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此時的王莽倒沒有因此而飄飄然，清貧的生活鍛煉了他的意誌，使他能夠受寵不驚。如今，他盡管受到舅舅們的青睞和賞識，盡管品嚐到社交界媚語和諂笑的滋味，盡管依稀看見更為美好的遠景，但他清醒地看到，要想站在現在這個不高不矮的位置上，前去爭取整個高級官僚集團的支持，折服那些知識界中的碩學大儒，取悅於皇太後和皇帝，並且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這期間，他顯然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為了這些高遠的目標，理智時時提醒他，從今以後，自己邁出的每一步都必須腳踏實地，正確無誤，否則隨時會前功盡棄，被不名一文地拋進政治垃圾堆中！想到這些，他突然感到有必要認真規劃一下以後的行動方案。目前，固然要保持與王氏家族的密切聯係，但決不能孤注一擲地把寶壓在一個地方，社會各階層對王氏家族的口碑究竟如何，他是極為清楚的。別看人們表麵上卑躬屈膝的阿諛奉承這個炙手可熱的貴戚之家，可背後那刻骨的憎惡和惡毒的詛咒又能瞞得過誰呢？所以，他暗下決心，廣開門路，廣交朋友，檢點言行，竭盡全力把自己包裝成一個與王氏家族成員惡劣形象迥異的人物，即一個有為的儒家知識分子和清廉的官僚形象，使自己雖暗中受惠於王氏家族，但卻讓社會輿論公認他是走出王氏家族陰影籠罩的、具有獨立人格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漢。這種由特殊經曆塑造出來的雙重人格在王莽身上表現的十分突出，可以說它貫穿於王莽的一生，成為我們了解王莽這個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鑰匙。
王莽在“內事諸父”取得效果之後，又積極展開“外交英俊”的社會活動（《漢書·王莽傳上》）。當時的社會名流，如常樂少府（宮內總管之一）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京師屯兵八校尉之一）萁閎、上穀都尉（郡級最高軍事長官）陽並、從事中郎（大將軍幕府中的屬官）陳湯等人都成了王莽與之交往的對象。這些人代表著當時上流社會的各個層麵，王莽並不見得與他們都誌同道合，但要想擴大自己的影響，尋找更多的門路卻非得與他們周旋不可。其中戴崇乃是漢成帝的老師、大官僚、當世名儒張禹的高足弟子；金涉乃是漢武帝的寵臣金日磾的後裔，他出身於“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漢書·金日磾傳》的大貴族之家；至於陳湯更是個傳奇人物，他“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丐貸無節，不為州裏所稱。”（《漢書·陳湯傳》）後來“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同上），成為立功絕域的大冒險家、大英雄。不過，由於當朝權臣疾賢妒能，死抓住他貪婪財物的小辮子不放，（其實哪個官僚不貪婪呢，隻是有的人貪得巧妙些罷了！），弄得他灰溜溜的。後來大將軍王鳳重新起用他，成為王鳳的心腹；王鳳死後，他一頭紮到當朝執政王音那邊，從此得罪了成都侯王商。王莽與陳湯的交往固然要冒不小的風險，可陳湯這個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隻要你喂足了他錢，他就敢替你說話！這樣的事情他沒少辦，如皇太後的同母異父的弟弟水衡都尉苟參死後，他妻子想為兒子苟及求得個封爵，但不好開口，於是就找到陳湯，送上黃金五十斤作為報酬，陳湯二話沒說，很爽快地把事情接過來，並辦成了；還有，弘農太守張匡貪贓百萬以上，遭到皇帝的追查，他暗中托到陳湯，答應事成之後酬謝陳湯二百萬錢，陳湯欣然允諾，答應為之活動。顯而易見，王莽與此人過從甚密，無非是想通過這個官場的冒險家透打關節，把不便於自己出頭的事情讓他去辦。王莽能夠在名利場中旗開得勝，原因很多，用錢開路，買通陳湯是頗為關鍵的一步。據記載，陳湯在接到王莽的好處後，立刻上書皇帝，為王莽明不平，其中說道：“（王莽）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供養皇太後，尤勞苦，宜封。”（《漢書·陳湯傳》）陳湯一炮打響，各方勢力也齊聲呼應，王莽立刻名聲雀起，引起皇帝的極大關注。在廣泛的社交活動中，也有人不買王莽的帳，當時的名士、大將軍王音的另一個心腹毋將隆，在王莽主動向他靠攏時，就給了王莽一個閉門羹，這使王莽耿耿於懷，終生難忘。在廣泛的社交中，去品味世態冷暖的衝擊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對於這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常常能夠處之泰然；但長期過著寄人籬下生活的王莽，內心深處卻有一種病態的敏感，這種病態的敏感乃是人的自尊和自卑的奇妙的混合物，這種奇妙的混合物往往是一個位卑心高的苦鬥者對付眼前那個異常冷酷的世界的精神武器。因此當王莽遇到種類事情時，對此就會做出與健康人截然不同的心理反應，即“寸恩必酬，睚眥之怨必報。”他們把這一原則埋藏在心靈的深處，等待有朝一日按照這一原則搞它一個“君子恩怨分明”！事實證明，在王莽得勢之後，他分毫不爽地一一落實了這一原則，對他恩的，賞及子孫；對他有怨的，報及妻小。後來王莽得勢，毋將隆一家立刻被流放到遙遠的南海之濱──合浦（今廣東省合浦縣東北）去了。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由於王莽社會聲望日隆，漢成帝終於下詔，封王莽為新都侯，封國在南陽郡新野的都鄉（今河南省新野縣境內），食邑1500戶。提升為騎都尉、光祿大夫（職比二千石，負責議論。）、侍中，成為皇帝的侍衛、谘詢近臣，是年王莽30歲。
