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在一個處於權力頂峰的鍾鳴鼎食之家裏，連剛出生的嬰兒都可以錦衣玉食，披金掛紫，但在這群高貴的天鵝中，卻蹣跚的走著一隻被人冷落的醜小鴨。
王氏家族憑借王政君的地位突然飛黃騰達、炙手可熱，幾乎凡能沾邊的王氏家族的成員都撈到了實惠，至少弄到了個一官半職；至於那些戚門近支，就更不在話下了，當時人稱王氏家族是“九侯，五大司馬”，顯赫之勢，曆朝罕見。然而，就在王氏家族權勢如日中天之際，在這個家族中，卻有一個被冷落和遺忘了的人家，它就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王莽所在的家庭。人們一定會問，不可一世的王政君和王鳳何以如此健忘，居然在分配權力的時候漏掉他們的一個至親呢？
原來，王莽的父親王曼雖說是王政君的親弟弟，但卻非一母所生;更主要的是在王政君尚未得勢的時候，王曼就死了。俗語說：“人在人情在”，既然人已經死了，有誰還願意管那孤兒寡母呢？何況王莽在王政君當上皇太後那年，僅有14歲，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讓一個孩子過早的躋身於政治圈，似乎說不過去。總之，由於總總原因，這個家庭沒能乘上王氏家族騰飛的頭班快車。
在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當你被命運的快車拉下的時候，你就得自認倒黴，你就得眼睜睜地看著與你條件相同，甚至不如你的人過著和你天壤相懸的好日子而無可奈何，因為車上那些快樂的人們在享受人上人的滋味時，是決不會突然想起他們還有一個血緣至親還在車下眼巴巴地盼望著他們援之以手呢！
就這樣，王莽成了王氏家族的一隻醜小鴨。
據說王莽的相貌也其醜無比，《漢書·王莽傳中》記載：“莽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瞰臨左右。”這是個什麼形象呢？大嘴叉，短下巴，金魚眼，紅眼珠，大嗓門，聲音嘶啞，總之，在正統曆史學家班固的筆下王莽被描繪成一個有如魔鬼的怪物，這裏顯然有歪曲醜化王莽的意思。不過班固去王莽的時代不遠，他還不至於向壁虛造，王莽長得不太好看恐怕不會是假的。但我們從這隻醜小鴨“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瞰臨左右”的習慣上，不是也可以看到我們的主人公那種卓爾不群、獨立特行的傲世氣質嗎？
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隻好相依為命，過著十分清寒的生活。但對於一個尚未涉世的少年來說，苦難的磨練往往比富貴的浸泡對他更有益處，因為苦難從來就是強者的學校，它不僅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誌，更能使一個人在苦難中開闊視野，放眼社會，參透生活的真蒂，懂得怎樣用自己的能力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地位。孟夫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這個意思。相反，倘若王莽過早地投身到富貴溫柔之鄉的懷抱，必然會被上層社會那種驕奢淫逸、金迷紙醉的畸形生活所腐蝕，把他塑造成一個頭腦顢頇、乖戾恣睢的貴戚子弟，在曆史上這樣的人渣和廢料實在太多了。如果那樣，恐怕也就不會有我們這個主人公的故事了。所以，如果說王莽在以後沒能象其他的貴戚子弟那樣，渾渾噩噩、醉生夢死地成為社會公害，那還真得感謝這段貧寒的生活。
不過，即使如此，這時的王莽也不能與社會底層廣大勞苦民眾同日而語。就廣大的勞苦民眾而言，他們世世代代被壓在權力金字塔的最底層，祖祖輩輩麵朝黃土背朝天地討生活，他們的最高要求不過是食以果腹，衣以蔽體，如此而已。他們做夢都沒有想過權力金字塔的最高處究竟是個什麼情景，對他們來說，那是個神秘、遙遠、美妙、凜然不可侵犯的地方，那裏的人們是那麼高貴、高雅、高大，這些人命該主宰他們這些下裏巴人，他們有時雖然對這些人上人的專橫、傲慢、跋扈、殘忍發出刻骨銘心的詛咒，可他們卻從來沒有人敢於產生與這些人上人平起平坐的奢望。在專製主義橫行的社會裏，不平等就是合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對此，千百年來幾乎沒人懷疑。但這個神仙世界對王莽來說，它卻是那麼切近，近到他就在其中生活。他的姑姑是當朝太後;他的伯父、叔父封侯的封侯，拜將的拜將;就連與自己同輩的那一大群叔伯兄弟，有一個算一個，也都在名利場中弄到了個實權在握的肥缺。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王莽看得清清楚楚：
“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麵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童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漢書·元後傳》）
這種場麵與王莽那種清寒的處境所形成的反差太強烈了，對他的刺激太大了，為什麼同樣是人，同樣的血統，同一個家族，有人活得那麼瀟灑，那麼滋潤，而有的人卻活得那麼艱難，那麼清貧？這些疑問在他那顆剛剛涉世的年輕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痛，使他從很早的少年時代起就嚐到了羨慕、嫉妒、怨恨以及被人冷落和歧視的滋味，從而使他知道了什麼是權力，什麼是富貴，使他在腦際經常縈回著這麼一個難以驅散的念頭：本是同根生，何以我獨貧！由此也就勾起了他對權力的近乎病態的渴望和攫取權力的強烈的衝動。
