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說：“一個組織假如隻有當它的領袖是‘聖人’的時候才能夠做好事，那就可以肯定，不久以後它就要開始作惡了。”（羅素《論曆史》第55頁）
成功的演出使王莽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風雲人物，這時，舉國上下，頌聲大作，似乎“聖人”真地出來了，西漢帝國真的有救了。當人們頭腦熱昏了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少數人從左、右兩個方麵發出的反對聲音。
還在小皇帝登級之初（漢平帝元始元年），京師長安附近扶風縣中的一個小小芝麻官功曹申屠剛借發生日食，朝廷廣開言路之機，就上書直言說：“臣聽說成王幼小，周公攝政時，他推賢進善，施恩布澤，動順天地，舉措不失，即使如此，朝中召公猶然不悅，朝外則流言四溢。如今皇帝尚在幼齡，卻骨肉分離，喪失天倫之樂。臣以為應迎皇帝生母入京，置之別宮，使之朝夕相見，並命外親入衛宮中，以便上安社稷，下保四輔。”一個小小的縣功曹何以敢突然跳出來，不顧安危，大放厥詞？其背後是否有某些保守派大官僚們在為他撐腰，讓這麼個小人物出來衝鋒陷陣，以圖達到他們要達到的目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申屠剛這番話中，人們很容易就能掂量出其中的意思，那就是讓王莽交權。對這樣的反對者，王莽自然不會饒過他，他讓太後王政君將其痛斥一番，然後罷歸田裏了事。
第二年，越巂郡（今四川雲南交界地區）的地方官上賀表說，發現一條黃龍遊於江中。這分明是拍王莽的馬屁，黃龍是個什麼樣子，誰見到過？但搞政治的人出自某種需要，時常會編造出一些荒誕不經的鬼話，既用它去欺騙別人，也用它來為自己壯膽。而地方官僚們尤其善於刮這類浮誇風。當這條特大喜訊傳到京師時，人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興奮異常。宮中也就此忙開了，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太平盛世的到來！太後下令召集禦前會議，叫朝中群臣討論黃龍出現的偉大政治意義。宮中的頭麵人物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一幫人急不可待地搶上前去，提議說：“王莽的功德比周公，所以黃龍出世，應將此等大事告知列祖列宗才是！”然而也有些人對這種政治騙局很不以為然，但多數畏於王莽的權勢和人們的狂熱，不得不保持沉默。沒想到大司農孫寶卻猛地站了出來，反對說：“我聽說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且還有意見不同之時，這在經典上寫得明明白白，但並未因此就損害了他們的崇高形象。如今風不調，雨不順，百姓缺衣少食，群臣卻偏偏對“黃龍出世”之類的咄咄怪事雷同阿附，妄說禍福，我看這恐怕不是什麼好事吧！”群臣聽後大驚失色，各個呆若木雞，剛才還興衝衝地談說著這件事情的孔光、馬宮等人也都顯得灰溜溜的，十分尷尬。主持會議的甄邯一見情況不妙，顯然會議再開下去已經沒什麼意思了，說不定還會有人跟著孫寶信口雌黃呢，於是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匆忙宣布散會。
