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甚至認為，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造成不穩定的重要變量，並且正是這些能夠滿足希求的變革使人們認為迅速的經濟增長會造成以下情況：
毀壞傳統的社會集團（家庭、階級、種姓），從而增加“失去社會地位的人數......這些人在某種情況下會助長革命的發生”。
新產生的暴發戶難以完全適應並同化於現存秩序，他們要得到與他們新的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
地區性流動的增加破壞社會結構，特別促使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從而產生社會離異和政治極端主義。
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的人數擴大，從而拉開貧富之間的距離。
人們增加的是絕對收入而不是相對收入，從而使他們對現存秩序不滿。
為了提高投資而需要對消費實行總體限製，從而造成公眾不滿。
增加識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對新聞媒介的接觸，使人們的希求提高到無法滿足的地步。
在投資和消費分配方麵加劇地區之間和種族之間的衝突。
提高利益集團組織的能力，從而提高這些集團對政府提出要求的份量，而這些要求又是政府難以滿足的。
總之，在上述關係範圍內，經濟增長以某種速度促進物質福利提高，但卻又以另一種更快速度造成社會的怨憤。
腐化是動亂的另一重要原因。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顯然，在所有國家都存在著腐化，但腐化程度顯然與社會經濟的迅速現代化有關，其中一點就是，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從而進一步助長了腐化行為。因為財富和權力來源與政治關係在該社會居統治地位的傳統規範中沒有明確定義，處理這些新舊財富和權力來源的現代規範也沒有被該社會居統治地位集團所接受。從這個含義上說，腐化是握有資源的利益集團崛起和這些集團為使自己在政治領域內產生影響所做努力的產物。此外，現代化通過它的政治體製變革來加劇腐化。貿易、海關、稅收方麵的法令和對那些牽涉麵廣而又有利可圖的行當的管理，諸如賭博、賣淫和販毒等方麵的法令，常常成了滋生腐化的土壤。
鑒於上述分析，亨廷頓強大政府論的政策導向就是建立在第三世界這種觀察和估價之上的，其要義是，欲根除國內政治動蕩和衰朽，這些國家必須樹立起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
亨廷頓著名的“現代化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命題指出的這一二律背反的悖論，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所正視，對正在致力於探索新型現代化道路的中國來說同樣不無啟發和借鑒作用。然而，亨廷頓對“現代化動亂論”的經驗性論證同時帶著不容忽視的缺陷﹕
首先，戰後，第三世界各國在時間和地域空間發展現代化的模式是多樣的，由於各國現代化模式不同，其後果也肯定大相徑庭。“現代化動亂論”無法解釋為何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會產生動亂，而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則是在相對穩定中實現了經濟快速起飛的。因此，“現代化動亂論”並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一般趨勢和一般模式。_
其次，“現代化動亂論”的作者顯然未能脫出“歐美中心論”的窠臼，認為西方早期實現現代化的英美等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後期國家民族振興的參照和歸宿。作為參照和歸宿，第三世界最終將怎樣走，作者卻無能為力，從而使“歐美發展模式”作為第三世界的楷模之路變成“此路不通”的絕境。
再次，“現代化動亂論”的最大缺陷在於根本忽視了從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製轉型入手來考察事物的本源。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經曆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動蕩和分化。從1989年6月波蘭大選開始，東歐風雲突變，到年底出現了雪崩式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領導相繼易手，社會主義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折。1991一年12月，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正式解體。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繼東歐劇變後的又一重創。造成這種曆史悲劇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是，長期以來，這些國家高度集中﹑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束縛了國內生產力發展，經濟上不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以致相當一部分人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這不能不說是這一動蕩的根本原因。在經曆了曠日持久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僵化模式後，中國成功地駛入了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快速道，但在改革過程中卻麵臨了一係列深刻而又難以趨避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這同樣來自社會主義傳統體製這一終極原因。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受時代曆史的局限，其理論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