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訓練方法和內容上要遵從循序漸進原則，即“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先學習單兵格鬥、拚殺技術，而後學戰術，熟悉各種陣法，《六韜》和《尉繚子》也持相似思想。之後再配以各種指揮號令係統訓練：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鶩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
最終能夠做到“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
（3）注重精神訓練。諸子認為士兵作戰是憑借高昂的士氣和勇敢頑強的戰鬥精神，“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因而說：“凡戰，以力久，以氣勝。”《吳子》雲：“凡製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這種明恥教戰即為激發士氣的意誌訓練。而《孫臏兵法》提出的“五教之法”中“處國之教”就是對士兵的政治教育訓練。
（4）重視將帥的選拔與培養。孫子認為優秀將帥是“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並提出選拔標準：“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六韜》中為將“五材”：“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吳起認為將領的選拔要能“總文武”、“兼剛柔”，懂得為將之道；反對以匹夫之勇作為選拔將帥的標準，要用“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者為將；將領要善於使用兵器，利用地形，明了戰法，熟悉各種戰陣，這樣的將帥才是“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5）強調依法訓練。製度和紀律是訓練的保證，“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對此，尉繚子主張軍隊的訓練必須依靠嚴格的製度來保障，“凡兵，製必先定。製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並作了詳細規定，“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還把訓練紀律與戰場表現聯係起來，“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罪。”隻有如此，才能做到“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在中國數千年冷兵器時代，軍事訓練體係大體沒有超過以上五個方麵範疇，所不同的是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紀律、命令的內容各異，要求士兵掌握的技能不盡相同，有高有低，有簡單有複雜，但是結果和目的相同，都是為了將士兵訓練成為百戰百勝的精銳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