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以儒家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自居，他自以為深知知識分子們極力追求什麼，於是，他有意吹起一股和煦的春風，讓那些待價而沽、自做多情的知識分子們的心突然躁動起來。
誰也沒有想到，小皇帝和王莽女兒的婚事被王莽鋪陳成如此絢麗的大文章！
不過，盡管喜事辦得極盡鋪張，赫赫炎炎，但無論如何還不足以達到驅散大清洗籠罩在人們心中的恐怖感的效果，因為這場婚姻鬧劇畢竟沒有跳出王莽自家的小圈子。為了讓人們忘卻大清洗的恐怖，讓人們切實相信他的“致太平”的偉大理想是發自至誠的，他還得開動腦筋，另辟蹊徑。於是，又一個政治計劃醞釀出來了。他覺得，大清洗運動把官僚們收拾得夠受了，這幫家夥應該不會違背他的意誌了。那麼，餘下的就是知識分子問題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階層，他們是帝國官僚的後備軍，是社會精英之所在，是社會輿論的基礎。西漢帝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把培養儒家知識分子作為一項國策來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興太學，置名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同以盡其才”（《漢書·董仲舒傳》），所謂“太學”就是國立中央大學，這是莘莘學子們通向功名利祿的捷徑，所以人們趨之若騖。漢武帝時太學的規模不大，人數不多，法定的教材僅限於欽定的“今文五經”，因此遠遠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儒家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擴大，到了漢成帝時，博士弟子的名額已經達到了3000人，不過這與一個近6000萬口的大帝國仍不成比例，更多的人希望通過“學而優則仕”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遺憾的是通向這一目標的渠道太狹窄，而且還阻力重重。王莽作為一個出身於讀書人的政治家，他自認深切了解這些抱怨自己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儒家知識分子的處境於苦衷：他們讀過聖賢書，固然有理想、有抱負、有極強的參與感、使命感和責任感，但是，其中真正視富貴如浮雲者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則是常戚戚於貧賤，常戀戀於富貴，夢寐以求有朝一日能側身於名利場中，附驥尾而上青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勞心者。總之，為了圓這個富貴夢，他們從來不惜把靈魂廉價地出賣給專製政治，以便分得一杯羹。
既然如此，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把他們盡力拉到自己這邊來，使他們成為“致太平”這一理想的堅定追隨者和吹鼓手，不僅在政治上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簡直可以說是他事業成敗的關鍵。想到這裏，他倒有一種成竹在胸之感，莫以為他僅僅靠外戚的出身才站在今天的高位上，論學問他也不應在那些碩學大儒之下！所以他始終喜歡把自己算作是儒家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中的優秀代表人物。現在，他決心以禮賢下士始，讓天下人知道隻有他王莽才是知識分子的貼心人！
還在王莽女兒立為皇後的頭一年（元始3年），王莽即著手擴大知識分子隊伍和拓寬知識分子出路的工作：一方麵，他下令在中央原有的博士弟子常員之外，允許朝廷官員之子以博士弟子的資格在太學學習，並且擴大選拔範圍和名額（“歲課甲科40人為郎中；乙科20人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補文學掌故”（《漢書·儒林傳》）。另一方麵，下令大力發展地方教育事業。“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漢書·平帝紀》）這一舉措使西漢帝國從中央道地方形成了一個係統的教育網絡。，王莽最清楚，興辦教育這件事情從來都深得人心，所以在這方麵多投點資是沒什麼害處的。事實證明，這些措施已使知識分子們開始興奮起來了。但令當時知識分子更加興奮的事情還在後頭……
元始4年8月，王莽提議修起明堂、辟雍、靈台。
