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略施小術，就把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的胃口吊得老高老高，耍得他們團團轉。不過，王莽把三教九流弄到京師來，決不是叫他們解放思想，搞戰國時代那種學術自由的，而是叫他們來統一思想，即把思想統一到他的“致太平”的政治軌道上來，讓知識分子在這麵旗幟的感召下，不要再爭一日之短長，而要為我王莽的事業獻計獻策，衝鋒陷陣，不過如此。但熱昏了頭腦的知識分子還完全想不到這點，因為他們與他們的祖師爺孔夫子有一個通病，就是在政治麵前喜歡自做多情，總經不起來自當權者的誘惑，總是把實現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一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聖王”身上，希望他來呼風喚雨，解民於倒懸，將理想之國落實在人間。為此他們不知被無情地愚弄了多少次，又失望了多少次，但他們內心中的“我”始終沒能掙脫“聖王情結”而複蘇，總是一相情願地懷抱著“雖九死其未猶悔”的傻勁和癡迷，繼續翹首企盼著“聖王”再次降臨人世，悲夫！
明堂、辟雍、靈台以及其它工程大功告成之後，群情激動，不能自已。朝中群臣一致上表，強烈要求太後和皇帝厚賞安漢公的曠世奇功，於是一篇最肉麻的頌辭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昔日周公輔幼主成王，據上公之尊，猶費時七年，乃定禮樂製度。至於明堂、辟雍，更是千載以來無人能興之宏構，今安漢公輔政僅四年，功德竟如此燦爛輝煌。安漢公首倡築明堂、辟雍之議，儒生、百姓發揚蹈厲，眾誌成城，以十萬之眾，僅費二旬之時，成此曠古之奇功，即使唐虞、成周之偉業亦無複加焉。臣等以為宰衡之位應在諸侯王之上。
皇帝的詔書下來了，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
王莽卻認為在接受“九錫之賞”，攫取更大的權力之前，僅憑明堂、辟雍、靈台等的落成，僅憑給知識分子點甜頭，還不夠分量，所以必須考慮再增添一些砝碼。他把自己的舉措與經典中描繪的周公“致太平”的圖畫相對照，差距很快找到了：沒有“四夷賓服、萬邦來儀”的盛世之象，“致太平”豈不暗然失色了嗎？前些時候，南方的越裳氏已經獻過白雉了；東方的黃支也曾渡海獻過犀牛了；北方的匈奴已經改名了；現在就缺西方沒動靜了。於是，他立刻派遣中郎將平憲，拿著黃金及其他貴重禮物，趕到塞外的羌族地區進行活動。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平憲把羌族的一個酋長良願從千裏之外的青海帶到長安。王莽問這位羌族酋長，為何自願把肥美的土地獻給漢朝，自己卻退居深山幽穀之中？這位愚蠢的酋長得了財寶，什麼傻事都幹得出來，就按照平憲事先教好的話說：“我們羌族感戴太皇太後的聖明，安漢公的至仁，現在天下太平，五穀豐登，甘露從天而降，醴泉從地而出，鳳凰來儀，神雀降集，自安漢公輔政以來，羌族生活越來越幸福，所以願為大漢藩屬。”總之，在這位酋長看來，隻要你給錢給物，說什麼都行。王莽就用這種手段騙得了羌族的大片土地，也欺騙了輿論。
現在，一切條件都具備了，首先，王莽在羌族故地設立海西郡，把這裏納入了西漢帝國的版圖，然後按《周禮》的記載將天下分為12州，以示西周盛世時華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再現了。海西郡乃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為了充實這裏的人口，他特意修改了50多條法律，把觸犯這些法律的犯人一律發配到這裏。這樣的犯人是不愁找不到的，大清洗運動被鎮壓的那些人正好送到這裏來。據說被流放到這裏的犯人成千上萬，弄得怨聲載道，到這時，一些人才真正嚐到了王莽“致太平”的苦頭。
冬天過去，漢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名義發布命令，在新建好的明堂舉行對西漢帝國的先皇們舉行合祭大典。全國各地的劉姓貴族：諸侯王28人，列侯120人，宗室子孫900餘人全都趕來助祭。典禮完畢，封漢宣帝曾孫劉信等36人為列侯，其餘人等益戶、賜爵、賞金帛各有數。然後又以皇帝的名義下詔說：宗室子弟現有十餘萬人，命令地方長官為他們配置宗師，嚴加管教。”
