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大清洗運動(2 / 3)

受王宇案件牽連的一些人物被處決後,王莽借機在全國範圍展開一次政治大清洗運動,清洗的對象是地方豪強和官僚隊伍中的政治反對派。

王莽先拿皇親國戚開刀。漢元帝的妹妹、王政君的小姑子敬武長公主過去曾站在傅太後那邊反對王氏家族,王莽當了安漢公,她又出言不遜,不時地攻擊王莽。在王莽的授意下,很快查明公主的諸多罪狀:如生活糜亂,與其夫薛宣(漢成帝時丞相,已死)的前妻子薛況私通;又查明,薛況與呂寬私交甚好,到此罪狀已經足矣,完全可以按“王宇、呂寬集團”論處。於是派使者拿著王政君的詔書,賜公主服毒自盡。公主破口大罵道:“你王莽利用劉氏孤弱,專斷朝政,排擠宗室,誰人不曉,何必打著王政君的幌子殺我!”但咒罵又有何用,在使者的強迫下,公主一命嗚呼。王政君念姑嫂一場,想參加公主的喪禮,王莽哪裏肯同意,王政君也隻得作罷。然後輪到了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他們早在王莽專政之初就被趕出京城,可還是叫人不放心,隻有死人最保險,所以不能讓他們活著。王莽以太後王政君的名義,派人結果了他們。還有個梁王劉立,此人是個喪心病狂的貴族,淫亂殺人,無惡不作,民憤極大。過去在皇帝的庇護下,拿他沒辦法。王莽抓住他與衛氏家族交往,把他廢為庶人,然後逼迫他自盡,將其除掉。

清洗政治反對派和地方豪強的任務由甄豐負責。首批政治反對派黑名單上有何武、鮑宣、王安、辛通、辛遵、辛茂、辛伯等在西漢帝國政壇上十分有影響的人物。清洗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政治上的需要。這裏不在於這些人是否真的是什麼反對派,不在於他們是否真的有什麼“罪狀”,清洗他們完全是由於王莽這類的政治獨裁者需要用他們殷紅的鮮血和狼藉的屍骨製造一種恐怖氣氛,從而塑造出他所需要的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因為“恐怖”從來都被獨裁者視為是調動人們前進的最有效的杠杆。過去,王莽為了他那“致太平”的崇高理想,經常穿著一件“克己複禮”的長衫,希望用精神的感召力量“教化”愚魯的帝國臣民們,可恨的是這些人不識抬舉,不管你怎麼講,怎麼做,還有些人領悟不了“致太平”理想的偉大,還是領會不了“克己複禮”思想的深邃,還要獨往獨來,不肯就範!那就不要怪我王莽了,是你們逼我抽出“周公誅管蔡”之劍的,這把劍是不認人的,無論是親生骨肉,還是別的什麼人,隻要妨礙我實現“致太平”的偉大理想,他就隻能變成偉大聖壇前的祭肉!

何武出身儒生,從“郎”作起,一直爬到“三公”的高位,他與翟方進很要好,“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漢書·何武傳》),在士大夫中很有影響。漢哀帝時,他與董賢有些瓜葛,並有意疏遠王氏家族的成員,王莽曾求他幫忙複出,被他拒絕。王莽複出後,他又不支持王莽當大司馬,結果被罷官回家。這樣有“曆史問題”的要害人物,甄豐自然不會放過他。何武很聰明,正當囚車來接他時,他自殺身亡,從而免去了遭活罪。

樂昌侯王安是被大將軍王鳳整死的丞相王商的兒子,他在政壇上倒沒什麼影響,但卻是王氏家族的世仇,不如借大清洗運動除掉他,免生後患。

護羌校尉辛通、函穀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三人是當時名將辛慶忌的兒子。將門出將子,三人都有將帥之風。但軍人往往缺乏政治頭腦,他們仰仗著自己是“名臣子孫”,目空一切。王莽專政之初,考慮辛慶忌與大將軍王鳳關係密切,三辛又是一表人才,本想予以重用。但甄豐、甄邯這兩個王莽的左右手卻不想有人威脅到他們的地位,而三辛又根本瞧不起這兩個政治上的爆發戶,從此種下了仇恨的種子。現在冤家路窄,甄豐成了這場大清洗運動的總負責人,他讓誰死,誰還能活嗎?至於罪證嘛,在這樣的運動中還需要費力嗎?沒有可以造!不沾邊的事情可以讓它沾邊!不起眼的事情可以讓它“上綱上線”!當然,證據確鑿那就更好了!經過甄豐等人的外調,需要的材料基本湊齊了。據查:護羌校尉辛通的大兒子辛次兄平素與漢平帝的叔伯舅舅衛子伯交往深厚,兩人又都與黑社會有聯係,家中“賓客甚盛”。有了這些材料,甄豐、甄邯再在王莽麵前把他們想當然的一些推想添油加醋地講一通,指控諸辛暗中與衛子伯相勾結,預謀搞垮安漢公。這還了得,再說自從王宇事起,衛氏誅滅之後,與衛氏家族往來本身就是罪不容誅的大惡!但王莽有了新的考慮,他不想再把諸辛與衛氏家族聯係起來,為的是避免人們把這場運動誤解為他在奪衛氏之權,相反,他更要人們看清這場運動是在為民除害,他的死黨陳寵很能體會他的意圖,急忙換了個角度,在朝廷公開揭發辛氏家族的辛興等人魚肉百姓、猖狂橫行州郡的罪行。王莽立刻批準了對辛氏家族的鎮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南陽太守辛伯也牽連進去,總之,辛氏家族橫遭滅族之禍,被殺得是孑遺不留。