什麼是明堂？什麼是辟雍？什麼又是靈台？作為現代人的我們恐怕知之者很少。所以需要作一下必要的解釋。所謂明堂、辟雍、靈台，其實是個連古人也沒有搞清的問題，有的這麼說，有的那麼說，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我們不想詳細探討它。據說明堂是古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辟雍是古帝王為天下學子在京師所設立的最高學府，靈台是天子遙望雲氣，上通於天的地方。總之，它們都是古聖王（周文王、周公）“製禮作樂”時的精粹，是一個黃金時代來臨的標誌，所以也是後代儒家知識分子心向往之的聖殿。他們這一夢寐以求的理想將由安漢公為之變為眼前的現實，這怎能不叫他們興奮呢！又怎能不對安漢公產生由衷的崇拜之情呢！
王莽的提議出籠的第二天，這項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偉大工程”就破土動工了！
如果能夠再現當時沸騰的景象，也許我們也要為這項“偉大”的工程激動，因為這與其說是一項規模宏大的土建工程，不如說是一次知識分子盛大的節日。參加這次大會戰的竟有10餘萬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人頭攢動的勞動大軍中，居然處處可以看到那些平時“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太學生！理想激發出來的狂熱使他們站到了卑賤的庶民之中，揮汗如雨的勞作著，為了建成他們心中的聖殿，必須有“朝聞道，夕死可也”的精神！人喧馬嘶，塵土飛揚，工程日以繼夜地進行著，經過20天的奮戰，大功告成。人們簡直把這項工程看成是人間奇跡！
但事情到此遠沒有結束，王莽還要給人們本已狂熱的情緒再次加溫。
就在此時，王莽宣布為了徹底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決定“為學者築舍萬區”，其中包括為相當於今天高級知識分子的“博士”修建31區高級公寓。此外還在長安城東北專門為知識分子修建一處綠蔭覆蓋，環境優美的聚會廣場。想一想，當你聽到這一消息之後該會這樣？
更叫知識分子們興奮不已的則是安漢公王莽另一個精彩的節目：他要象周公“一飯三吐脯，一沐三握發”那樣禮賢下士了！一、明令把在秦始皇焚書燒掉的《樂經》複原，使《五經》重新成為孔子時的《六經》。二、明令擴大朝廷博士的名額，每經5人。三、明令征召天下所有具備以下條件者：1，精通一門儒家經典，並教授學生11人以上者；2，通曉《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學問者，由中央政府派遣公車，載赴長安。
最後的壓軸戲是征集全國各地的水利專家數百名，趕赴長安，參加“根治黃河水利會議”，研討根絕黃河水患的大事，實現“聖人出，河水清”的夢想！
從這年的8月一直到年底，簡直是好戲連台，高潮迭起。
這時已是隆冬時節，八百裏秦川，長安裹素，秦嶺披銀，朔風勁吹，草木凋零。
然而知識分子們卻仿佛感到一陣陣和煦、強勁的春風向他們猛然襲來，叫他們頓時忘記了深冬的寒冷，忘記了名儒吳章被剁成肉醬的身軀，也忘記了大清洗運動令人戰栗的恐怖……
當他們得知安漢公恭請他們參與“製禮作樂”、“致太平”這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時，早已興奮得什麼都忘了！於是他們興衝衝地辭別家人，坐上公車，風塵仆仆地向西漢帝國的心髒──長安城奔去。
先哲孟子曾說過“士無恒產，而有恒心”，他還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苟為也；死亦我所惡，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麼些話，說來說去，就是一個意思：知識分子這個階層不同於其他階層之處就在於，他們從事的是精神生產活動，因此他們總認為應該把探索真理當成是人生的終極價值追求，把它視為是高於生命的東西。這種精神在知識分子剛剛誕生的那個血火沸騰的戰國時代就注入到他們的血液中，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盡管這種精神很快遭到了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摧殘，遭到漢高祖劉邦撒尿溺冠的羞辱，遭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禁錮，但是，知識分子就是賤骨頭，健忘症患者，就是不能忘懷政治，就是不能放棄“致太平”這個偉大而空幻的理想。象秦始皇、劉邦這類專製帝王們最不理解的也正在這裏：天下是乃公的天下，是我浴血奮戰贏得的私產，與你們這幫腐儒何甘？你們有什麼資格在乃公麵前指劃腳，說三道四？現在乃公給你們官作，給你們俸祿，讓你們成為一個個治人的“勞心者”，你們好好為乃公服務就是了，難道你們還要作個“鋤禾日當午”的勞心者嗎！專製帝王與知識分子在這點上永遠無法溝通。
而現在，安漢公在隆冬時節，則破天荒地向他們發出至誠的呼喚，表示願與他們肩並肩、手挽手走在一起，共興堯、舜、周、孔之大業，建萬世之太平，這實在叫人砰然心動，熱血沸騰，叫他們頓時感到自身價值的躍升。
