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善軍訓體係
宋初三朝軍事訓練不單依靠君主頻繁的檢閱訓練來激勵，還有比較完善的軍事訓練體係作為保障，包括優秀將領、完備的法令、注重激勵機製等等方麵。
（一）精於練兵的武將
《孫子兵法》雲：“將者，國之輔也”，優秀將領不僅在戰場上運籌帷幄，還需要善於訓練軍隊，募兵製下，募兵是否精銳更取決於領兵之人。
宋初去五代不遠，五代時期各藩鎮重視軍事訓練的傳統得到較多延續，如郭進訓練士兵非常嚴格，因而取得戰果也很突出，“禦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蔡審廷屯兵易州，“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見於行在所，賜名馬、寶劍，命為鎮州兵馬都鈐轄。”王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引見司。”名將楊業“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為政簡易，禦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其子楊延昭“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嚐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景德元年（1004），李繼隆在澶淵，宋真宗視察其麾下軍隊，“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
正是組訓者的責任感以及訓練方式適當，使宋初軍事訓練能夠做到實處，經過嚴格訓練的軍隊，當然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砝碼。
（二）法令嚴明、賞罰有序
宋初士兵生活非常辛苦，傷病和天氣都令士兵艱苦異常，頻繁戰爭又使經濟凋敝，無處訴苦。“曾見南兵苦，征遼事亦如。金瘡寒長肉，紙甲雨生蛆。山小韲霜骨，河枯臚腐魚。黎元無處哭，丁戶日相疏。”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開展軍事訓練，作為受訓者的職業士兵，其訓練熱情不是僅僅憑借幾句話語就能激發的，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現。
宋太祖很重視士兵精神激勵，表現出“愛兵如子”姿態。開寶二年（969），其久攻太原不下，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請求率領禁軍帶頭進攻，而宋太祖表示“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結果令“眾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正合“務令將吏與軍士，情同父子，義若兄弟，疾病相扶，患難相救，寒暑饑飽，苦樂均之。”之意。如此簡單的話語對士兵來說仿佛一針興奮劑，足以激發其在訓練與實戰中的熱情。正如之後宋人評價：“太祖善馭豪傑，得人死力。”
當然僅有精神激勵遠遠不夠，還需要用法令約束和物質鼓勵來充分調動地方軍政長官訓練士兵的積極性。前述蔡審廷、王杲等均因為訓練士兵成績突出而獲升遷或物質獎勵。宋太祖針對士兵被將領私役，耽誤訓練之類的情況，嚴厲禁止，保證訓練正常進行。“詔諸道騎兵頗為長吏役使，失於教習，自今禁止之。”
開寶四年（971），宋太祖論及後唐莊宗賞賜禁軍，“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禦，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這裏表達出宋太祖對訓練士兵既不吝惜財物，又法令嚴明，不致使其產生貪惰心理。正是“器甲精堅，日課其藝而無怠惰者矣。選為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驕銳出矣。”
雍熙元年（984），宋太宗親自揀選士兵，選拔將官，所依據的就是日常訓練中的表現。
宋真宗也注重對軍訓中表現優異者的賞賜與升遷，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幸殿前班，召從臣觀騎士習武藝，賜物有差”。次年，真宗命令殿前馬步軍司揀選禁軍，從訓練中表現優異者中選取。
（三）靈活多樣的訓練措施
宋太祖對於各地軍事訓練並沒有製定出統一標準，給予將領充分自由，乾德元年（963），宋太祖派遣往郭進軍中的士兵因為臨陣脫逃，被郭進處以軍法十餘人，太祖聽聞後，雖然表示：“禦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少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壟種健兒亦不足供矣。”但私下還是對郭進的做法表示讚同，“恃其宿衛親近，驕居不稟令，戮之是也。”側麵肯定了郭進訓練方法。
宋真宗不單單對中央禁軍訓練很關心，還派遣使臣前往各地檢查訓練情況，“遣禦前忠佐八人分往京東、西路教閱諸軍。”命令各地將訓練良好的士兵調入京城禁軍：
令河北、河東路部署等巡視軍中，其閱習士卒，有材勇願隸在京諸軍者，聽其自陳，州給裝錢部送闕下；疲老不勝鎧甲者，具名以聞。時河北驍健軍士因防護至京，引對便殿，上詢之，有願留補禁旅者。上以兩河就糧軍多勁勇士，因廣搜擇焉。
不但中央禁軍日常訓練有專職將領負責。地方駐軍定時檢閱訓練也堅持進行，鹹平三年（1000）成都王均之亂，就是由於檢閱時兩軍服裝的差異而導致。宋真宗還認為應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因地製宜製定訓練方法。“戰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主帥之命，若與京師同法，似非便也。”地方將領也可以依據實戰情況，加強某一方麵訓練強度，“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魏府，有兵十萬餘……（孫）全照素教蓄無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
因此鹹平六年（1003）真宗觀看禁軍戰陣後，“睹行伍整肅，甚喜”，評價道：“昨日村民，皆為精銳矣。”
三、水軍訓練由盛到衰
後周世宗繼位後，一直有意於統一全國，其鑒於南唐偏安江南，以長江為天險，不建立強大的水軍部隊，不足以支撐其攻伐南唐的作戰計劃。顯德四年（957）後周世宗征伐淮南，在京師開封製造戰船，用俘虜的南方士兵教授水戰方法，加強訓練，結果取得很大成功：
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即於京師大集工徒，修成艛艦，逾歲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
北宋建立之初，繼承了世宗遺誌的宋太祖依舊重視水軍建設與訓練。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平定李重進叛亂後，駐蹕揚州，於長江上觀看水軍訓練，借此威懾南唐。“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
隨後宋太祖在乾德元年（963）“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將水軍訓練場所移至宮苑附近，以便能夠經常檢閱訓練。“命鎮國節度使宋延幄帥禁旅數千習戰於新池，上數臨觀焉。”繼續經常視察水軍訓練，“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是後觀習水戰者二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