王莽為什麼突然來這麼一手呢？道理很簡單，王莽深知在他為攫取國家最高權力，接受“賜九錫之賞”而邁出最大的一步時，他必須穩住劉姓貴族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因為現在的帝國還是劉姓的帝國，這幫人對他究竟是“安漢公”還是“篡漢公”還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搞不好，很可能會被他們認作是“野心家”，說不定將會引發一場不可收拾的反叛！為了消除這一隱患，他不能不謹慎從事。借在明堂合祭劉姓列祖列宗的機會，把劉姓貴族的頭麵人物集中到京師，先誘之以利，告訴他們，沒有我王莽，能有你們今天的安富尊榮嗎？沒有我王莽，能有西漢帝國的衰而複興嗎？沒有我王莽，你們能夠站在威嚴宏偉的明堂中享祭你們的列祖列宗嗎？一句話，你們得感激我王莽，別裝糊塗！但大典完畢，還不能讓這幫家夥輕易地散去，這無疑於縱虎歸山！所以在補充一道詔令，讓地方官吏將這幫家夥嚴加看管起來，隻許他們老老實實，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這年四月，孔光病逝，總算提前從一場危險的遊戲中解脫出來。王莽沒有虧待這個恭順聽話的奴才，也是有意給知識分子和官僚們看看，葬禮的規格是最高的，規模也是最隆重的，送葬的車馬就有一萬多輛……然而不知這個孔子的裔孫如何到地下去見自己的祖宗？
孔光死後不久，王莽決定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向最高權力作一次力度更大的衝刺，落實“九錫之賞”。也許人們對此感到不解，難道王莽的權力還不夠大嗎？為什麼這麼貪婪？我們已經反複說過，隻要你玩上這種政治遊戲，那就有進無退，身不由己了，王莽“玩”到這種程度，給人們開了那麼多有待兌現的支票，隻能再“玩”下去，否則立刻就得玩完。
一場規模更大的“運動群眾”的鬧劇又開演了。就在這時，一封封請願書雪片也似地向朝廷飛來，據統計共487572人參與了這次活動，都圍繞一個主題：強烈進一步加封安漢公。與此同時，諸侯王、公、列侯、宗室成員也踴躍加入這一活動。與以往一樣，由寫情願書發展到要求朝廷接見他們的情願活動皇宮們前人山人海，接見的接見，叩頭的叩頭，大家都為王莽的“九錫之賞”忙得不亦樂乎。
事情鬧到這種程度，自然是王莽出來收場。他特別喜歡在這種場麵頻頻亮相，因為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需要，而且也是一種精神享受。試想，一個人在千百萬人的千呼萬喚中徐徐走出來，又在望眼欲穿的期待目光中站在政治大舞台的正中，然後向膜拜頂禮的群氓講經布道，許諾把他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而後是一陣陣山呼海嘯般的歇斯底裏的狂呼呐喊，能不叫人陶醉嗎？但他哪裏知道，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任何快感的取得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
王莽終於開口講話了，他以極其誠懇地態度向他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說道：
臣以外戚，得處高位，未能稱職。但聖德在上，臣治禮於下，移風易俗，四海歸心，外邦皆服。臣每辭封，人們無不流啼，若非至誠感人，豈能虛有此事？而今舉國上下皆歸功德於臣莽，每及於此，臣未嚐不慚愧不已。臣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為此寢食不安，常恐有損聖朝事業。今天下太平，國力蒸蒸日上，實賴陛下聖德，群臣忠心耿耿，以至短短五年，有此奇跡！臣莽實無奇策異謀，現群情激昂，執意欲封臣莽，切望陛下勿許其事。使臣得以竭盡全力製禮作樂，事成之後，臣願歸老故園，為後來賢者讓路。
這番明貶暗褒、冠冕堂皇的謙恭之辭，在明眼人看來，無非是王莽想再次掀起集權高潮的序曲。但被“致太平”這一虛幻的理想熱昏了頭的群氓，特別是那些剛剛嚐到點甜頭的知識分子們，卻被眼前這個活“周公”這番矯情飾詐的甜言蜜語弄得更加狂熱了，他們恨不得立刻把國家這個“神器”全交給王莽，讓這個救世主繼續解救他們。結果是王莽越推辭，他們就越上勁，非讓你要不可！曆史證明，狂熱往往是釀成民族災難的土壤。