深冬的長安城熱鬧異常，數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被延請到宏偉豪華的皇宮中，在敬愛的安漢公和藹慈祥的目光的注視下，雲集一堂，亢聲高論，各抒己見，切磋琢磨，正乖糾謬……
第二年，王莽再次“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漢書·平帝紀》）於是又有數千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湧向京師，新一輪高潮繼之而起。
王莽的驚世之舉確實震撼了西漢帝國的知識界，確實燃起了知識界“致太平”的狂熱之火，確實無情地撞擊了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愈趨抱殘守缺的學術思想格局，確實影響到當時政局的走向，確實在中國曆史上產生過十分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到了今天在學術界仍然能夠隱約地聽到它的回響。那麼如何解釋這“冬天裏的春天”的故事呢？為此，我們必須暫時讓時光倒流，再次回顧一番西漢帝國意識形態演化的軌跡。
我們曾說過，西漢帝國建國之初，劉邦和他的文臣武將們鑒於暴秦滅亡的慘痛教訓和戰後神州大地屍骨遍野、滿目創痍的慘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讓這個被暴政和戰亂蹂躪得奄奄一息的熱土重現生機，經過深思熟慮，他們把戰國時期宣揚“清淨無為，與民休息”的黃老學派的思想定為西漢帝國的國家指導思想，但黃老思想雖然對恢複漢初的社會活力起到了不可否定的作用，可是文、景之世爆發的“七國之亂”卻證明這種思想已經失效。曆史發展到此時，西漢帝國便急需改變國家固有的指導思想。這個任務被漢武帝完成了。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他上台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儒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把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硬性規定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以代替過時的黃老思想；與此同時，也硬性禁絕其他各派思想的流傳。這就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自從儒家思想被“獨尊”以後，它就變成了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真理，人們隻許信仰它，學習它，解釋它，向它頂禮膜拜，但就是不許懷疑它，否定它，批判它。知識分子要想作官，更得學習儒家經典，否則根本沒有出路。從此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如下死氣沉沉的局麵情況：第一，除儒家之外的學說不再有人學習；第二，知識分子全部變成了儒家知識分子；第三，出現了“經學”這種過去從來沒有、也是當時唯一的一門問。在此之後，知識分子就隻能在《經學》這個由統治者規定的小圈子裏轉悠了，誰也不許越過雷池一步！即使是這個《經學》，也是欽定的，不是對《五經》的任意解釋，這種學問被稱之為“官學”，它由政府指定的“五經博士”來教授和闡釋，任何除此之外的學問，哪怕是儒家學派中非官方指定的學問，都在禁絕之列。難怪人們說，漢武帝的“罷黜百家”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做的還絕，秦始皇掄起屠刀去禁錮思想，隻能激起知識分子反感和反抗；而漢武帝拿著軟刀子去修理知識分子，卻使知識分子心甘情願的俯首稱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秦始皇沒有給知識分子留一條路，而漢武帝卻給知識分子留了一條誘人的路：去做官。但想要做官，你就必須學我指定的《五經》，不想學，你就回家呆著去，老死林泉！幾千年來，哪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麵對著“仕”與“隱”的選擇，在苦苦地徘徊呢？
“獨尊儒術”讓人聽起來很順耳，也很讓人振奮，“尊”總比“焚”強千萬倍吧，其實，把一種活生生的思想關在一個被稱為真理的籠子裏，與其他思想隔絕，任何人不得觸摸它，隻許向它膜拜頂禮，這與“焚”又有什麼區別？由孔夫子倡導的儒家思想在被“獨尊”之日，既是它被扼殺之時。
