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傳統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型的深刻過程中，這一現代化的實現將從根本上加強其社會穩定性。然而，現代化進程卻又不一定給中國社會穩定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相反，在它發韌初期甚至中期，會伴隨著大量不穩定因素滋生。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都已證實了這一點。建立在體製艱難轉型中的種種社會亂像表明，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廉潔而又有效的政府，以根除國內政治社會動蕩和腐朽，保證中國向市場經濟的有效轉變和現代化進程的順暢進行。
一、穩定與動亂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約20年間，一大批先前的殖民地擺脫了宗主國的統治而獨立，躍躍欲試地想早日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麵對此種前所未有而又帶有挑戰性的世界政治新局麵，西方學者，主要是美國學者，先後提出了正統現代化論和現代化修正論。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就是立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發生於第三世界國家政治舞台上的現狀，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一書中，宏觀論述了不同類型的新興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治秩序論。（注解64，[美]塞繆爾·P·享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北京：三聯出版社，1988年。）該書的出版標誌著美國學者對第三世界國家變世求治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因此立刻產生了巨大影響。
亨廷頓在上述一書中的最重要命題便是“現代化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注解65，[美]塞繆爾·p·享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北京：三聯出版社，1988年，第46、54－56頁。）論證這一命題的一個基本事實便是，戰後許多新興國家在經濟上有了長足進步，但卻未能如現代化理論家所預期的那樣，在政治上也發生相應或同步的進展。不僅如此，有些國家的社會更加混亂了，普遍地出現了亨廷頓稱之為“政治腐朽”的現象。
在亨廷頓看來，不僅社會經濟現代化產生政治動亂，而且動亂程度還與現代化速度有關。他認為，西方的曆史經驗證明了這一點，“大批人迅速湧進新發展的城市地區，遭致群眾運動的興起”。（注解66，與注解65同。）歐洲特別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曆史經驗同樣表明，哪（用的對！--作者）裏“工業化進展迅猛，形成工業化前和工業化後社會的嚴重脫節，哪裏就會發生更加極端主義的工人階級運動”。將1953至1962年間67個國家的八個現代化指數（小學和小學後教育、卡路裏消耗量、生活費用、收音機、嬰兒死亡率、城市化、識字人口比例和國民收入）的6個綜合變化率與1955年至1964年間這些國家發生的動亂進行比較，得出的相關量為0.647。“無論從靜態角度，還是從動態角度來衡量，向現代性進展的速度越快，政治動亂也越嚴重”。亨廷頓用下麵一段話來概括一個動蕩國家的大體輪廓：
“在現代性麵前感到眼花繚亂；社會的傳統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個國家麵臨著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麵要求改弦更張的壓力；製造經濟產品和提供勞務輸出的新的’更好的‘方法連珠炮般地殺來；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革一般說來已使大家牢騷滿腹，而政府未能滿足群眾日益提高的期望，尤其使百姓怨聲載道”。（注解67，與注解65同。）
政治動亂所以在20世紀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蔓延，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那裏的現代化進程過快，因為其速度遠遠超過早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進程延續了幾個世紀，大體上說，每次隻解決一個問題或對付一種危機。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央集權、民族融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社會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時發生。亨廷頓進一步解釋，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現代化的英國，這一階段從1649年到1832年共延續了183年，第二個實行現代化的美國，從1776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時間。從拿破侖時代進入這一階段的13個國家，平均所費時間為73年。但是，對於那些在20世紀開頭25年進入這一階段，到60年代已嶄露頭角的26個國家中的21個來說，這一階段平均卻隻有29年。