就這樣，王莽借助各方輿論被捧了起來，正所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但王莽並沒有被捧昏了頭，他在皇帝的身邊宿衛，表現得異常馴順謹慎，爵位越高，越注意自己的節操，所以頗得皇帝的信任。而且他出手大方，仗義疏財，經常用自己的車馬衣物救濟手下的賓客，反倒弄得自己一無所有。除此之外，他繼續廣泛結交社會名流、王公大臣，與他們打成一片，這使那些權橫勢要更加勁地吹捧他。史書上記載“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恰，傾其諸父矣。”（《漢書·王莽傳上》），可見王莽手段之高明。
王莽見自己的招數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於是越發地注重自己的言談舉止的分寸和效果，有時這方麵的表演搞得太過火了，結果遭到一些人的非議，說他過於虛偽。然而他卻毫不介意，沒有一點慚愧地表示，繼續我行我素。當時，有幾件事確實產生了社會轟動。王莽的哥哥王永死得很早，留下一子叫王光，王莽一直把這個侄子撫養成人，然後讓他在博士門下讀書學習。每逢休假日，王莽都一本正經地打點好自己的車騎，攜帶著羊酒，前去慰勞王永的老師，連王光的同學也沾了光。這時“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好不風光！
王光比王莽的兒子王宇年齡小，但王莽卻安排王光、王宇同一天完婚，以示毫無偏心。婚禮那天，王莽的府邸車水馬龍，賓客滿堂。正當大家觥籌交錯，起坐喧嘩之際，家人卻多次急匆匆地跑到王莽跟前，當著大庭廣眾稟報說，太夫人（王莽的母親）又不舒服了，該吃什麼什麼藥了。為此王莽多次離席，跑到後麵去探視母親，這種孝行又贏得一陣陣讚揚。
還有一次，王莽私下裏買了個侍婢，結果讓王氏家族中的一些同輩人知道了，以此嘲笑他偽言偽行，縱欲好色，弄得王莽十分尷尬。其實，對達官貴人來說，買個奴婢又何足掛齒，當時上至皇親國戚、王侯將相，下至地方大員、土豪劣紳，哪家不是奴婢成群？其中多者上萬，少者幾十，畜養奴婢正是西漢帝國末期闊人們的時尚，否則就被認為上不了檔次。可這對王莽來說就是另一回事了，王莽以“敢為激發之行”（《漢書·王莽傳上》）相標榜，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要以儒家的“克己複禮”來嚴以律己，他要讓世人相信，他王莽要在這個爛社會裏身體力行地作一個矯世的道德家。平時，他也確實隨時用儒家的道德準則來嚴格要求自己，可這回卻漏了且！怎麼收場呢？是公開象孔子那樣承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呢？還是遮遮掩掩、文過飾非、虛與委蛇地滑過去？這是區別真誠與偽善的重要界限。遺憾的是王莽選擇了後者。這個選擇是如此的關鍵，以至於它決定了我們的主人公今後的人生走向，而且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為了應付他人的指責和竊笑，王莽故做鎮靜地說：“我聽說後將軍朱博無子，又聽人說這個婢女生育能力很強，這才把她買回來了。”說完，當天就把這個婢女獻給了朱博這個後將軍朱博究竟是個什麼人物呢？以至於讓已經成為侯爺的王莽還得對他如此摧眉折腰！原來這個朱博是當時政壇上十分活躍，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與其他大部分儒家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僚不同，朱博是由最低層的小吏一步步爬上最高決策層的。該人敢作敢為，手段老辣，很有治名。後經大將軍王鳳賞識，選入幕府，從此步步高升，由地方官一直做到光祿大夫、廷尉等“九卿”這樣的顯宦，並且與王莽的叔叔紅陽侯王立是莫逆之交。憑這些，王莽也不敢怠慢朱博，所以，這次莫不如作個順水人情，既能把事情掩蓋過去，保住了自己的聲譽，又實實在在地結交了一個有用的權臣。
從今天看，王莽的這些小動作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的，為什麼在當時會引起那麼大的社會轟動？要想清楚地了解這點，我們就必須把王莽的這些小動作放到西漢帝國末期那個時代背景中考察。我們已經說過，西漢帝國從漢元帝時起就顯出下世的光景：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凋敝，國防力量的削弱，階級與民族矛盾的尖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對此，我們暫且不作詳論。僅就當時的世風而言，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風大熾，儒家提倡的道德信條成了規範人們社會行為的唯一準繩。