怎樣才能側身於同輩之列呢？直覺告訴他，眼前有兩條可行的路：一條是靠裙帶關係鑽營上去，另一條是走當時讀書人的常規途徑，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如何抉擇呢？他決定雙管齊下，左右逢源，兩條路都不放棄。但是，當他剛想邁出人生的第一步時，第一條路還難以通行，因為暫時王氏家族中的當權派還沒人想對他大發慈悲，援之以手。所以他隻能選擇第二條路，作為自己人生的開端。讀書人的生涯是清苦的，它要求一個人必須“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得坐住冷板凳，而且要潔身自好，專心致誌的搞學問，經過長時間的艱苦修行，或者能夠學有所成，名聲雀起，被社會所注目，這時才有資格考慮其他的問題。事實證明，王莽通過了這條路上的所有考驗，確實像一個讀書人的樣子，穿上了儒生的長衫，開始苦攻儒家的經典。
我們知道，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西漢帝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巨變就是，過去由孔子創建的儒家學派的思想，從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一躍而成為西漢帝國的國家指導思想。儒家的幾本教材：詩、書、禮、易、春秋（還有一本“樂”，在秦始皇焚書後失傳了），被尊為“五經”，而諸子百家中其他學派的思想和著作則被視為異端邪說，從此嚴加禁絕。這樣，從西漢時代起，中國曆史上就出現了一門稱做是“經學”的特殊學問，這門學問從它出現之日起，竟經久不衰，統治中國思想界達兩千餘年，直到後來滿清帝國滅亡後，這門學問才壽終正寢。
儒家的經典講些什麼呢？為什麼曆代統治者對它如此感興趣？它對我們的主人公王莽究竟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實在一言難盡。簡單地講，儒家學派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它產生於中國曆史上的春秋時代末期的所謂“亂世”。當時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為了探索撥亂世反之正的途徑，為了盡快結束眼前人們爭奪相殺的慘劇，為了重新建立起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於是，高舉起保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旗，試圖以弘揚傳統的道德理性精神來改造人性，拯救世界。這種精神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今天我們仍然非常熟悉的“仁”、“義”二字。當時孔子的學說吸引了很多信徒，影響甚廣，成為春秋、戰國時代的顯學。可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儒家思想卻走了倒運。秦始皇是個法家學說的信仰者，他主張用嚴刑酷法來治理天下，根本瞧不起儒家那套“迂闊”的理論。不幸得很，就是這個把嚴刑酷法當成治國法寶的秦始皇，他的殘暴統治卻引發了民眾起義的燎原烈火，貌似強大的秦帝國僅15年就滅亡了！西漢帝國建立之初，汲取了亡秦的教訓，他們不敢再用秦始皇那套東西了，於是就把戰國時代的“黃老”思想拿過來，作為新的國家指導思想。“黃老”思想主張“與民休息，清淨無為”，這與漢初戰後餘劫、百業待興的社會局麵正相吻合，所以很容易為全體社會成員接受。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劫後餘生的民眾總算得到了一段喘息的機會。由於民眾的積極性起來了，被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很快得到了恢複，特別是到了漢文帝、漢景帝的時候，社會出現了難得的一片繁榮。可是，常言道“歡盡悲來”。“黃老”思想雖然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由於根據它所製定的政策，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力，以至於導致了對社會秩序的失控，在文、景之世甚至爆發了各王國的同姓貴族連兵造反的社會動亂。漢武帝即位之後，麵對前車之鑒，立刻著手調整國家指導思想，因此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漢武帝為什麼要把儒家思想捧得這麼高呢？難道這位予知予雄的皇帝真要當個模範的“仁義之君”嗎？否！那他何以對主張“仁義”的儒家思想如此的欣賞呢？其實這也很好解釋，要知道從古至今，統治者對於某種思想往往是采取各取所需的實用主義態度的。儒家固然講仁義，但他講的不是抽象的仁義，而是有特殊內容的“仁義”。這個特殊的內容就是：第一、堅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製度；第二、堅持國家“大一統”的君主獨裁製度；第三、堅持“嚴華夷之辯”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國際關係。漢武帝覺得儒家思想中的這三方麵內容對西漢帝國的長治久安是深有好處的，所以才把它捧到“獨尊”的絕對高度。並且命令當時的知識分子都必須學習儒家的經典，否則就沒有做官的機會。這麼一來，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了做官，就不得不放棄其他學派的思想，苦讀儒家的著作，讓自己成為一個道地的儒生。儒家的那幾本著作也通過皇帝之手，急劇升值，竟成了不允許任何人懷疑的真理。
