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王莽始終是個躲在幕後的朦朦朧朧的神秘人物，論政績，不顯著；論政見，無所聞；論學問，無著述，隻有論起道德人品來，那是有口皆碑的，也正是基於這點，人們才選中了他。因為在西漢帝國烏煙瘴氣的舞台上，除了昏君奸相，就是貪官汙吏；除了驕奢王公，就是跋扈外戚；除了不法豪強，就是章句腐儒。總之，在這群亂社會裏的蛆蟲身上簡直找不到一點閃光的東西。相形之下，王莽的形象也就被襯托得更加令人矚目了。於是在千千萬萬帝國臣民的呼喚聲中，我們故事的主人公──王莽毅然自己拉開舞台上的沉沉帷幕，邁著穩健的腳步走出後台，光明正大地站在西漢帝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第一出“周公戲”中亮相了，並且贏得了個滿堂彩！
為了使天下人更加理解他扮演的角色，這年的六月，他通過朝廷下令“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漢書·平帝紀》）以示他王莽決心要做周、孔的傳人，今後的政治也將貫徹周、孔的政治。
王莽為什麼要扮演“周公”這個角色呢？人們為什麼又非常情願接受“周公”這個角色呢？這確實是個亟須搞清的問題。
我們先得搞清周公是個怎樣的人物。在古代，不知道周公這個人物的恐怕很少，因為他是人們心中的聖人。就連大名鼎鼎的孔夫子也把他奉若神明，佩服得五體投地。孔老夫子在壯誌難伸、窮愁潦倒的晚年曾仰天太息說“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老先生何以有此慨歎？原來，老先生生逢亂世，當時王綱解紐，五霸爭雄，社稷丘墟，生靈塗炭，他一生都在翹首期盼著能有一位象周公那樣撥亂反正的救世主出現，然而孔老夫子到死也沒有盼到這一天的到來，所以悲痛欲絕。春秋時代結束，來到了“道德大壞，上下失序”的戰國時代，孔老夫子的傳人，當時的儒家大思想家孟夫子也曾以萬分景仰的口氣說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夫子在這裏也希望他所在的那個戰亂不已，血流成河的時代能夠出現一個周公式的人物，由他拯世救民，還這個水深火熱的世界以太平。總之，每當中國人陷於絕望的境地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盼望周公這類救世主出現。可以說周公在古人心中已由一個現實中的人物幻化為一個救世主式的理想人物。了解到這些，我們對西漢帝國末期的人們對周公式的人物如此熱衷，王莽又以扮演周公這個角色而出台也就毫不奇怪了。
假如我們驅散曆史的幻象，追究一下曆史的真實，還周公一個本來麵貌，我們會發現，周公雖不是什麼救世主，但確實是活躍於中國殷、周兩個王國興衰交替時期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主要功績和傑出貢獻是：順應曆史的潮流，幫助他的哥哥周武王滅掉腐敗沒落的商王朝，建立了新的西周王朝。周武王滅商以後不久病逝，武王的兒子成王尚小，周公又承擔起治理國家的重任，曆史記載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總之這位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大政治家為了新王朝的穩定和發展，真正作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而使新興的西周王朝發展成為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代之一。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致政成王”之舉，尤其體現出一個胸襟磊落的政治家那種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而不貪權怙勢的高風亮節，而他的“製禮作樂”則在總結了自黃帝以來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奠定了中國文化的走勢，其影響之大更是難以估量的。