孫寶這個人何以如此不識時務？很簡單，他心中還保持著一點真正知識分子的良知。這個人我們比較熟悉，在西漢帝國末期的宦海上久經沉浮，可以說是個三朝元老了。不過他並沒有象孔光之流隨波逐流，無恥沉淪下去。他以儒生起家，從下層小吏作起，始終堅持一個“道不可絀，身絀何傷”的信條，這與孔夫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也”的精神是一致的。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所以他不僅為官很有治績，而且敢於與惡勢力鬥爭。他曾揭發過紅陽侯王立貪贓枉法的罪惡；他為了平反馮太後的冤獄，曾跟氣焰煊赫的傅太後對著幹，以致於身陷囹圄；為了營救鄭崇，他曾再次丟掉烏紗帽。當然，麵對可怕的惡勢力，他有時也動搖過，但想到自己一而貫之的信條，很快又擺正了自己應站的位置。他的複出，從實說來，應該感謝王莽。漢哀帝死後，王莽立刻把他從家中請出來，委以要職。他也很欣賞王莽為儒家理想而奮鬥的精神，頗想與之共同“致太平”。然而，現在把事情鬧到這個分兒上，孔子的精神不是走了味兒嗎？夫子不是早就宣稱一個真正的儒者“不語怪力亂神”嗎？為什麼自稱是夫子忠實信徒的這幫人，竟弄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情來？所以他要站出來說話。
應該看到，孫寶在這裏不僅僅是針對一件荒唐的政治鬧劇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異常重要的政治原則，那就是在政治領域中應不應該，允不允許有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孫寶認為應該有。他舉經書為例，周公所以偉大，所以能夠“致太平”，就因為他允許象召公這樣的反對派存在，能夠虛懷若穀地傾聽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孫寶在一千多年前提出了一個衡量一切政治模式優劣的根本原則，實在難能可貴！他銳敏地觀察到，在一個所謂輿論一致的社會裏，必然會產生諸如“黃龍現世”這種荒誕的鬧劇，因為當絕對權力如果沒有輿論的製約時，就很容易異化為擁有絕對權力的人為所欲為的工具，就完全會使整個民族偏離真理的軌道，就一定會給社會造成難以想象的災難。盡管孫寶在經典中找到了允許反對派存在的根據，但他仍然是個天真幼稚的人，王莽雖然打著儒家理想主義的旗幟，但他骨子裏卻是個地道的獨裁者，這樣的人怎能允許有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存在？何況這也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基礎上的這種專製主義製度決定的，儒家的政治學說正是這種製度最堅決的支持者，至於周公允許反對派存在，那不過是儒家編造出來的一個政治神話，因為曆史上的周公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專製主義者。
當了政治反對派的孫寶顯然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收拾他隻是個時間的問題，而且也用不著王莽為此區區小事勞神費心，奴才們往往比主人更手疾眼快，他們最清楚如何不留痕跡去清除主子的敵人。借口終於找到了。事過不久，正趕上孫寶派手下人去接住在外地的母親和家眷，不巧，母親在路上病倒了，他隻好先把母親安頓在外地的弟弟那裏，單把妻子兒女帶回長安誠。王莽的爪牙陳崇抓住這個機會，望風撲影地參了孫寶一本，說他隻顧妻子，不顧老母，簡直是形同狗彘的不孝之徒！但分有點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陳崇之流的誣陷之詞，可是王莽聽後，卻大做文章，竟來個三堂會審，將孫寶交給包括他在內的“三公”進行審訊。這麼搞使孫寶對王莽失望之極，對滿朝文武也失望之極，從而把自己的仕宦生涯看成是誤入歧途，他想，跟這些家夥還有什麼可辯解的，多年的官場經驗還不清楚什麼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既然儒家的理論已經成了他們陷害、打擊異己的工具，那麼這種理論還有什麼價值？想到這裏，反倒坦然了。他從容地說：“我已年過七十，老糊塗了，辜負母親撫養之深恩，隻顧妻子兒女，陳崇所參屬實。”他說完，四座啞然。既然他自己供認不諱，那就省事多了，否則還得大刑侍侯，王莽顯出寬大為懷的樣子，將孫寶罷官了事。