也就是說，在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文化氛圍中，社會要求包括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在內的所有人都必須成為純粹的道德人。且不說把人理解為純粹的道德人是否合理，就此標準而言，它就暴露出儒家學派“迂遠而闊於事情”的痼疾。“道德人”實際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說教，然而越是理想主義的說教，就越是脫離實際，而越是脫離實際的東西，就越是對人們缺乏吸引力。可是統治階級卻非得把它硬性的定為全民的價值追求，非得要落實這一脫離實際的思想，這樣，隻有兩種辦法可行：或者製造難以抗拒的輿論氛圍，壓迫人們違心地去扮演道德人的角色，從而塑造出一群不可救藥的偽善者；或者依靠國家暴力，強製人們就範。然而道德的本質原是人的自律行為，這麼一來，道德必然要蛻變為刑罰手段，成為禁錮人們的沉重精神枷鎖。還有一點尤其重要，在現實生活中，統治階級本是道德建設的倡導者和推行者，但就是他們這些高高在上，穿著華麗的外衣，傲視下方的大雅君子們最不講道德！在他們迫使紜紜眾生就道德之範的同時，他們自己卻反其道而行之，除了道德，他們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荒淫無恥、陰險毒辣、偽言偽行、矯情自飾。對此，人們必然會問：道德的力量何在？而理想的道德人又在哪裏？人們在失望和憤慨之餘，自然再也不會把所謂的道德當成一回事了，於是人欲橫流，腐敗泛濫，人間變成了鬼蜮世界，西漢帝國的末期就是這麼個樣子。王莽在其青年時代無時不在感受著因道德崩解和信仰危機對人們思想的猛烈衝擊。
但是，感受到危機的也並非王莽一人，相反，大多數民眾早就對這種危機做出了自己的反應，當時流傳著這樣的政治諺語：
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
何以禮義為？詩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民眾極其生動地用寥寥數語，幽默而辛辣地把欽定的儒家價值觀做了全盤的否定，把這個爛社會的本質無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何等的巧妙，然而又是何等的悲哀！
自然，在官僚隊伍中，也有少數一些頭腦清醒的政治家，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對社會上出現的道德大滑坡頻頻發出大聲疾呼。其中漢元帝時的名臣貢禹就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說：“太平不複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漢書·貢禹傳》）這種情況到了王莽所處的時代就更為嚴重了，因此連那些明哲保身的官僚們也坐不住了，不禁跳出來，議論紛紛。他們或者妄談災異，信口胡說；或者互相推委，黨同伐異，調門很高，但卻依舊我行我素。至於王莽，麵對這種危機的衝擊，也做出了他的思考和選擇。這時，他既沒有挺身而出，痛陳時弊；也沒有與爛社會裏的蛆蟲們沆瀣一氣、同流合汙，而是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方式對日見澆薄的世風作出自己的反應，那就是以一個貴戚子弟的身份，潔身自好，身體力行地去實現儒家的信條，以此拯人心、正風俗，從而也打算以此贏得社會的讚譽。沒想到他的矯俗之舉還真產生了強烈的社會轟動效應，各方麵的讚譽和喝彩聲不絕於耳，王莽成了當時的新聞人物！讓一個腐敗社會去讚美道德，這似乎不好理解。其實這裏也沒有什麼難解之處，這就象一片久待甘霖的焦土那樣，對那怕是一滴水珠也會無比診視。道德雖然不能概括人性，但人類社會卻缺少不了道德，因為人類要想生存，就必須建構起一種所有人認同的遊戲規則。從積極方麵講，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消極方麵講，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隻有這樣，社會秩序才能穩定，人們的生活才能照常。然而人類有一種極卑劣的毛病，那就是誰都希望別人成為遵守道德的模範，自己卻利用違反道德去牟利，特別是專製統治者更是如此。可是始作俑者總有一天會品嚐到自己釀就的苦果，當社會生活普遍發生道德達滑坡時，誰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整個社會將爆發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時社會的前景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是西漢帝國末期社會普遍呼喚道德的根本原因。此時王莽“敢為激發之行”，逆潮流而上，身體力行，以道德人自居，確實迎合了當時社會的急切要求。統治階級為了挽救社會危機，幻想抓住王莽這棵救命的稻草，以此重樹統治者本已千瘡百孔的偽道德的新形象；而在專製主義重壓下的一般民眾則似乎從王莽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救星的幻影。兩方麵的渴望不期而遇的交彙到一起，形成了一股輿論的聲浪，而這股社會聲浪居然把王莽掀到了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