如今我們的主人公王莽在其登台亮相之時，也試圖以扮演“周公”這一角色來展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出場戲中，為了表明自己像周公那樣並無政治野心，他對王政君的詔命和群臣的擁戴不是表現出無意權勢的姿態嗎？為了表明自己忠於漢室，他不是除了“安漢公”的頭銜什麼也沒有接受嗎？況且大家不是也為他的精彩表演而喝彩了嗎？但是王莽並不知道，不管他是想真心扮演周公，還是妄圖通過扮演周公撈到點什麼，他都是愚蠢的。因為扮演英雄的人，無論他的演技多麼高明，表演的多麼惟妙惟肖，他永遠也成不了那個英雄本人！那個英雄早已隨著產生那個英雄的時代永遠消逝在不可逆轉的曆史洪流中了。王莽的悲劇命運實際在他打算扮演周公這一角色時就已經注定了。
王莽接受了“安漢公”的頭銜，也就表明他接受了一個“安漢”的苦差使。西漢帝國此時就象一條幫破底漏的大船，在驚濤駭浪中作著垂死的掙紮，王莽將用什麼樣的魔力把這條大破船安全地駛出茫茫的苦海，讓船上的人們獲救？這也許是任何人無法完成的事業，但王莽對此卻信心實足。他的法寶是什麼呢？他認為有兩個：一個是絕對的權力；另一個就是儒家的理想。在他眼中，絕對權力是可以讓曆史任意傾斜的杠杆，是創造奇跡的魔棒。曆史上的名君不就是手中有了這根魔棒才創造了自己的輝煌嗎？同樣，曆史上那些昏君不就是因亂用了這根魔棒而倒撥了曆史進程的時針嗎？今天自己掌握了這根魔棒，隻要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何事而不成！至於他要用這根魔棒怎樣“安漢？他覺得諸如周公、孔子這些儒家的先哲往聖早就在他們的主張、學說中給他定好了位，周公的製禮作樂為他勾畫出多麼美好而又清晰的藍圖，關鍵在於把他變為現實。孔夫子說：“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可見這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如此容易的事情孔夫子自己何以空懷其誌，沒能實現呢？王莽認為孔夫子所以抱恨而終，那是因為他手無寸權。他就不同了，而今他像周公一樣，大權在握，君臨天下，實現“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的理想有何難哉！王莽的信心就在於此。
“安漢”就得集權；“安漢”就得“克己”；“安漢”就得“複禮”，這就是王莽最初的政治三部曲。
王莽自認為權力集中得還遠不夠理想。他觀察到，年已73歲的王政君對事事讓她出頭露麵的政治把戲十分厭倦，於是就抓住這個機會，示意群臣上書說：“過去官吏按業績升遷，但各地推舉的官吏大多名實不符，臣等建議今後被推舉者都應由安漢公審查。此外，太後年事已高，不宜親自過問類似的小事。”此舉正合王政君之意。王莽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壟斷了西漢帝國的最高人事權，從此“權與人主侔矣”。
最高人事權重要在何處，官僚隊伍究竟有什麼威力，致使王莽非把它緊緊地控製在自己的掌中不可？簡言之，官僚政治不是自古就有的一種政治管理體製，在中國的曆史上，它是由夏、商、周王國時代的宗法貴族分權政治向帝國時代的君主集權政治過度時期的衍生物，具體的說，官僚政治管理體製萌芽於戰國時代，確立於秦始皇的秦帝國。它經過幾百年的試運轉，證明非常適合君主專製政治的要求。因為官僚政治的原則是“君賣官爵，臣賣智力”，即君臣雙方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政治上的主奴契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君主把據為己有的絕對權力有條件的分給大小官僚們，在忠實地為專製君主服務的前提下，允許大小官僚以權謀私，以此作為他們忠實服務的回報。