最倒黴的是鮑宣,這個鮑宣名氣很大,為當時名儒,他從小吏作起,一直作到司隸校尉。他以敢於為民請命而聲聞遐邇,因此也就為曆屆當權者所不容,所以他在宦海中屢沉屢浮,即使這樣,他仍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大清洗運動開始之前,鮑宣就因得罪孔光而被流放到上黨地區(今山西省南部)。當時朝廷正在追捕辛興這名政治犯,鮑宣女婿許紺與辛興是朋友,許紺幫助辛興躲藏追捕時,路過鮑宣的家,他們僅在那裏吃了一頓飯就走了,鮑宣並不知情。但在大清洗運動中這就足以構成“包庇罪”,何況鮑宣還是個思想極端頑固的家夥,這回正好借此讓他頑而不固一下,於是不由分說,將其逮捕。鮑宣在獄中忍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

在大清洗的恐怖氣氛中,說話不注意,很可能也會飛來橫禍。王莽誅殺了衛氏家族,徹底斬斷了漢平帝與外戚的聯係,但他認為這遠遠不夠,還必須讓人們,尤其是高級官僚對鎮壓衛氏這一事件及大清洗運動的偉大意義有個深刻的認識,為此王莽特意請來“禮學”大師少府(皇帝的大管家)宗伯鳳在宮內舉行多次大型的講座,參加者除了小皇帝、王莽、王政君等宮中的主人外,還有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等帝國的頭麵人物,可見講座的檔次相當之高。宗伯鳳講的題目是“為人後之義”,他講到,按照宗法製度的規定,應該是“為人後者為之子”,意思是不管是誰,隻要你過繼給別人,成了這個人的繼承人,你就得斬斷與自己直係血親的親緣關係。聽眾一聽就明白了,這分明是給王莽挾持皇帝,專擅朝政披上一件合乎儒家法理的外衣,以達到“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的目的(《漢書?金日嬋傳》)。每當宗伯鳳講完之後,王莽都讓在座的人結合實際進行討論,以便加深理解。當時王莽的寵臣之一京兆尹金欽和他的族昆弟宅侯金當皆在座。金世家族是聲名顯赫的老貴族,他們的祖先金日蟬是漢武帝時的名臣,他們的族兄金涉是王莽進入政界的恩人,金當的母親又是王莽母親的妹妹,憑著這麼些得天獨厚的關係,這哥倆在政界很走紅,所以說起話來也就肆無忌憚了。正當大家認真地討論著“為人後之義”的深刻意義時,他兩個卻借自己的家世拿討論的主題大開玩笑。原來,金當的曾祖父金日蟬傳子到金賞,金欽的祖父金安上傳子到金常,都因為絕後而被取消了封國。到了王莽執政時,王莽為了報答昔日金涉對自己的恩情,就封金欽、金當作為金氏這兩支的傳人。在討論時,金欽跟金當隨便說到:“皇帝分封我們的詔書上隻講到金日蟬的功勞,沒有提到金賞什麼事情,可見並不太重視他。你名義上是以孫繼祖,但你實際是金賞的弟弟金建的親孫子,你完全可以為自己的親祖父、父親立廟,至於主持祭祀金賞的事情,可讓你的家臣去幹。”當時甄邯正在他們旁邊,還沒等他們的話音落地,甄邯大喝一聲,把個金欽罵得是狗血噴頭,然後轉而又參了金欽一本,痛斥他:“明知太皇太後為了扭轉傅太後、漢哀帝背本逆天的罪惡之舉,為了徹底肅清呂寬、衛寶的流毒,所以才展開了這次“為人後之義”的大討論。然而他們卻大唱反調,蠱惑人心,攻擊國政,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大不敬!”這一下,事情可鬧大了。