王莽的死黨甄邯最能領悟王莽的意圖，他跑去見太後，讓太後王政君下一道詔書，同意王莽的請求，甄邯深知戲不能演得太簡單，演得太簡單不僅不夠味兒，刺激不起群氓更加狂熱的激情，而且很可能露出破綻。於是，王政君下了一道這樣的詔書：
批準安漢公的請求。前此所以讓朝廷討論厚賞安漢公一事，皆因諸侯王、公、列侯、宗室、儒生、吏民眾口一詞，強烈要求厚賞安漢公，並齊聚宮前，不肯離去。告以孟夏將行厚賞，莫不歡樂，齊呼萬歲而退。然安漢公每每叩頭流啼，辭不受賞。方今禮樂製度尚未大功告成，凡事皆需安漢公而定，因此暫聽其請。一旦禮樂製度全部完成，望群公告之，到時再議“九錫之賞”。
朝廷內外接到太後的詔書，義憤填膺，認為這是對他們感情的蔑視和褻瀆，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等902人，在富平侯張純的率領下，再次奔向皇宮之前情願，認為王莽製禮作樂，已使天下太平，世比唐虞，功高伊周，應立即行“九錫之賞”！
什麼是“九錫之賞”？這個說道在《今文經學》中找不到，但在《古文經學》中卻鑿鑿有據，如《周官·春官·大宗伯》（今天叫《周禮》）記載：“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這套繁文縟禮究竟是幹什麼用的呢？原來這套東西是周代天子對等級不同、功勞不等的貴族進行封賞時所遵循的一套規則。這套東西到了戰國時代就已經廢止了。為什麼王莽非得把距他五、六百年前的這套東西從曆史的垃圾中清理出來，用到自己的頭上呢？這裏的理由不外乎有兩個方麵，從眼前的利益說，王莽現在以外戚的身份幹政，那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孔夫子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為了使名不正言不順的事情變成名正言順，他就必須為他的行為尋找到人們能夠普遍接受的理論根據，否則他就站不住腳，並且會被人們視為“野心家”打倒。在西漢時代，由於儒家學說被尊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所以他王莽隻能在儒家學說中做文章。但《今文經學》在這點上幫不了他的忙，可《古文經學》中卻有他需要的東西。尤其是《周禮》這部書，更是應有盡有。這部書有什麼奇妙的功能呢？在今天看來實在沒什麼奇妙的功能，它不過是西周時代記錄國家典章製度的一部書。但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直到清代都一直認為它是周公為“致太平”寫的一部輝煌著作。所以，王莽選中這部書來解釋他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有權威性的。既然人們已經承認他是“周公”式的偉大人物，那他接受“九錫之賞”不僅是有根據的，而且也是當之無愧的。如果從遠處講，當時的人們所以能夠普遍接受王莽這種掩耳盜鈴的政治遊戲，並不完全是由於暴力的威脅，我們倒寧願從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態觀之，我們民族是個向後看的民族，它特有的文化心態就是泥古不化！什麼都是過去的好，離自己越遠的時代越輝煌，因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時代就成了曆史上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結束以後，日子就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了。於是那個遙遠的、已經逝去的“黃金時代”就成了我們民族心向往之的烏托邦，從而也就成了中國古代一次次狂熱的理想主義運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有了這樣的文化基礎，當王莽高舉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麵烏托邦的大旗，振臂一呼時，才能應者雲集，瘋狂地跟著他向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之國衝去。後來，很多人認定王莽是個政治騙子。