事隔不久，正當王莽忙於滅蝗救災的時候，光祿大夫龔勝和太中大夫邴漢突然提出辭職的請求。他倆都是掌議論的言官，現在目睹王莽上台之後，以“周公”自居，大搞輿論一致，不允許有反對他的聲音存在，他們也就“失業”了，所以不如回家養老。王莽對這兩個人大耍名士脾氣很是不能容忍，其實他早就覺得像龔勝、邴漢這類的言官著實沒用，既然我王莽的事業是周公的事業，那就是最偉大、最輝煌的事業，難道“致太平”不是人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嗎？難道還有人不想過好日子嗎？為了如此偉大的事業、理想，本當人人盡力，人人奮鬥，你有什麼理由反對呢？你們願意回家那就回家好了，沒了你們這些搖唇鼓舌、無事生非的言官，耳邊更清淨，輿論更純粹。但王莽轉而一想，此二人都是士林中虛名甚大的人物，因此還不能處置失當，否則會妄生非議。經過研究，他決定援引漢召帝時處理名儒韓福回家的先例，由皇帝下一道詔書，也給予龔、邴二人很高的禮遇和物質優待，然後把他們打發走了事。於是他以正在攝政的王政君的名義下了一紙詔書，關懷倍至地說道：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二人因老病罷歸。（注意，這裏用的是“罷”字，而不是“辭”字，一字之差，主動權就落到王莽的手中。）太皇太後派謁者仆射策之曰‘聽說古時士大夫到了一定年齡就要退休，為的是謙恭讓賢。現在二位大夫年事已高，朕不忍以公事煩擾二位大夫。二位現可推薦直係血緣親屬若幹人接班。大夫修身守道，堅持終身，高節可佳，賜帛及所過之處依禮迎送，每年賜羊酒衣被，皆如韓福之規定。所推薦的親屬皆在宮中為郎。
龔、邴二人跟王莽鬧別扭，王莽卻來了個反客為主，借題發揮，把事情辦得熱熱鬧鬧，讓這兩個政治反對派為他王莽做了一次政治廣告，借機大肆宣揚了一番自己的知識分子政策如何寬厚。不明真相的讀書人聽後，確實倍感鼓舞，無不認為王莽真是讀書人的貼心人！
總地說來，這時王莽對朝中的少數反對派，無論是來自哪邊的勢力，都還盡量進行軟處理，大不了是罷官回家而已，因為他十分自信大多數人是站在他這邊的，反對者乃是少數，他不想因為狠狠地處理了幾個反對派，而破壞了慘淡經營起來的大好形勢，況且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正急切地等待他去完成，例如陳崇提出的“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的政治設想就始終縈回在他的腦際，如何落實它，那是頗費周折的，所以決不能糾纏在少數幾個反對派的身上。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大兒子王宇竟成了他的反對派！而且給他鬧出一起天翻地覆的大亂子，真是蕭牆禍起！
事情還得從頭講起。
九歲的漢平帝即位以後，王莽為了避免漢哀帝即位時丁、傅專權，王氏家族倒黴的事情再次發生，他果斷地作出這樣的決定，先稟明太後王政君，說明漢哀帝立為皇帝時，背信棄義，不按規定斷絕與直係血親的聯係，結果把朝政鬧得烏煙瘴氣，不可收拾。殷鑒不遠，現在漢平帝即位，一定要深明一統之義，以為後世之法。王政君聽後，覺得很有道理，就讓王莽酌情處理。王莽拿到了尚方寶劍之後，就派他的死黨左將軍少傅甄豐拿著刻好的璽綬趕到中山國，拜漢平帝的母親衛姬為中山孝王後；又賜漢平帝的兩個舅舅衛寶、衛玄為關內侯；賜漢平帝的三個小妹妹“君”的稱號。總之，該給的都給了，但有個條件，就是他們必須與漢平帝斷絕血親關係，而且永遠不得進京。
