官僚隊伍的俸祿、軍費、政府辦公費、大量的賞賜費、公共工程費、賑災費、皇室供養費、教育費……等等，等等。錢從何處出？俗語說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花消自然得向民眾榨取。種種沉重的負擔雖然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但如果能夠按章收取，那也罷了，可恨的是還得加上各級貪官汙吏的中飽私囊和地方豪強的非法掠奪！西漢帝國民眾的日子究竟如何，那就可想而知了。可王莽和他的追隨者都是些在經書裏打轉轉的本本主義者，對經濟問題一竅不通，他們也知道出了問題，也知道問題很嚴重，但就是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因為周公、孔子這類聖人隻談過道德，沒談過經濟，所以到現在王莽也沒有形成一個解決西漢帝國經濟危機的切實可行的構想。怎麼辦？隻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考慮再三，他選擇了幣製改革作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太缺錢了！
不過，平心而論，貨幣確實是個長期困擾著西漢帝國的經濟問題，從建國之初到現在，這一問題始終沒得到很好解決。其問題的核心是：一、幣製混亂；二、貨幣發行量超過社會需求，導致貨幣貶值（從漢武帝元狩5年到漢平帝元始中，在社會上流通的銅錢有28000億枚）；三、偽造貨幣問題嚴重。這個問題不及時解決，一來要加深流通領域的進一步混亂；二來也必然加重政府的財政危機。
王莽搞什麼事情，都得引經據典，這次豈能例外。他根據古書“周錢子母相權”的記載，在這年5月，決定改變“漢製”，首先把長期以來流行的單一幣種──“五銖錢”變而為三種可以互換的幣種，即“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漢書·王莽傳上》）其次，改變貨幣的形狀，由傳統的圓形改為長刀形，然後，禁止列侯以下不得擁有黃金，凡是私人擁有的黃金一律上繳國家，按值兌換成銅幣。第一項措施主要是為了便利商品的交易和流通，似乎很值得肯定。但問題是新舊貨幣的比值不合理，例如大錢一枚，重12銖，含銅量僅為五銖錢2倍，麵值卻為五銖錢的50倍！難怪“民多盜鑄”，由於兌換的比值不合理，反倒加劇了流通領域的混亂。第二項措施主要是通過貨幣改形和鑄幣工藝複雜化（“黃金錯其文”），廢止過去流通於社會上的偽劣銅幣，杜絕盜鑄銅幣的現象。這一措施雖然值得肯定，但由於第一項措施的失誤，必然要抵消第二項措施的意義。第三項措施主要是通過國家對貴金屬的壟斷，來支持政府新貨幣政策的出台，控製日益滑坡的經濟形勢，然而民眾上繳的黃金始終沒能給予兌現成相等的銅幣，這就形同公然地掠奪了，自然要引起黃金持有者的反對（黃金持有者肯定都是富人）。總之，王莽的這次幣製改革顯然還欠成熟，暴露出很多問題，所以必然難以收到什麼實效。
整頓經濟的工作剛剛開始，就被一件突發性事件給打斷了。王莽居攝2年9月（公元7年），東郡太守翟義再次發難，舉起反王莽的大旗，掀起了一場震天撼地的武裝鬥爭。消息傳開，舉國震驚！
翟義何許人也，如此仇恨王莽，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如果我們指出這個翟義乃是漢成帝時那個被整死的名相翟方進的兒子，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我們曾講過翟方進的死是個謎，表麵看，是漢成帝整死了他，但幕後人是誰呢？百分之百是王莽，但證據在哪裏？找不到，專製政治從來就沒有透明度，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陰沉沉的鐵幕背後完成的，所以隻能去猜測。
翟義是翟方進的小兒子，借他父親的光，入宮為郎，20歲就被任命為南陽都尉，身為丞相之子，無所顧及，對王氏家族也沒放在眼裏。結果與當時的當權派、大外戚曲陽侯王根發生了衝突。再加上他父親死於王莽上台之初，所以對王氏家族，特別是王莽恨之入骨。翟義一直作地方官，在東郡太守的任上，正是漢平帝死後，王莽居攝時期。還是那句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由於舊恨在心，他對王莽搞的這套政治把戲自然十分厭惡，他又見地方豪強和劉姓貴族也都對王莽十分不滿，於是決定策劃一起大暴動。他找來他的外甥陳豐，跟他說：“王莽現在聲稱他代行天子事，號令天下，故意找個宗室的小孩子當太子，說是學習過去周公輔成王的榜樣，其實是在靜觀人們的反應，將來他肯定要取漢而代之，此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遺憾的是如今宗室虛弱，外無強藩，天下人無不俯首聽命，沒人敢於挺身而出，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我有幸為名相之後，據守大郡，父子兩代身受漢恩，理當為國討賊，安定國家。我決意舉兵聲討王莽，擁立劉氏子孫。就算失敗，為國而死，雖死猶榮。你願意跟我幹嗎？”陳豐年僅18歲，少年氣盛，聽到舅舅這番披肝瀝膽的豪言壯語，不禁熱血沸騰，大喊一聲：“幹！”
翟義為了使聲討“野心家”王莽的運動更具有政治合法性和感召力，又把當地貴族嚴鄉侯劉信和他的弟弟武平侯劉璜拉進來。這兄弟倆原是漢哀帝時因所謂謀反罪被殺的東平王劉雲的兩個兒子（見第五章）。他們幾個，再加上翟義的副手都尉劉宇，組成了核心小組，開始策劃起事的程序。他們感到還缺少個懂軍事的人，聽說東郡的王孫慶很有勇略，而且精通兵法，就策劃如何拉他下水。可王孫慶早在幾年前就應王莽征召到長安去了。於是翟義想了個辦法，他以太守的名義發了一道追捕重犯王孫慶的公文，把王孫慶從長安脅持回來，逼他入了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