這樣，專製君主才能利用奴才般的官僚們編織成一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網，把他的絕對權力伸向他的幅員廣袤的大帝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形成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王莽深知，要圓他的“周公夢”，當務之急就是：修補好已被成、哀這兩個混帳皇帝弄成千瘡百孔的這張官僚之網，然後牢牢地將其攥在自己的手心中，否則將一事無成，所以他必須集權，必須由自己掌握人事權。
集權固然重要，“克己複禮”更被王莽看作是自己的重頭戲。他為什麼這樣重視“克己複禮”呢？這裏麵寓意深焉。今天很多人試圖把王莽的“克己複禮”看作是這個“竊國大盜”掩飾其卑劣行徑的矯柔造作之舉。其實不然，王莽所以急於“克己複禮”，首先他是有所針對性的。盡人皆知，西漢帝國的後期，特別是成、哀之世，社會最嚴重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經濟大滑坡；一個是道德大滑坡。王莽認為這兩個問題的根源主要在於後者，即道德的普遍淪喪。這和當年孔子對春秋亂世的看法如出一轍。王莽看錯了嗎？絕對沒有。當時造成國匱民窮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決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確實是道德的大滑坡，即社會普遍的腐敗。這點連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如漢成帝就曾聲色俱厲地斥責過：“當今社會奢僭成風，沒有限度。公卿列侯親屬近臣本應為民表率，然而未聞有修身遵禮，同心憂國之人。他們驕奢淫逸，追求府第豪華，園林盛美，奴婢成群，服飾精麗，設鍾鼓，置女樂，車服嫁娶喪葬超越製度。上行下效，遂成風氣，如此而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漢成帝也沒看錯，問題是他本身就是個最不可救藥的腐敗分子，他有什麼資格振振有辭地去說別人？因此又有誰去聽他的訓斥。所以他除了作作官樣文章之外，也就隻能任憑人欲橫流，腐敗泛濫了。
王莽現在決心要扭轉這種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麵，挽狂瀾於即倒。他的招數是什麼呢？他的招數就是搞“克己複禮”的精神文明建設。在王莽看來，如果說“集權”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手段，那麼，“克己複禮”的精神文明建設就不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且更是一種最高層次的終極價值追求，是人們的共同理想，這個理想決不是他王莽一時心血來潮，突然搞出來的一朵政治小花絮，而是由周、孔一脈單傳下來的偉大道統！現在這明明在天的道統已被昏君腐儒搞得不絕如縷，不可收拾。作為一個“君子儒”，他立誌接過周、孔燃起的火炬，作個儒家道統的傳薪人，從“我”作起，實踐“克己複禮”的偉大理想。
王莽覺得：你漢成帝，你漢哀帝言行不一，你的說教當然不會奏效；可我王莽從來都是“克己複禮”的表率：在窮愁潦倒時如此；在當大司馬時亦然；如今當了堂堂的安漢公仍然要一如既往，讓天下人以我為準的，讓人人都身體力行，頹墮侈糜之風豈有不矯之理！《漢書·王莽傳》記載他“增修雅素以命下國，逡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即是說他作到了孔子所要求的“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君子儒的標準。考之王莽當時的行事，諸如此類的評價基本還符合實際情況，並非一般的溢美之詞。