王莽當即把事情稟告太後王政君,然後召集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包括宮裏宮外所有官僚在內的人員參加緊急會議,共同聲討金欽的滔天罪行。參加者一致認為應該立刻將金欽法辦。金欽被迫自殺。甄邯因為能夠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敢於與錯誤傾向做鬥爭,給予增封一千戶的物質獎勵。並且決定改封金湯(金安上曾孫)為金安上的後繼人。金湯受封之日,以至於連自己的家都不敢回了,以此來表明自己堅定的“為人後之義”之立場。

大清洗運動很快從中央向地方全麵鋪開。地方上的大清洗運動與中央不同,在中央主要是打擊那些威望極高的政治反動派;在地方則是集中打擊豪強勢力。豪強勢力由來以久,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所謂豪強,又稱“豪民”、“豪家”、“豪右”、“豪族”、“豪猾”、“土豪”等等。它是戰國時代中國社會階層進行重新大組合時出現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社會階層。簡單地說,他們乃是地方一霸。由於中國古代自然經濟的分散性,所以中央皇權往往無力有效地控製地方勢力的惡性膨脹,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山高皇帝遠”。於是地方豪強勢力就應運而生了。這些人的成分很複雜,有的就是地方官吏及其親屬,有的是當地社會黑勢力的老大,有的是豪族地主,有的是不法奸商,有的是亡命無賴,等等,不一而足,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野蠻無恥,崇尚暴力,惟利是圖,不擇手段。他們在地方上欺貧淩弱,巧取豪奪,成為“庶民之富者”。到了西漢帝國末期,地方豪強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發展勢頭,即地方官僚與當地惡勢力的合流。他們互相勾結,彼此援引,為非作歹,魚肉百姓。更有甚者,他們還通過各種渠道把觸角千方百計地伸向中央政權,在那裏尋找他們的代理人,為他們瘋狂地掠奪社會財富提供保護傘。這樣一來,使當時的社會財富不是集中到中央政權手中,由中央政府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入地方豪強的私囊,而地方豪強正是憑借著這種雄厚的經濟優勢,才敢於和中央政權對抗。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對策,必要時,甚至可以通過他們在中央的政治代理人去左右國家政治。這種情況豈是一個統一國家所能容忍的!遠在漢武帝時期,中央就曾用血腥鎮壓的暴力手段來抑製豪強勢力的惡性膨脹,使之暫時消沉下來。但到了漢元帝時,由於他的軟弱無能和姑息政策,地方豪強的勢力重又抬頭,再加上在他之後的成、哀時期政治日甚一日的腐敗,地方豪強的勢力簡直泛濫成災了,國家讓他們搞得是千瘡百孔、民眾讓他們盤剝得怨氣衝天。這就是王莽為什麼要在他“致太平”時,對地方豪強進行大清洗的根本原因和背景。

王莽首先在中央砍掉地方豪強的根子(如對辛氏家族的處理),然後有計劃地撤換與豪強相勾結的地方官吏,並派遣酷吏嚴厲鎮壓地方豪強。比如,潁川太守嚴詡這個家夥對部下放任自流,姑息養奸,鬧得潁川郡(今河南省中部)壞人橫行,好人遭殃。王莽得知情況後,將嚴詡調回中央聽候處理。嚴詡臨行,當著屬僚的麵,據地痛哭,大家很奇怪,不約而同地說“明府(太守尊稱)吉征,不應如此悲傷!”嚴詡說:“我哪裏是在哭自己,我是哭潁川的頭麵人士啊!我由於手太軟,這次才被調走,新長官肯定是個不講情麵的人,等他一到,不知要有多少人遭殃了,讓我在臨行前預先吊祭他們一番吧!”代之而來的太守姓何名並,是個敢作敢為的人物。當時潁川郡的首惡就是中央政府的尚書令,兼代理司法部長(廷尉,王莽更名為大理)鍾元的弟弟鍾威,他仰仗是“高幹”家屬,橫行鄉裏,無人敢管。這個鍾威在任嚴詡的屬員時,大肆搜刮民財,貪汙千金,可以說罪行累累。何並臨赴任之前,他哥哥鍾元特意向何並免冠求情,希望何並看在他的分上,網開一麵,給他弟弟留條活命。何並嚴詞拒絕說:“定罪的標準在於你弟弟的罪行和國家的法律,不在我太守。”他到郡之後,立刻開始大清洗。鍾威靠著哥哥的權勢,逃到洛陽去避風,滿以為何並拿他無可奈何。除此之外,還有黑社會頭子趙季、李款等人,平時他們手下爪牙成群,敲詐勒索,強奸婦女,操縱地方政治,無法無天,現在聽說何並來了,立刻望風逃竄,企圖躲過風頭。何並則誌在必得,決不允許他們逃脫懲罰。他下車伊始,就組建起一個通曉法律、敢作敢為的十人工作組,讓其中的三個文吏調查取證,讓其餘的武吏到外地追捕逃犯。經過努力,鍾威在洛陽被追捕者就地殺死,其他幾人也被擊斃,當這幾個惡貫滿盈的家夥的人頭高高懸在潁川的鬧市區的時,民眾叫好,豪強屏氣,潁川混亂的治安情況開始有所好轉。

據《漢書·何武傳》記載,在這次大清洗運動中“郡國豪傑坐死者數百人”,說明這次運動的規模確實不小,產生的社會影響也確實相當的深遠。那些,怎樣來評價這次大清洗運動呢?