果然，自從生動活潑的儒家思想“榮升”為官學之後，立刻就變味了，一句話，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腐臭荒誕了：一是神秘化；二是庸俗化。所謂神秘化，指的是，樸素的儒家思想被包裝上一層神乎其神的外衣，使之蛻化為統治者張目的神學。比如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普普通通的曆史人物在《經學》中都被戴上了神聖的光環，成為人們敬畏的神。孔子則被神化得更為離奇，這位當年走投無路的教書匠，到了漢儒手中卻被封為“素王”，他們覺得這還不夠勁，竟把這位老先生神化成身高十丈、腰大十圍，海口、河目、龍顙、龜背、駢齒、虎掌的怪物。庸俗化指的是隨意把《五經》上的內容與一些毫不相幹的自然現象扯到一起，用以解釋當時的政治問題，大講“天人感應”，大講“瑞應符命”大講“五行生克。總之。神秘化也好，庸俗化也好，全都是些諞人的胡說八道。但曆代專製統治者就喜歡這種胡說八道，因為專製統治者手中的權力不是搶來的，就是諞來的，從來不是人民的自願許諾，所以他們亟須一種政治神化，美化他們的獨裁統治。西漢帝國的“官學”完成了這個可恥的任務，宣揚“官學”的知識分子也用自己思想的墮落和靈魂的大拍賣從統治者那裏揩到到點油水！
不過，當時還有一部分在野的儒家知識分子，對那些在朝的儒家官僚和禦用學究們隨意曲解儒家經典，以及把他們排擠出權力圈之外頗為不滿。他們迂腐地認為，必須忠實於原始儒家的教義，這樣才能使儒家思想真正為專製政治服務，而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一絲不苟地、元元本本地研究、恢複儒家原始經典的本意。但他們的要求遭到了當權派的壓製和打擊，你們不是想另搞一套嗎？那你們就是異端邪說，你們就別想作官！於是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陣營便分裂為兩派，他們同室操戈，自是相非，打得水火不容。這就是中國學術史上鬧了二千餘年的今古文之爭。（《官學》被稱為《今文經學》，因為他們研究的經典是用當時的隸書寫成的，而且僅限於《五經》；在野派研究的東西被稱為《古文經學》，因為他們研究的東西都是先秦古書，是用先秦古字寫成的，他們不僅研究《五經》，而且還研究除此之外的儒家著作，如：《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
在野派的第一個代言人就是王莽青年時代的朋友劉歆。王莽和劉歆在年輕時都是《古文經學》的擁護者，他們都非常不滿《今文經學》家們的頑固保守、狹隘自私以及對學術研究的蠻橫壟斷。特別是劉歆，他以淵博的學識，以及在皇家圖書館整理秘籍的有利條件，擴大了自己的文化視野。在漢哀帝即位之初，他由王莽推薦當上了侍中太中大夫，很快又升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深得漢哀帝的信賴。他憑借皇帝的權勢，發動了對《今文經學》及今文經學家的進攻，發表了一封名為《移讓太常博士書》的著名的公開信，痛罵今文經學家是一群“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漢書·劉歆傳》），破碎大道，抱殘守缺的腐儒，並強烈要求將《古文經學》立於學官，與《今文經學》並駕齊驅！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朝中大小臣工覺得好象被刨了祖墳似的，個個怒不可遏，全都衝劉歆來了。一些名儒出身的元老重臣如孔光、師丹、龔勝之流也出麵幹涉了，有的要辭職，有的要求嚴懲劉歆。漢哀帝剛剛即位，就碰到了個氣勢洶洶的場麵，也嚇壞了，急忙把劉歆趕出朝廷了事，王莽也在不久以後被流放到新野，這兩位反潮流的英雄對《今文經學》的挑戰和衝擊到此不得不以慘敗而告終，學術界仍然是《今文經學》的天下。
漢哀帝死後，王莽重新執政，劉歆才從邊遠地區被調回京師，在太後王政君身邊任右曹太中大夫，僅接著又被提升為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後因指揮建築明堂有功被封為紅休侯，成為王莽手下主管意識形態的負責人，這就是後話了。
如今是王莽大權在握，所以在這次網羅天下知識分子的大舉動中，他不僅將《古文經學》宣布為“官學”，使之合法化，而且將過去君子不齒的一些所謂“雜學”居然也都列入合法的“官學”之中，這實在是出人意料的驚世之舉！那些長期得不到政府承認的“私學”終於盼到了出頭之日，他們怎能抑製住自己興奮的心情，怎能不由衷地感戴王莽的宏恩大德呢！無怪他們要冒著刺骨的寒風，興衝衝地從全國各地趕赴長安城，參加安漢公“製禮作樂”的曠世盛會。當然，《今文經學》家對此是大有意見的，他們眼見自己的利祿之途被過去視為異端邪說的一些家夥們搶去一半，心裏自然又氣憤又酸楚，可想到大清洗運動的恐怖情景，無論那些名儒出身的元老重臣也好，還是那些博士及博士弟子也好，誰還敢放個扁屁！何況安漢公雖為古文家，可並沒有輕視他們的意思，該作官的作官，該學“今文”的繼續學習“今文”，該有什麼待遇的還有什麼待遇，多麼寬廣的胸懷，多麼令人感動的仁心仁術，再要搞門戶之爭，不顯得太狹隘了嗎？有人說：利益和恐懼是人們前進的杠杆，信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