我們倒寧願認為他是個最大的受騙者，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確實對孔子及其儒家學派虛擬出來的那個“黃金時代”的神化始終深信不疑，始終想去實現它！否則他不會把西漢帝國的現實拚命地拉向遙遠的烏托邦，如果僅僅為了現世的榮華富貴，他根本沒必要這麼做，如果是這樣，他隻要向他叔叔王鳳看齊就行了。王莽的可悲之處在於，他處處被他的理想愚弄，反過來，他又處處拿這個理想去愚弄別人，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感受到了為理想奮鬥的快樂，西漢帝國的亂攤子終於被他理出個眉目來，這不是理想的力量嗎？但是作為西漢帝國的掌舵人，他卻又必須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時時感到現實總是在迫使他用理想所不允許的手段去實現理想。理想讓他“仁”，他常常“不仁”；理想讓他“義”，他常常“不義”；理想讓他“禮”，他常常“違禮”；理想讓他“智”，他常常把它變成“詐”；理想讓他“信”，他卻常常“背信棄義”。這能怪誰呢？他唯一的安慰是，隻要能夠實現理想，作惡也是必要的，當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之時，在烏托邦王國中過著幸福生活的人們將會原諒他的卑鄙、虛偽和凶殘！
這年五月，王莽終於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九錫之賞”，盛大隆重的典禮由太後王政君親自主持。太後麵對著前來觀禮的袞袞諸公，對王莽的功德，用許多無以複加的言辭加以稱頌了一番，但誰都知道講話稿決不是太後寫的，再說類似這種官樣文章你寫得再好也無人愛聽，人們倒是對失傳了數百年之久的“九錫禮”頗感興趣，因為人人都想從中感覺到那個已經消失了的“黃金時代”是怎麼複活的。這一切還得感謝劉歆，這位過去的大學者，如今主管意識形態的一把手，利用他那淵博的知識完全滿足了王莽之所需，經過他的“科學”考證，“黃金時代”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複原的。王莽按照他的設計，演出了一場誰也沒有照量過的政治滑稽戲，椐《漢書·王莽傳》記載，全過程是這樣的：
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旗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等等，等等。鬼知道這都是些什麼東西，我們還是讓那些老學究去考證這些玩意兒吧，這是他們的專利。但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人誰也沒有資格懷疑過去的“黃金時代”真是這樣，還是不這樣，因為誰也沒有在那個時代活過，而且有哪個人願意掃王莽的興呢？我們也可以想象，安漢公穿上這身打扮該是個什麼樣子，一個50歲的老人，突然換上了一身光怪陸離的服裝，滿麵春風的站在大庭廣眾之前，與其說象一位從“黃金時代”走過來的救世巨人，不如說更象一個從陰暗的古墓中遊離出來的鬼魂！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我們沒有看上王莽這身很新潮的服裝和儀式，然而在他之後的帝王們，特別是那些所謂的“篡權者”，都相中了王莽的這套東西，每到需要時，他們就如法炮製，再演一場。
戲演完了，王莽的死黨陳崇突然站出來，奏上一本，說“今後安漢公祭祀祖先，出城門時，城門校尉應該率領騎士扈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這才能顯示出國家的威望呢。”這種馬屁不用說準被接受。但人們的心裏上是怎麼想的呢？恐怕對這種脅肩諂笑的小人印象不會太好，可既然人們對官僚的無恥早已司空見慣，所以也不會有誰感到怎麼惡心。
說也湊巧，隆重的“賜九錫”大典剛剛結束，去年春天派出去視察各地風俗的特使王惲等八人，也在這時匆匆趕了回來。他們聲稱這次巡行的成果是巨大的，他們親眼看到，在安漢公的正確領導下，天下風俗無處不純正，人民的生活無處不幸福，而且他們還記錄了全國各地稱頌王莽功德的歌謠凡三萬餘言，作為對朝廷的獻禮。然而這種歌謠的真實程度隻有鬼才相信！不過，為了烘托“河水清，聖人出”的太平盛世景象，弄虛作假也就在所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