漢平帝元始2年（公元元年）天下發生大旱災、蝗災，東方的青州（今山東省東北部）尤其嚴重，流民四溢，哀鴻遍野，考驗王莽的時候到了。在我們這個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國度裏，怎樣抗拒自然災害對社會的侵襲，幾乎成了政治家的永恒主題。不要說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即使是今天，人們在自然麵前仍然是弱者，所以王莽也決不會有什麼回天有術，盡管如此，王莽總算盡了最大的努力，這也就行了。
此時，他又操起了“克己複禮”這個精神武器，準備用它與自然災害鬥一鬥。首先他勸王政君說：“如今天下久受奢侈腐敗風氣之害，百姓多陷貧困者，太後應衣粗衣，省膳食，以示簡約，為天下先”。一句話，打算讓一國之母的王政君站在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前線，以此為契機，大造聲勢，掀起個轟轟烈烈的“克己複禮”運動，移風易俗，節約社會財富，應付饑荒。王政君很快作出了反應，把自己的生活降到了低標準。
王莽清楚，僅把“克己複禮”停留在穿件破衣服，吃碗“憶苦飯”，躲在陋室之中，裝出一副不追求物質享受的窮酸象，那樣就能刹住腐化之風，就能澄清吏治，就能拯民於水火，那未免太天真了。要當周公，就得拿出點真東西來，否則天下人豈能信服？
於是他上書王政君，願出錢百萬，獻田30頃，交給大司農（農業部長）救濟貧民。滿朝文武見安漢公如此慷慨，也不得不紛紛解囊，為救災作點貢獻（獻田宅者230人）；
王莽還在長安城中特辟5區，建房200棟，來收容貧民。
由中央派出撲蝗使者，協助地方滅蝗。災民按撲得蝗蟲的多少，到使者處領取賞錢。
天下平民資產不滿二萬，受災地區不滿十萬，免交租稅。
民有傳染病患者，特設隔離病房，免費醫療。
一家有6人以上患傳染病致死者賜予喪葬費五千，四人以上三千，二人以上二千。
將皇家園林安定呼池苑辟為安民縣（今河北省束鹿縣），安置流民。凡來此為生者，路途供給食物。到後，國家分配田宅日常用具，借予犁、牛、種、食。
王莽的這些救災措施收到一定實效，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次大張旗鼓的救災活動，為自己撈到了一筆難以估量的政治資本。平時，天下百姓看慣了的是官僚們如何慷國家之慨，如何巧取豪奪，如何橫征暴斂，卻從來沒有見過這些蠹蟲掏腰包為國為民做一點點實事！民不聊生、國破家亡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到時候換個新主子不就行了，照樣是榮華富貴、鍾鳴鼎食，這就是中國官僚的普遍心態。如今王莽能夠為國為民著想，不僅能夠實實在在地做些善事，而且自己還大大方方地掏了腰包，真叫人難以置信，莫非大聖人“周公”真的再世了？
這場自然災害總算對付過去了。為了證明“克己複禮”的威力，王莽推功於太後王政君，他率領群臣頌揚太後說：“幸賴太後德澤，終使風調雨順，祥瑞四現。如今災害已過，臣等懇請太後重穿帝王之常服，重食宮中之常膳，保養貴體，使臣等得盡供養之心。”
在局外人看去，這類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實在太淺薄，但當事者迷，即使聽上一百遍仍然會感到舒服，王政君自然也不例外。可沒想到，事後王莽卻又跑到她跟前，勸她不要接受群臣的這番阿諛奉承，讓她下詔拒絕。王政君想：這是玩的什麼把戲？你王莽不是剛剛領著群臣求我恢複正常生活嗎，怎麼又來這麼一手？王莽見王政君莫名其妙，就跟她如此這般地解釋了一通，王政君這才領悟到玩政治的奧妙。她欣然拿著王莽寫好的東西，不由分說地下了一道詔書，煞有介事地說道：
我聽說母後之義在於憂國，現在國有災害，皇帝幼弱，不能親政，國家大事非我誰能承當！所以應當勤勞政事，居安思危，力倡節儉。矯枉必須過正，我不身體力行，將謂天下何！我晝思夜想，期盼五穀豐登，百姓家給人足，等待皇帝成年，還政於他。此時尚非清閑享樂之時，切望群臣自重努力！