到了王莽所在的時代，知識界和政界已經是儒家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麵，“官學”、“私學”林立，“尊孔讀經”蔚然成風；官僚隊伍之中幾乎全是儒家知識分子；在儒風蔚然的時代氛圍驅使下，就連皇帝本人和皇親國戚也都裝模做樣地讀起經書來。王鳳執政後，“時上諸舅皆修經書”（《漢書·穀永傳》）就是一例。可以說，在西漢帝國的後期，孔子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理想真的實現了。可想而知，受到這種特殊時代風氣的影響，王莽致力於“經學”的學習，並且把做一個儒者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也就不足為怪了。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者。”可見，王莽從一開始學習就很投入，很認真，確實在以一個儒家知識分子自居。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逐漸成為一個與貴戚之家中那些無法無天的紈絝子弟截然不同的一類人。他“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飭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漢書·王莽傳上》）從而博得了很好的社會聲望。有人根據王莽以後的政治表現，說王莽從年輕時代就是一個偽善的人，喜歡用偽善偽行去擴大個人影響，釣名沽利。我們不排除有這種可能，但我們更相信作為一個儒家知識分子，他的行為更主要還是受儒家學派的價值觀念的支配，否則社會就不會承認他是儒家知識分子。儒家學派的價值觀念抽象地說就是道德理性；具體地說就是仁、義、禮、智、信。所以儒家知識分子必須進行“為仁由己”的自律、“反而求諸己”的內省、“仁者愛人”的利他等思想和行為的修煉。因此，儒家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行為的道德化。王莽既然是個儒生，那麼他在青年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合乎社會道德規範的美德，就不應用“偽善”二字去簡單地概括了。至少他的行為比王氏家族中那些“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的腐敗分子們更值得肯定。
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和鑽研，不僅確定了王莽的行為規範，更重要的是也確立了他的人生價值目標，即由孔子所確定的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積極入世的人生追求，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態度。沒有這種思想的指導，王莽那種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變革現實的精神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當然，這裏麵也不排除掩藏著卑劣的個人動機，王莽如此，別人又何嚐不如此呢！比如，昭、宣二帝時期的名儒歐陽勝，就直言不諱地對自己的學生講：“知識分子怕的是不明經術，如果把經術搞明白了，取得高官厚祿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如果搞不明白，不如回家種地！”他的話雖然遭到一些所謂的正人君子的譏評，但這這難道不是讀書人中的普遍心態嗎！
其實問題並不在此，而是看你沿著社會的階梯上升到權力階層之後，用你的知識做了些什麼：是“正學以言”；還是“曲學阿世”？這才是衡量一個讀書人的真正標準。曆史學家班固抨擊當時的一些名儒時說：“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漢書·匡張孔馬傳》）班固的這段議論基本上概括了當時儒家知識分子的一般水平，這類人雖身居高位，仍然是孔子所痛斥的“小人儒”。然而也必須看到，還有為數不多的一些儒生，當他們處於廟堂之上時，為了社稷蒼生，也敢於置個人的利益於度外，犯顏直諫，為民請命，他們就是孔子稱讚的“君子儒”。王莽在青年時代顯然是想立誌做個“君子儒”的。
王莽在儒家經典中遊泳，真是得其所哉。他對儒家經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學習方法卻與一般俗儒不同。當時經學內部派別林立，即使是同一本經書，不同的派別也會有不同的解釋。比如立於官學的《詩經》就有齊、魯、韓三家之學；《尚書》就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易經》則有施、孟、梁丘之學，等等。他們之間門戶之見極深，學生們必須死守所謂的“師法”，對本派的學說不許有任何懷疑和一點改正，否則便被看作是離經叛道、欺師滅祖。所以漢代的經師和儒家知識分子們大都是些冥頑不化的教條主義者。王莽則不同，他學無常師，而且不死守一經。他從陳參學過“禮經”，他還從陳欽學過《春秋左氏傳》，他對其它儒家經典也有所涉獵。不僅如此，他在學習上的最大突破是超越了官學、私學的界限。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所謂“官學”，指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時指定的一套儒家經典和解釋這些經典的欽定的流派，至於其他的儒家經典和民間的一些儒家流派則不被官方承認，所以被稱為“私學”。雙方壁壘森嚴，形同水火。王莽所學的《周禮》、《左傳》就屬於不被政府承認的“私學”，這對於一個青年人來說，沒有一點勇氣，沒有一點頭腦，沒有一點反潮流的精神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