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李靖練兵：“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即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製度，分別奇正，誓眾行罰。”訓練方法既有用旗鼓等訓練士兵熟悉指揮號令係統，又用“六花陣”訓練士兵的戰術素養，“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正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白陰經》中“教旗”法即為陣法訓練有機組成部分。
中唐名將李光弼“能以少覆眾。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非常善於訓練士兵。唐代宗永泰年間，仆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入侵長安，李光弼舊部郝廷玉屯兵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眾如一。”郝氏對李光弼善練兵進行追思，“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
五代時期武人當道，軍隊是決定權力的主要因素，因此軍事訓練很受重視。後梁太祖朱溫在位期間多次親自訓練軍隊，如開平四年（910），“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同年十二月“親閱禁軍，命格鬥於教馬亭。”乾化元年（911），“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踴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十月在相州檢閱的軍隊，“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嶽，勢動天地”。
後唐莊宗尤其重視騎兵訓練，“誌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眾，以取必勝於天下。”天祐八年（911，後梁開平五年）梁唐戰於柏鄉，“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後，囂聲若雷，王師進退有序，步騎嚴整，寂然無聲。”如果沒有平時良好軍事訓練作為保障，在實戰中做到上述表現應該是相當困難的。後漢乾祐三年（950）隱帝下令：“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當時許多藩鎮也非常注重軍事訓練，謝彥章善於訓練騎兵，“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鹹樂為用。”劉仁恭鑒於和後唐李氏關係破裂，“募兵練眾，常無虛月。”
隋唐五代的軍事訓練由於軍事需要，開展得相對比較理想。《唐李問對》和《太白陰經》反映了這一時期訓練內容和方法日趨完備，在技能和戰術訓練相比前代均有所創新，而其許多訓練思想對之後宋代軍事訓練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