王莽的大兒子王宇跟隨王莽在政海的驚濤駭浪中闖蕩了多年，多少也看明白了專製政治的遊戲規則，無非是“你唱罷來我登場”，他為什麼跟著父親被發配到新都？為什麼跟隨父親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為什麼父親竟把自己的弟弟殺了？這不都是該死的政治造的孽嗎？現在父親又在玩火了，他不理解父親為什麼禁止漢平帝的母親和親屬到長安來，這麼做不僅不近人情，而且很危險啊！皇帝難道永遠是孩子嗎？如果皇帝長大親政之後怎麼辦？他會饒過父親這種傷天害理的罪行嗎？那我們不是又要遭殃了嗎？這一連串的疑問促使他決心幫助父親扭轉這種危險的局麵，免得王氏家族重蹈覆轍。
於是他背著王莽，暗地裏跟皇帝的大舅衛寶取得了聯係，他們書信往還，關係越來越密切。王宇為了把衛姬一家弄到長安，就教唆他們以拜謝封賜之事為借口，上書朝廷，而且一定要在其中狠狠譴責丁、傅專權時的滔天罪行，以此感動他父親王莽，然後再提出進京的要求。就憑這一手，王宇就顯得太嫩，還根本不懂政治。擺在他眼前的政治是什麼？是你死我活的角鬥場！是禍福無常的交易所！是荊天棘地的迷魂陣！是翻雲覆雨的陰陽界！這裏有入無出，有進無退，有上無下，有我無你，豈容你王宇這類的政治白癡妄動感情？所以，古往今來，隻有少數幾個意誌如鋼，雄心如海，權欲如火，手段絕高的弄潮老手才敢於躍上時代大潮的峰頭浪尖，在與驚濤駭浪的殊死搏擊中，一展風采，至於那些被鋪天蓋地的潮水裹進濁流之中，不知所措的船客，能在大潮中死裏逃生就很僥幸了，更多人常常是在一個排空的濁浪掀過之後，便葬於江魚之腹了，所以搞政治自古就被視為畏途。王宇的出發點似乎不壞，但他的政治思維邏輯太簡單、太幼稚。這就注定了他要捅漏子！
很快，衛氏家族的“陳情書”遞到王莽手中，書中表達了他們忠於朝廷，並陳述了能夠恩準他們到京師，與皇帝團聚的要求。王莽看後，覺得這也是人情之常，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出自己兒子之手的一個陰謀。他當然不會讓衛氏家族來京，但總得安撫安撫才是。事後，他讓王政君出麵，下詔褒揚：
衛後深明大義，痛斥了傅太後、丁姬悖天逆理的種種醜行，特別是他們竟敢於在京師為藩王立廟，如天子之製，不懂為人後之義。如此壞亂法度，居非其製，稱非其號，致使皇天震怒，火燒其殿，殃及漢哀帝，使其年少暴崩。衛後有此識見，朕甚嘉之。褒義賞善，聖王之製，現增七千戶為衛後之湯沐邑，加賜衛後、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王莽在這裏又把球給踢了回去，既然你們知道傅太後不知大義，那你們何必還要到京師來呢？要想不討苦吃，最好是老老實實地呆在你的封國裏！
衛姬畢竟是作母親的，皇帝小小年紀，孑然一身，遠在長安，母子天各一方，怎能不讓她牽腸掛肚，晝思夜想！現在見不到兒子，要這些封邑、黃金又有何用？她思子心切，終日以淚洗麵，十分可憐。
王宇見此計未成，就慫恿衛姬繼續上書求情。王莽這個鐵石般心腸的人物哪吃這一套，以後是任你怎麼哭訴，就是不予理睬。
在王宇一籌莫展之時，他找來了他的老師吳章和大舅哥呂寬，共同商量對策。吳章認為王莽這個人是勸不動的，於是他出了個餿主意，他說王莽迷信鬼神，不如搞一出怪異之事嚇唬嚇唬他，然後由吳章自己出麵，借這個題目勸說王莽，隻有把政權歸還衛氏，才能逢凶化吉。王宇覺得此計甚妙，事不宜遲，他立即指使呂寬依計行事。
呂寬這個傻蛋，對這件事的成破利害連想都沒有想一想，就在一天的深夜摸到王莽府第的大門前，把狗血用力灑到大門的門板上，轉身就跑，他哪裏知道戒備森嚴的王莽府第的守衛早就發現了他，一聲柝響，湧出黑壓壓的一群兵丁，把個呂寬圍在垓心，成了甕中之鱉。到了大牢中那就好說了，嚴刑之下，由不得你不招供！真相很快大白。由於案子牽涉到王莽的兒子王宇，執法部門感到非常棘手，隻好轉交給王莽本人親自處理。