從表麵看,大清洗運動好象是由“王宇、呂寬案”偶然引發的一場清除異己的政治運動,其實不然。試想,王莽要想“安漢”,要想收拾西漢帝國的殘局,進而要想實現自己“致太平”的儒家最高理想,光靠演演“周公戲”是不行的,為此,他必須一一去解決當時那些積重難反的社會問題,否則他的權勢也好,理想也好,全都得化為泡影。專製政治的實踐證明,時代的浪潮如果把某個人掀上最高權力的寶座,那不僅僅是讓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恣意享樂的,同時也是讓他去有效地管理這個社會的,他至少得使這個社會沿著平穩的軌道向前運行,否則時代的浪潮也將無情地把他從權力的頂峰上拋下來。這點對王莽也決不例外。所以王莽必須著手解決眼前那些積重難反的社會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他遲早要與造成這些問題的既得利益集團發生衝突。關鍵是你王莽選擇什麼解決問題的手段。在專製政治下,象在他這個位置上的人恐怕沒有什麼更高明的辦法,除了拚命的集權,就是拚命的使用暴力,這是專製獨裁者的不二法門。最初,王莽搞的是“克己複禮”的軟工夫,效果如何?鬧得連他的兒子都反對他!到了這個地步,說明他的“克己複禮”的精神文明建設已經徹底的破產了。那就隻能用暴力手段開路了,這樣,大清洗運動出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在這場暴力運動的掃蕩下,人人聞風喪膽、不寒而栗。朝廷上反對的聲音沒有了,地方豪強的氣焰也收斂了,但效果如何呢?王莽及其死黨當然認為他們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王莽為了總結這場運動,奮筆寫了八篇文章,究竟是什麼內容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事後,這八篇文章被當作與《孝經》並駕齊驅的官方經典,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頒行於全國,並且被指定為官吏、知識分子的必讀著作,可見他們對這場運動自持很高。不過這種純粹出於政治宣傳的東西向來沒人認為它有什麼價值。當然,對運動持反對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如一個叫逢明的儒家知識分子對這場大清洗運動就發出了“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的絕望的呼喊,意思是王莽殺叔父,殺親子,殺君之親戚,又盡除前朝老臣,簡直是滅絕人性,所以大禍必然將及。古代的曆史學家對此見解評價甚高,認為逢明很有遠見,能夠由此預見到王莽必然滅亡的命運。其實無論是逢明,還是以後的曆史學家都是心存偏見的觀察者。試問西漢帝國的開山始祖劉邦何嚐不是個嗜殺成性,十分殘忍的家夥!為什麼三綱就沒有絕呢?大禍怎麼沒有降臨呢?翻開24史,試問哪個皇帝,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大有為之君”,雙手沒有沾染上殺人的血跡?他們不都在龍椅上坐得穩穩當當的嗎?為什麼沒人敢放個屁!而王莽殺了幾個人,就大禍臨頭了?我們不想替王莽翻案,沒有這個必要。隻是覺得古往今來,很多人看問題找錯了角度,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總是把道德作為衡量人與事的唯一標準,那我們在曆史中能得到什麼呢?

王莽搞的大清洗運動在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這次運動當然有著王莽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問題是它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當老百姓聽說朝廷突然殺了起來,過去很多他們不敢仰視的王公大臣們轉眼間人頭落地了,他們既感到驚訝、困惑、冷漠,也感到興奮。驚訝的是他們隻知道沒權的人朝不保夕,怎麼有權的人也朝不保夕?困惑的是他們這些人上人要什麼有什麼,幹什麼還要這麼瞎折騰?冷漠的是這些人的死與活與我何幹,不過是狗咬狗一嘴毛!興奮的是殺那些騎在他們頭上拉屎撒尿的豪強好得很,看來朝廷還是有王法的,這不是,昨天還欺男霸女的老爺們,今天人頭卻懸在鬧市的高處示眾了,真是大快人心事!這樣的“德政”沒有“安漢公”行嗎?於是王莽頃刻間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聖人”,說不定天下真的要“致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