讀過詔書，群情激動，至有感慨唏噓者，這場戲又收到了預期的實效。從此王莽也每餐素食，表示效法太後這一與民同甘共苦的光輝榜樣。這回該太後王政君來勸王莽了，她也派使者詔告王莽：“聽說公每餐素食，可謂憂民深矣。今秋幸獲豐收，望公以國事為重，以時食肉。”姑侄倆這出“克己複禮”的政治雙簧唱得是活靈活現、惟妙惟肖、有來到趣，像真事似的；而傻嗬嗬的觀眾們也看得如醉如癡、津津有味、讚歎不已，非常地投入。
王莽意猶未盡，又把戲從朝廷演到了社會最低層。每逢災年，民眾為了求生，常常聚保山林，鋌而走險，與朝廷對抗。而統治階級也往往將其視為亂臣賊子，決不寬貸，嚴加誅殺。因此搞得本已十分緊張的階級關係更加緊張。王莽決定用“克己複禮”來個“軟著陸”。他搞了個示範點，派執金吾的屬官陳茂以將帥的身份，招募了汝南、南陽（今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北部地區）的敢死之士300人，前去招安“江湖賊”成重。經過一番思想工作，成重等200餘人接受了招安。按當時的法律，謀反罪是要殺頭的，家屬也要受到株連。王莽對這些謀反者，網開一麵，寬大為懷，既往不咎。首犯成重攜家屬徙居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由國家賜予田宅，安頓生活；其他脅從遣送回家，重為良民。王莽的這一著很厲害，其他地方的反叛者見此紛紛瓦解，社會秩序很快恢複了正常。
類似的工作，王莽還做了一些，如停建明光宮和三輔地區的“馳道”；讓天下的女囚犯回家服刑；抽調政府各部負責人13名到全國13個監察區，督導農業生產；獎勵執法公平的地方官吏；……
俗語說，成功往往招來野心。暫時粗安的國內形勢使王莽過於樂觀、過於自信，他覺得自己距離“周公夢”僅一步之遙了。周公的“德以柔中國”不是實現了嗎？，剩下的就是“刑以威四夷”了。所以他決定把“周公夢”做到域外去！越裳氏不是獻過“白雉”嗎？但越裳氏名氣太小，知者甚少，小打小鬧，不夠味兒。現在他要搞個盡人皆知的大舉動，來突現大漢帝國的聲威，這樣才能與周公“驅虎豹，兼夷狄”的豐功偉業相媲美！就這樣，他竟把目標對準了北方強大的草原民族、漢民族的夙敵──匈奴（關於匈奴的具體情況以後詳談）。
這年秋天，他果真開始玩火了。當時，中國、匈奴之間的關係正處於曆史上最友好的時期，漫長的北部邊境非常平靜，兩族人民和睦地生活在長城內外，已經淡忘了過去的戰爭烽煙。而王莽卻在國內突然來了個軍事總動員，他命令每郡推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各一人，火速趕赴京師集結，然後派中央特使44人到北方邊境檢閱邊防軍，擺出一副炫耀武力的架勢。
過去，在和平時期，中、匈之間常以“和親”這種特殊的外交方式建立友好關係，即西漢帝國的皇帝將公主下嫁給匈奴的首領單於，雙方結成甥舅，成為親戚。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要屬“昭君出塞”了。這個昭君與太後王政君同是漢元帝後宮的“良家子”，彼此之間還是熟人，隻是命運各異，一個成了中國的皇後，一個成了匈奴的閼氏（皇後），地位相同，天各一方。昭君出塞，成為中、匈兩族友好的象征，也使兩個經常兵戎相見的民族從此化幹戈為玉帛，和平共處。
但滿腦子文化沙文主義思想的王莽卻為大漢帝國的公主下嫁單於，被異族同化而感到難以容忍。從古至今，隻有“用夏變夷”原則，哪有“用夷變夏”的道理！一來為了圓他的“萬邦來儀，四夷賓服”的“周公夢”；二來為了取悅姑姑王政君，滿足她老人家的戀舊心理，他匆忙地派使者去見匈奴單於，讓單於把王昭君的女兒須卜居次雲送到大漢帝國的宮廷，做太後王政君的侍女。匈奴單於自然不願意金枝玉葉的女兒遠離家鄉，跑到迢迢千裏之外的漢朝宮廷當一個下賤的侍女。但考慮到漢兵壓境，敵強我弱，再看看眼前擺著的厚禮，隻好叫使者將女兒帶走。王莽用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目的，這使他頓時產生了一種幻覺：周公“刑以威四夷”的業績也並不難於實現。從此他就沿著一條不可挽回的錯誤之路滑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