此案對王莽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朝中出幾個反對派，他不以為然，也很正常，常言道“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然而現在反對他的不是別人，竟是自己的親兒子！這該如何向世人解釋？政治影響太惡劣了！此時此刻他仿佛聽到了人們的訕笑聲，仿佛看到了人們眼中幸災樂禍的眼神！他由此也立刻連想到這一惡性事件對自己崇高威望的損害，以及對他地位的威脅，諸如此類的想法使他百感交集，一陣暈眩！但他就是沒有去想王宇為什麼要這麼做，更沒有考慮父子之間的感情，所以，這時王宇成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最最痛恨的人。他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碎屍萬段而後快。過去，他始終把握著這樣的分寸：盡可能地別弄髒自己的手，以便在人們的心目中維持一個“溫良恭儉讓”的“仁者”形象，以便時時在自己的頭頂上閃現出一個“聲教流於四海”的“聖人”的光環。可就在萬民頌聲齊作之際，這一切卻全讓王宇這個孽障給毀了！陡然之間，聖衣脫落了，光環消失了，今後何以見天下人？其實，王莽的憂慮又何嚐不幼稚，專製政治靠什麼支撐？靠“溫良恭儉讓”？靠“聲教流於四海”？這麼想如果不是迂腐，就是欺騙。實踐早已證明，專製政治沒有暴力的支撐，恐怕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而你王莽卻怕弄髒自己的雙手，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手其實早就弄髒了，現在又何必這麼忸怩作態呢。王莽思前想後，決心大開殺戒！汝逼我殺，我不得不殺！過去，他已經在理想的祭壇上獻上了一條兒子的性命，現在再獻上一條又有何妨？讓天下人看看反對我的下場吧！於是一場由王宇事件為導火線的大清洗運動開始了。霎時間，一陣陣血雨腥風向人們猛然襲來，恐怖代替了歌頌，鎮壓代替了安撫，人們的心弦頓時繃得緊緊的。
王莽親自把王宇和他懷孕的妻子送到大牢中，他不想再進行什麼法定程序的審訊了，隻是讓獄卒給王宇遞上一碗毒酒，結果了王宇的性命；王宇的妻子也死罪難逃，等到生產之後，也一刀了之。
這樣特大的醜聞確實得向社會有個交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如何消除政治影響。王莽此時又搬出了“周公戲”作為遮羞布，模仿當年周公大義滅親的樣子，上奏太後王政君，沉痛而憤慨地說：“王宇被呂寬等人所貽誤，妖言惑眾，與管、蔡（周公的兩個弟弟，因發動叛亂被周公所殺。）同罪，臣不敢隱其誅。”
王莽的死黨甄邯等人怕太後不忍下手，便跑到王政君那裏進行遊說，力促王政君按王莽的意圖辦事，就這樣，一道散發著儒家酸腐之氣的詔書出籠了，說什麼：
夫唐堯有逆子丹朱，周文王有逆子管、蔡，此皆上聖無奈愚子何的例證，因為他們的愚頑之性很難改變。安漢公現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情損害國家利益，朕甚嘉之。昔日周公大義滅親，天下始致太平。現安漢公應專心國家大事，期於治平。
戲演完後，王莽的殺戒也就開了，自己為“致太平”搭上兩個兒子的性命，那麼別人也得作點貢獻了。衛氏家族除衛姬外，被殺個精光。呂寬自不必說，隻能去死。吳章是當時的名儒，桃李滿天下，他被處以腰斬之刑，然後在長安東市門前將其碎屍萬段。他的弟子千餘人被王莽指為“惡人黨”，不得進入仕途，吳章的門人也被迫改換門庭，投奔他人去了。在這殺氣騰騰的恐怖氣氛中，也有少數“威武不能屈”的讀書人，如大司徒掾（大司徒的屬官）雲敞，公開說自己是吳章的弟子，並冒著生命危險將吳章的屍體收回，入殮安葬。像這樣大義凜然的人，民眾是敬佩的，因為越是黑暗中，人們越需要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